一直以来，作为一个远离二十世纪喧嚣城市生活的阳光充沛的庇护所，巴哈马一直是都市人群最喜欢的度假胜地。然而，在去年（译注：指1964年）的3月、4月或5月，那些做了错误决定前往该群岛度假的数百名无助的人，可能更希望他们呆在家里而没有启程，因为这个小小的群岛正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它被来自美国、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几乎所有主要出版物的报纸记者、杂志作者和摄影师的入侵大军所占领，还有来自ABC、NBC和BBC的电视剧组；身着光鲜的公关代表、性感泳装的女明星；替身演员、临时演员、化妆师、摄影师、剧本女郎、布景设计师、电工和各种闲杂人员。白色的海滩上布满了各种电缆，音响轰鸣；身穿橙色潜水服的蒙面人手持长矛枪，在海里追逐。近海停泊着有着一艘充满未来主义特质的双人潜水艇和一艘巨大的、光滑的、伪装成豪华游艇的时速95英里的水翼船。而附近一户人家奥林匹克赛池大小的游泳池里，放养着一群虎鲨。
在这场暴风眼中，大部分时间被镜头拍摄范围之外的数百名狂热崇拜者们包围着的、有点对这种热情不胜其烦的，正是引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34岁的苏格兰男人，而他被世界影迷所熟悉的身份则是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笔下无坚不摧的超级间谍詹姆斯·邦德。康纳利正在这里拍摄电影《霹雳弹》（Thunderball），这部投资550万美金的商业大片有望成为当时耗资最大的邦德电影。前三部影片《诺博士》（Dr. No）、《来自俄罗斯的爱》（From Russia with Love）和《金手指》（Goldfinger）已经吸引超过一亿人进入影院，赚取了超过7500万美元；催生了一连串模仿间谍电影和电视剧；销售了大量的邦德007的衍生产品，从牙膏、T恤、风衣、高尔夫球杆到睡衣、附件盒、床罩、洗漱用品，甚至还有一个一按按钮就能变成步枪的玩具晶体管收音机；再加上弗莱明的原著，它们已经用11种语言卖出了大约6千万册；“邦德现象”激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和研究成果，其中就有声称评估关于“邦德综合症”的性和社会学意义的论文。当然，它们也给电影的男主角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和可观的财富。然而，这两件事都似乎来得有些慢。
在很多方面，康纳利与他优雅知性、伊顿公学出身的银幕形象截然相反：他是一个喜欢喝啤酒而不是白兰地、喜欢打扑克而不是玩百家乐的粗人。他是一个爱丁堡木匠的儿子，13岁辍学，从事各种生计惨淡谋生，当过马夫、棺材抛光工、救生员、海员、模特、次中量级拳击手、印刷厂学徒，最后在一家小制作公司的 “南太平洋”乐队中担任合唱团成员，周薪35美元。之后康纳利被“追求快钱”的念头弄得头晕脑胀，他觉得最好是去当一名英式足球职业运动员，之后则立马决定要在演艺界开辟事业。经过几个月刻苦的戏剧学习，他找到了一些扮演小角色的机会，之后是一些主要角色，最后在莎士比亚剧目戏剧（饰演包括麦克白和热刺等角色）和伦敦戏剧电视节目（包括《拳台血泪》［Requiem for a Heavyweight，1957］）担任了主角。26岁时进入了电影圈，签约了20世纪福克斯公司，不过也只在一系列过目即忘的电影中不显眼地出现过，最终在《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1962）中以走秀的方式结束。
然后在1961年的某一天他接到了一对美国电影制片人、艾伯特·布洛柯里（Albert Broccoli）和哈里·萨尔兹曼（Harry Saltzman）的电话，让他到他们的伦敦办公室去面试。他去了。尽管此时的他依旧还是无名之辈，但这两个人当场被他“充满自信的动物磁性”所吸引，立马决定赌上100万美元，让他在银幕上展现出这种品质，成为一部名为《诺博士》电影的男主角。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的投资。在影片上映后的三周内，康纳利每周都会收到几千封影迷的来信，他扮演的这个角色、詹姆斯·邦德，以其风趣的自信，顺利地成为国际性的全民英雄；接着是更为轰动的《来自俄罗斯的爱》；然后是《金手指》，它将邦德热潮升级为十年难得一见的票房盛宴……而它的主人公不仅成了一线巨星，而且在许多女影迷看来，他也代表了电影中叱咤风云的男性性感符号。
在这个传奇性的成功故事中只存在着一个缺陷：演员并不喜欢他扮演的这个角色。自007系列开始以来，康纳利在两部非邦德电影中的表现已经足够令人称道（《艳贼》［Marnie，1964］和《美人局》［Woman of Straw，1964］），影评人也对他在最新电影《山丘战魂》（The Hill，1965）中的表现大加赞赏；但他作为邦德的公众身份已经被完全认同，以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名字比他本人的名字更为人所知，而他的脸——不是弗莱明所描述的那个——是《花花公子》杂志用来作为小说插图的脸，已经出现着我们独家出版前连载的最后三本邦德书中。在《霹雳弹》之后，康纳利还签约要拍摄另外两部007谍战片（《女王密使》［On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译注：此片后为澳大利亚模特乔治·拉扎贝 George Lazenby扮演007］以及可能的《你只活两次》［You Only Live Twice］），但他对自己在银幕上的另一个自我很是矛盾；虽然他最近对一位记者说“邦德对我很好，所以我不应该打击他”，但他坦言自己“已经受够了所有关于邦德的这一切”。
为了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形象背后的男人的信息，我们找到了他在伦敦的媒体代表，要求进行独家采访。他们说，我们见到他的机会不大，因为康纳利在《金手指》之后的几个月里，越来越不愿意和媒体谈论邦德、或者其他任何事情。经过两周的等待，我们在寄给他家的纸条上再次提出了我们的要求。他和妻子、女演员黛安妮·赛琳托（Diane Cilento）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位于伦敦西部郊区的一所前修道院里。第二天，他给我们打电话，邀请我们在当地的一家酒吧一起喝一杯。我们照做了，发现他起初几乎和名声一样沉默寡言，但在多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开始松口了；不久之后，他对我们的谈话比以前发表的任何时候都要自由、坦率和充分。几周后，我们在巴哈马拍摄《霹雳弹》的间隙再次约到了他。我们就在片场完成了和他的对话。我们的访谈长篇大论地提及了之前我们曾被警告过的、他不会讨论的话题：詹姆斯・邦德。
你是如何看待邦德小说和电影取得的巨大成功？
CONNERY: 恩，时势造英雄。邦德是在战后出现的，当时的人们已经厌倦了配给制和枯燥的生活，厌倦了廉价服饰以及支配生活的灰暗色彩。这个角色的出现，就像一把热刀切开黄油，用他的服装、他的车、他的酒和他的女人，直接切开了这一切。邦德就像是当今时代的一种生存工具。男人们都想模仿他，或者至少是他的成功；而女人则为他神魂颠倒。
你自己也像模仿他吗？
CONNERY: 对他的优点，我想是的。他的自制力，他的决定力，他为了生存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能力。今天有太多的社会福利，人们已经忘记了什么该由自己决定，而不是让别人来决定。所以邦德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自从你扮演了他之后，你是否也拥有了如上这些特质？
CONNERY: 我想我在扮演邦德之前就已经具备了这些特质。但作为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经验更为丰富了，这是肯定的。而且我现在也打高尔夫，以前从来没有打过。我是在《诺博士》之后开始的，并不是因为邦德和弗莱明都是高尔夫爱好者，而是因为我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踢足球了，而高尔夫是一项你可以玩到90岁的游戏。
你还有其它和邦德一样的体育爱好吗？
CONNERY: 哦，我玩牌，不过不是百家乐，主要是玩扑克，当时在“南太平洋”乐队巡演时玩得很凶。还有，和邦德一样，我也喜欢游泳，不过都是在水面上的。像《霹雳弹》里背着氧气筒之类的玩意并不会让我感到兴奋。我害怕鲨鱼和梭鱼，我丝毫不掩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我对它们过敏，就只是单纯的恐惧。
你是否像邦德一样拥有枪支和汽车方面的专业知识？
CONNERY: 是的，我开过赛车，对枪支也有些经验，因为我在海军当过军械师。但我对间谍活动和狙击镜之类的东西一无所知。在扮演邦德这样的特工时，必须要及时把握住一些即时性的东西，比如衣着、体能、幽默，还有在危险情况下的冷静……
还有对付女人的出色技巧？
CONNERY: 嗯，是的。我想，我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经验。但我从来没有像弗莱明所说的邦德那样，是个花花公子。当然，一个人永远不会失去对美女的欣赏，即使他不沉迷于此。我还是喜欢和女人在一起……不过，我也喜欢和男人在一起。当然，他们提供的是一种不同的乐趣。但我对过去经历的女人并没有怀旧的兴趣。
有一些批评弗莱明的人声称邦德的吸引力仅仅是基于性、虐待狂和自命不凡；然而他的捍卫者，最为著名的当属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则认为邦德是坚强、忠诚和毅力等令人钦佩的品质的宝库。您是怎么看他的?
CONNERY: 他真的是捍卫者和攻击者提及的所有品质的混合体。当我和弗莱明谈起邦德的时候，他说在构思这个角色的时候，邦德是一个非常简单、正直和坦率的警队工具，是一个会相当执着地执行工作的公务人员。但他也有很多被认为是自命不凡的特质，比如喜欢喝特殊的酒等等。但如果你把邦德置身于他参与的所有事件中，你就会发现，他从事的是一个非常艰苦、高尚、非同寻常的事情。因此，满足他所有感官的需求也是非常正确的，无论是性、酒、食物还是衣服，因为这份工作和他一起，随时都可能终止。但艾米斯提到的美德，像忠诚、正直也是存在的。比如说，邦德不追求已婚妇女。从这个层面判断，他的表现相当不错。
你觉得他是个虐待狂吗？
CONNERY: 邦德面对的是十足虐待狂的对手，他们想出各种极为疯狂的计划来摧毁、残害或肢解他。他必须以牙还牙，否则他只有被玩的份。
你是如何看待粗暴对待一个女人，就像邦德有时候做的那样？
CONNERY: 我不认为打女人有什么特别的不对，虽然我并不建议用打男人的方式来打。如果所有其它选择都失效了，而且已经有了足够的警告，那么打一巴掌是可行的。如果这个女人是个婊子，或者歇斯底里，或者不断地血口喷人，那么我会这么做的。我觉得男人要比女人稍微先进一点，领先于女人。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没有别的原因，我想应该就是因为男人的身体构造方式。但我不会说自己是虐待狂。我认为邦德对女人的吸引力之一就是他的果断，甚至带有点残忍的。女人的天性就是不果断，“我应该穿这个吗？要不穿那个？”当一个对一切都有绝对把握的男人出现时，那他简直就是天赐之物了。当然，邦德从来没有爱上过一个女孩，这也是个好办法。他总是做他想做的事，而女人喜欢这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女人为那些对她不屑一顾的男人而疯狂的原因。
你觉得为了和一个女人上床告诉她你爱她这样合适吗？
CONNERY: 你可以说些口是心非的事情。我觉得在话语出现之前，总是先有肉体的接触和身体的满足。有些话说在前，有些话说在后。但总归都是行动为先，言语在后。
自从你扮演了邦德之后，女人们是不是觉得你更有魅力了？
CONNERY: 我想是的，因为她们一定会把真实的人和她的想象混杂一起。我经常收到很多女人寄来的说些奇怪事情的信件。我将它们交给我的秘书来做正式确认。如果我真的开始像邦德那样对待任何一个女人，估计她会跑得比兔子还快，或者还会叫警察来。
这也引出了许多弗莱明的批评者所提出的观点。他们承认邦德的冒险故事很有趣，但却谴责他是对性爱魅力的夸张描绘，而他的性爱行为是不可能的不自然的。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CONNERY: 不，我不这么认为。对于一个演员或者一个作家来说，最主要的关注点不是可信度，而是去时间化，我能理解这一点。因为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我真的认为你真正乐在其中、享受快乐的时刻，是在你完全忘记了现在是什么时间的时刻。当你完全沉浸在一出戏、一部电影或一个聚会中，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你也不知道它已经进行了多久；这种情况下你通常就会找到满足感和幸福感。当一个艺术家能够为观众这样暂停时间的时候，他就成功了。我想，“可信”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可信性是之后才有的；或者是不可信，如果事后你想质疑，那是你的事。但编剧和演员的工作就是为你在阅读和观影的时候消除时间的痕迹。这正是弗莱明为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所做的事，这也是我在邦德电影中所努力实现的。
尽管你在这个角色上取得了成功，但你可能知道，一些评论家认为你并不是扮演邦德的合适人选。对此你有何感受?
CONNERY: 在我得到这个角色之前，我可能会同意他们的看法。如果你问任何一个选角导演，谁会是那种能扮演一个伊顿公学出身的英国人邦德的合适演员，那我做为一个出身苏格兰工人阶级的人，应该会是最后一个进入这个名单的人。我的脸型并不特别适合；16岁的时候我看起来就像30岁了，虽然我在20多岁之前从未真正意识到年龄。当我和拉娜·特纳（Lana Turner）一起演戏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28岁了。现在的我甚至比那时更注意时间和年龄。但今天我的脸被接受为邦德，那也就顺其自然了。
当你得到这个角色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CONNERY: 当我从惊讶中缓过神来，真正开始考虑之后，我并不是非常想演这个角色，因为我能看得出，如果拍好了，它一定会是一个系列的第一部，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参与其中，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合同。合同会让你窒息，而我想要自由。
那你为什么接受了这个角色呢？那是……因为钱吗？
CONNERY: 不完全是。我知道如果拍得好的话，这将是一个好的开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但我必须坦诚地承认，我当时并不认为它会像它后来这样的成功，尽管它具备了成功的各种要素: 性爱、动作，等等。我想，唯一缺乏的就是幽默。幸运的是，导演特伦斯·杨（Terence Young）同意我的看法，即通过注入幽默，赋予它别样的味道和不同的维度，但同时又要把它演得绝对直白和现实。
在你拍摄《诺博士》之前，你对邦德做过任何研究吗？
CONNERY: 基本没有。几年前我读过小说《你死我活》（Live and Let Die），然后和弗莱明见过几次面讨论过邦德，仅此而已。
你对弗莱明的印象如何？
CONNERY: 他精力充沛，好奇心很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你可以和他聊天，喝酒，因为他有兴趣广泛。他之所以成功并引起了所有的争议，是因为他的文章是如此优秀的新闻报道。他总是为他的人物构思非凡的情境，安排奢华的会面，胸有成竹。他总是偏执狂般的精确，这源于他的好奇心。当他在讨论任何事情的时候，比如一辆卡车如何工作、或者一台机器、或者桥上的某个序列，都有一个大脑在工作，同时涉及到大量的研究，他说的那些可不是什么废话。这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他的精力和他的好奇心。
无论如何，《诺博士》大获成功了，而你发现自己签了一个系列的合同——正是你自己说想要避免的。
CONNERY: 是的。不过合同也允许我去拍摄其它电影，而我只需要再拍两部邦德电影。
哪两部？
CONNERY: 《女王密使》，以及可能的《你只活两次》。他们希望一月份在瑞士开始拍摄《女王密使》，但我不太确定那时自己是否有时间，而我也不想急于求成，虽然他们说那时候的雪景会是最好的。我不会在催促任何事情了。
我们会很期待这两部电影，尤其是我们有幸在这两本书精装出版之前做了独家连载。你认为这个系列的成功还会继续滚雪球效应吗？
CONNERY: 嗯，这是一个健康的市场，而且它一直保持着，因为每一部成功的电影都变得投入更大，噱头也更刁钻。但我们必须小心下一步的发展，因为我认为《霹雳弹》的规模和噱头已经到了极限。在《霹雳弹》中，我们让邦德有大约40%的时间在水下，有一场水下爱情戏，还有天上的水母攻击，还有海底的双人潜艇，邦德还受到鲨鱼的威胁。而不是阿斯顿·马丁轿车，我们有一艘水翼船，伪装成一艘木屋形状的巡洋舰；邦德背着一个自走式喷气装置逃跑。所以现在所有的花招都已经用完了，而这些也是我们所期待的。现在需要的是改变路线，更加关注角色本身，以及更为有趣的对话。
如你所知，还有另一部邦德电影正在拍摄中，《皇家赌场》（Casino Royale），是由另一家公司制作的（译注：指哥伦比亚影业改编拍摄搞笑版《皇家赌场》）。在那部电影中，将由其他人来扮演邦德，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CONNERY: 事实上，我觉得看别人怎么演会很有趣的。很多人都可以扮演他。没有什么理由说他们不可以的。
不过你是公众心目中邦德的代言人，你就不担心不停地重复吗?
CONNERY: 让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吧。这类采访的问题是要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传达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你不是邦德，在成为邦德之前你做的不错，成为邦德之后也做得挺好的。在邦德之前我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在舞台上表演经典剧目，但是这些都没有被公诸于众。所以你看，邦德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问题，也有点无聊，但你必须要接受它。
你对你所拍的非邦德电影满意吗？
CONNERY: 《艳贼》，当然还有点保留。但我对《美人局》不是很满意，尽管更多是我自己的问题。当时我一直马不停蹄得工作，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并试图为它提出改写建议，同时又在制作另一部几乎已经确定不可能完成的电影。那真是一个教训，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山丘战魂》怎么样？你对自己的表现还满意吗？
CONNERY: 那是自邦德电影以来我第一次有时间去准备的电影。我提前和导演及制片人把我要做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弄清楚，看看我们是否都在同一个轨道上。然后我们就像强盗团伙一样，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部电影，整个拍摄过程都很兴奋。即使在放映之前，《山丘战魂》对我来说也算是成功的，因为我关心它并全面参与了它的制作。至于下一阶段如何被放映和被接受，那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等《山丘战魂》上映的时候，我应该就会参与到《霹雳弹》中去。到时你就会完全置身事外，一部电影就像一只从窝里飞出来的小鸟，一旦出来，小鸟是自由翱翔，还是摔得屁股开花，都由它自己决定。当《美人局》遭到恶评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无论《山丘战魂》发生什么，都不会影响我对它的看法。
你认为你作为邦德的票房号召力与你在《山丘战魂》中担任主角有关系吗？
CONNERY: 当然，所有一切都与它有关。事实上，如果没有邦德，它可能根本就不会被拍出来。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里面有很多优秀的演员 但如果没有我的名字，这部电影可能会被认为是一部非商业性的艺术电影。我的参与给了制片人经济上的自由，让他们有机会去制作。多亏了邦德，我发现我现在和其他一些演员一样，如果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合同上，就意味着资金会到账。
说到资金，两年内你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明星之一。作为一个工人的儿子 你是不是很享受这种新富的状态？
CONNERY: 那是自然，我得到了所有想要的。我认为我有权享有它。对此我没有任何矫饰的虚伪。我不相信那些在车库里挨饿的东西，或者只满足于艺术欣赏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为钱做任何事。我放弃了《万世英雄》（El Cid，1961）里的角色，在牛津大学的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剧中以每周25英镑没有任何其它附加生活费的报酬演出。不过就这个系列而言，在接下来的两部电影之后，再继续接拍的唯一条件就是一百万美元加一定比例的票房毛利。
你出演《诺博士》的报酬是多少？
CONNERY: 6000英镑（相当于当时的16800美金）。
我们听说你现在每部电影能拿到50万美金。
CONNERY: 我从不问别人赚多少钱，也不告诉别人我赚多少钱。
但50万这个数字会不会有点太离谱？
CONNERY: 不会的，一点也不。
尽管有这么高的收入，但是听说你对花钱还是相当谨慎。真的假的？
CONNERY: 我并不吝啬 但我对花钱很小心。我不会挥霍无度，因为钱能给你权力和自由，让你随心所欲。我尊重它的价值, 因为我知道挣钱和守财有多难。我来自一个相对贫苦的家庭，我们必须满足于已经拥有的东西。一个人不会忘记这样的过去。
你是如何支配你的新财富的？
CONNERY: 嗯，我买了一辆二手捷豹，又买了现在住的房子，还有大约一英亩的土地；但我不投资土地，也没有什么佣人，除了一个秘书和照顾孩子的保姆。旧习难改。即使今天在饭店吃大餐，我也会意识到，我花的钱相当于我爸一个星期的工资。我就是忘不了这一点，虽然我签了单，并没有真正用现金支付。但比起支票本，我还是更喜欢真金白银的感觉。而且我还是那种讨厌看到房间里没人的时候还开着灯的人。
你有个大衣柜吗？
CONNERY: 我想我现在有七八套西装了，都是拍摄电影时拿的。还有几套是我前一阵子突如其来买的。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花了300英镑（840美元）买了两套西装。
当你在伦敦“南太平洋”合唱队里表演时，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能买一套400美元的西装?
CONNERY: 从来没有。但我从来没有对此感到绝望，也没有像一个营养不良的艺术家一样继续生活在地下室里。我知道我迟早会成功的，不管是用哪种方式。我想每个演员内心中都藏有一颗知道自己会成功的种子。
你曾经考虑过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而不是演员。是什么促使你放弃了足球事业？
CONNERY: 主要是因为我接到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签约邀请时，已经在“南太平洋”乐队了。我真的很想接受，因为我一直很喜欢这项运动。但我冷静下来想了想，我问自己，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有多长？当一个顶级球员3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过气了。所以我决定成为一名演员 因为我想做一些更有趣也更为持久的事情。当时我没有任何经验，甚至没有上过台，但这是我比较聪明的一个举动。
然而邦德的重大突破是在9年后、你31岁的时候才出现，你是否有怀疑自己当时做了错误的选择?
CONNERY: 不，对于最终的成功我从未怀疑过。当我决定要成为一名演员, 年岁已经不小了，你看，22岁左右。大多数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几年了, 或者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并没有期待它会很快到来。我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在我自己的过程和时间、以我自己的名义、用我自己的汗水来实现。
你是如何变得如此自立的？
CONNERY: 我的家境不好。父母让你自由自在地做你自己的事情。在我九岁的时候，我母亲发现我抽烟，她说：“不要被你父亲发现，如果他发现你抽烟，会把你的屁股打烂的。”从13岁开始工作起，我就一直给家里交我该交的那份房租，当时家里的方式也是典型的苏格兰式的，你只有自己铺床，才能有机会躺在上面。我没有征求任何意见，也从未得到任何建议。我必须自己学会铺床，否则就无床可睡。
如果有其它选择你会更喜欢一些吗？
CONNERY: 绝对不会。这种巨大的驱动力正是当今社会所缺乏。一切都那么顺利，那么容易实现，以至于人们被剥夺了主动性，被引诱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在战前的日子里，失业率很高，很多人虽然知道没有工作机会，但还是每天早上去工厂露个脸。上了发条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就是要去。今天，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个盛放一切的盘子：他们知道自己可以找到工作和足够的食物，社会化的医疗也让他们不再担心生病。如果这个国家有任何形式的营养不良——我想是有的——那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天你会发现社会存在的唯一矛盾是那些试图纠正错误的少数人与和希望最后能自愈的大多数人之间的冲突。
我们认为你是前者中的一员。
CONNERY: 我想是的。
根据你的批评者的说法，在你身上，这种竞争精神有时会以口头和身体冲突的形式出现。他们说你喜欢与那些对你的观点持有异议的人进行辱骂甚至拳脚相向。
CONNERY: 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一个暴力的人，我也不会去打架。
那些关于你无礼和好斗的说法难道是无中生有的？
CONNERY: 我知道他们这么说，但我该做什么呢？对有些人来说，我是粗鲁和好斗的，但我认为我对待他们的态度一半原因是因他们挑起的。我喜欢与人相处，但我不相信为了显示他们对我的看法是错误的，就需要我委曲求全；或者雇一个写手写些令人欣慰的事情，说明我和他们认为的那个暴发户有多么不同。我不能脖子上挂着个“欢迎”的垫子到处跑。
一些公关人员说你在拍摄电影过程中脾气极为暴躁和傲慢。
CONNERY: 听着，在我的工作时间里，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电影中去。采访、宣传、推广什么的，都是次要的，否则真正重要的东西就会受到影响。有时候一个人就会搞得很累。在《金手指》的一个大场面中，宣传人员请来了一位法国杂志社的女士，让我和她一起呆着。首先，她问我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字。我告诉她。然后她又问我演什么角色，我也告诉了她。最后她问我演对手戏的是谁，我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德国演员，杰特·弗罗比（Gert Fröbe）。她说：“好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听她说完后，我为之大为恼火，愤愤不平地走出了片场，所以我想那个人一定会认为我是非常无礼的。嗯，我认为她不尊重人，也不称职，这两点都是绝对的罪过。如果有人对我无礼或不诚实，你看，我会以牙还牙的。但如果有机会，我会试着去对待每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就像我自己希望被人对待一样。
那会是怎样的呢？
CONNERY: 诚实、坦率、简单。但又不至于太马基雅维利主义，你必须承认，如果有人在你对他们坦诚相待后对你耍手段，背后捅刀子，那就不会再有下次了。下次你不可能再和直来直去，你得做点什么了。
做什么呢？
CONNERY: 离他们远点。
该怎么办呢？
CONNERY: 如果可能的话，就用争执的方式，哪怕是以被评价为“粗鲁和好斗”作为代价。
你曾经抱怨过，人们太过关注于个人的知名度——生活不仅仅是一场长期的人气竞赛。那是对遭遇他人反感的雄辩吗？
CONNERY: 自从精神分析学问世以来，有太多的名词可以为各种行为开脱，有太多的短语可以翻来覆去解释一切。那些意识到这一危险的人，他们看穿了这些短语，因为他们看穿了周围的浮夸和虚伪，显然不会赢得任何人气调查。所有那些，无论是演员、作家、画家还是社会改革家，凡是不符合社会正常的、公认模式的人，总是会受到一些打击。
当你听到诸如“康纳利也许能演好邦德，但除此之外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演员”这样的评论时，你的反应是什么？
CONNERY: 我还没有遇到过当面这么说我的人，因为这肯定不是一件很聪明的事情，如果他们真的对我说了，我会……你知道……但他们确实倾向于只在邦德这个角色上对我进行评价。
他们？
CONNERY: 指影迷们……好吧，也许在英国不是这样的。因为这里的人可以关注一个人的所有行为，因为电影公司、电视台和电影院都在一个城市里，而且媒体是全国性的。
你收到的美国影迷来信主要也是关于邦德的吗？
CONNERY: 是的，不过我也收到关于希区柯克电影《艳贼》好评的来信，我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美国人。我觉得他们接受我的原因之一是，现在大多数年轻的英国演员，比如阿尔伯特·芬尼（Albert Finney）、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和我，比起前几代演员来说更接地气、更平易近人一些。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地方，人们都在不断地突破自己，他们更乐于欣赏，也更热情地接受接地气的演技。在美国，人们对现实主义的感觉要比欧洲多得多，因为在欧洲，人们仍然认为演员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脱离现实生活的；而在英国，演技往往还更多地与塑像、摆造型、用抒情的声音宣泄联系在一起。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吸引我并和我有真实触碰的东西。但我仍然可以欣赏古典表演，比如奥利维尔的《奥赛罗》。
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演员有什么局限性吗？
CONNERY: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你是否对自己有任何个人或专业上的质疑呢？
CONNERY: 没有。当然，我会有一些正常的暂时性的焦虑。如果是职业上的，我会和导演讨论；如果是关于个人的，我可能会把它们带回家和黛安娜分享。但更多的时候，我只是把它们藏在心里，不告诉任何人。或者我可能会听朋友的建议，但经过筛选后，我通常会做自己当初认为正确的事情。
你害怕什么？
CONNERY: 你指除了鲨鱼和梭鱼之外吗？
是的。
CONNERY: 处于绝对脆弱的境地却无能为力，就像你在德国的战争罪审判中读到的那样：成群结队的犹太人被送入了毒气室，对此却无能为力。那你就真的很脆弱了。即使是罗马的角斗士，你也有机会成功；但在那时的德国，你有一种可怕的完全的脆弱性。我不知道我会有什么反应。
在你的职业上你感到过脆弱无助吗？
CONNERY: 不完全是。如果事情不太顺心，我就会向前看。
你会做些什么呢？
CONNERY: 谁知道呢？总之会有我去的方向。
你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CONNERY: 这是苏格兰人的民族特色，他们遍布世界各地，从事造船、工程、航运、演艺、新闻各种职业。从我自己极为恶劣和灰暗的生存环境中走出来，一切都有一种新奇和探索的感觉。然而我的哥哥仍然是爱丁堡的一位泥水匠，所有和我一起上学的人都还在做同样的工作。
你还有这种流浪的欲望吗？
CONNERY: 非常强烈。邦德电影中那些遥远的拍摄地点有助于满足这种欲望。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种欲望会又多强烈。三年前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我感冒了躺在伦敦家里的床上，然后接到了一个电话。我聊了20分钟才意识到那是从多伦多打来的。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的天，希望他没有反悔！”然后他说：“我们周一要演《麦克白》。你想来吗？”我说：“什么，这个星期一？”他说：“是的，坐飞机过来吧。这是电视一个特殊的文化事件，不过没有多少钱”……这似乎总是一个演员的诱饵。我本来是要拿500美金左右的。于是我说：“给我一套公寓，还有足够的钱，让我在那里生活，这样我就不用偷吃了。”然后他回答说好的，还让我做当天下午的飞机。就这样，我早上11点半还感冒躺在床上，这时立马跳起来对自己说：“天啊，我该先做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读剧本。于是我坐下来读，突然意识到自己拿到了什么：那是部不朽的作品。我在去加拿大的路上一遍又一遍地重读它，不知怎的星期一早上我就准备好了。
你平时总是这么快吗？
CONNERY: 其实没有。我生性急躁，总是想尽快找到正确的做法切入，想把细节做好，却又错过了剧本的要点。
你是否觉得为电影演戏要求低一些？
CONNERY: 在很多方面都是的，至少我可以用更少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功。当然，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扮演同一个角色邦德四次，要比每次创造一个新角色容易得多。
你不工作的时候，既不拍片也不演戏，你是如何打发时间的？
CONNERY: 嗯，我读了很多书。在工作的间隙，我读了莎士比亚、易卜生、皮兰德娄甚至普鲁斯特的全部作品，似乎一直都在读；12卷书实在是太多了。此刻我正在读赫尔佐格的书。我最近也经常去看电影。另外我也喜欢做些运动；我还在踢足球，我也打了很多高尔夫，我喜欢用我的手做一些事情，比如举杠铃、在高尔夫球场上把玩自己的球杆，我总是这么做的。
你是不是曾经说过，高尔夫球应该是苏格兰人的发明吗? 因为在空旷的场地上打一个小球，会让一个普通人发疯的?
CONNERY: 我说过，因为这是事实，也是苏格兰人的特色。这是一个孤独者的游戏。我记得已故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说过：这是个相当刺激的游戏，但他们制造了如此可怕的工具用来完成它。
你觉得这种游戏是让人放松还是让人疲乏？
CONNERY: 我觉得它非常令人沮丧，但我现在真的进入了我高尔夫比赛的最佳阶段：我真的很接近了。我已经有五六次突破了80杆，我终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并且乐在其中。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比赛之一。我不认为我会像有人预测的那样，不会坚持它太久，但我想每天都尽可能地玩它。事实上，我想在职业赛场上一展身手。现在尝试有点晚了，但我想只是为了好好玩一把。当然，我没有太多时间。
如果你的时间完全属于你自己，你还会怎样度过？
CONNERY: 写点东西，我想，短篇小说或诗歌之类的。
你以前写过吗？
CONNERY: 实际上还真写过不少。大部分都是在我参加“南太平洋”巡演时写的，当时我刚决定做演员。只是一些想法和画面，以及一个人的感受和印象深刻的东西。它们通常都是在深夜写的，白天一看就有点惨不忍睹了。我毁掉了大部分，只有少数几个人读过剩下的东西，不过它们获得的评价尚可。
你还有其它表演之外的才华吗？
CONNERY: 是的，在处理房子上我也算是手巧之人。当我在两年前搬进我现在住家的时候，工人们试图给我做一些改动，说因为天气原因他们不能做这个或那个工作。他们不知道我曾在建筑业工作过，与泥水匠、木匠和电工一起工作，我对这一行很熟悉。所以我画了一张清单，列出了我知道每天可以做的事情，我像工头一样监督他们，确保他们完成任务。
你还是其他行业的专家吗?
CONNERY: 嗯，我会驾驭马匹，训练它们。我还会做饭，我喜欢为很多人做饭，或者只为两个人，黛安娜和我自己。但也不仅仅为是为六七个人做饭。
你会什么特色菜吗？
CONNERY: 是的，康纳利炖牛肉。你需要菜谱吗？
好的啊。
CONNERY: 好吧。如果做给三到四个人吃还能保证留下一点，我会拿一磅最好的牛肉，用橄榄油和大蒜在锅里煮半小时，盖上锅盖，这样所有的汁液都会被沥出；接着我用黄油煎胡萝卜和洋葱；等牛排在锅里煮了半个小时，我就把它拿出来切成方块，一两英寸大小的方块，然后用面粉、盐、胡椒粉和调味料卷起来，铺在托盘或石盘的底部；之后我把洋葱、胡萝卜和新鲜的或者罐头的西红柿盖在上面，再把从肉里煮出的汁液倒在上面；再接着我加了一管意大利番茄酱在上面，放上适量的汤汁或开水；然后放在烤箱里用中火烤三小时就好了。味道绝对一流！
你是从哪里学到这些的？
CONNERY: 在我16岁在海军服役的时候，我们必须自己做饭。后来我在伦敦有自己的公寓时，我也自己做饭。我经常做一大盘汤，可以喝上五六天，所以当我晚上回家时，我总是可以热汤喝。虽然不是很好喝，但很便宜，也很丰盛。
你有注意自己的体重吗？
CONNERY: 我并没有很认真地检查它。我知道现在的体重，因为在一个健康农场里拍摄《霹雳弹》时，那里有体重计和体重秤。我是210磅，好像一直比较稳定。
你喝酒吗？
CONNERY: 拍戏的话，午餐时我会喝点啤酒，因为葡萄酒会让你在下午打瞌睡。但我喜欢好的葡萄酒和香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吗？但我不是邦德那样的鉴赏家。
你是如何保持身材的?
CONNERY: 可能的话，足球、高尔夫和游泳。我的新陈代谢系统似乎会消耗掉我不需要的东西，所以我没有任何问题。
你练习柔道或空手道吗？
CONNERY: 不会，但如果有人给我演示一个动作或一个套路，我通常都能照着做。
扮演金手指的男仆Oddjob的哈罗德·萨卡塔（Harold Sakata）似乎是一个非常强健的男人。他有外表看上去的那样强壮吗？
CONNERY: 非常强壮。他懂得空手道、柔道、摔跤和举重。不过，他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温柔的人。
在和他的打斗场景中你使用替身了吗？
CONNERY: 没有。当时是有替身，不过我经常亲身上阵，还有所有的打斗场面，除了在《来自俄罗斯的爱》中摔下铁轨的那一次。鲍勃·肖（Bob Shaw，在电影中扮演那个金发“魔鬼党”刺客的演员）和我完成了那场戏的大部分内容。
《霹雳弹》也很一段辛苦的拍摄经历吗？在最近一期《展望》（Look）杂志的文章引用你的话说，你在拍摄过程中遭受了从“跑出疯癫病”的各种折磨。
CONNERY: 他们搞错了，那不是在巴哈马拍摄《霹雳弹》的事情，而是在西班牙拍摄《山丘战魂》的时候，腹疾和酷暑天气一起让我倒下了。
在你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当你在《霹雳弹》和《女王密使》之间暂停休息的时间里，你是否觉得邦德的风潮，除了让你变得富有和出名之外，嗨从根本上改变了你作为一个人或者一个演员的身份？
CONNERY: 没有，我还是我一直以来的样子：一个苏格兰人，有点内敛；我不说谎话，喜欢直来直去；我不经常发脾气，除非是因为自己或别人的无能，或者当我高尔夫打得不好的时候；但在工作中我从不发脾气，如果一有情绪，我就会迅速冷静下来。自从我13岁开始挣钱以来，我已经学会了依靠自己，并保持自我忠告和内省。像所有的凯尔特人一样，我也有自己的情绪，而且我对它们不是特别慷慨。我宁愿把它们留给自己；但如果人们想侵犯一个心情不好的人，他们们自然也要承受所有情绪。我想你可以说我是内向多于外向的。外向的一面一般体现在我的工作中。
作为一个非外向型的人，成为这么多世界性媒体报道和公众崇拜的对象，会不会让你感到不舒服？
CONNERY: 说实话，是的。我发现名气往往会把一个人从演员和个体变成一件商品、一个公共机构。我不打算经历这种蜕变。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顽强地保护我的隐私，让像这样的采访保持在绝对的最低限度，抵制那些想要跟踪我的、公开我的每一次出行和每一次呼吸的摄影师。我的家庭是一个绝对的圣殿，它现在和将来都只属于我、我妻子、我家人和我的朋友。我没有也不会在那里举行商务会议，也不会在那里会见泛泛之交和记者们。当我工作时，我会全力以赴地工作，但我必须坚持我的私人生活仍然是我自己的。我想这要求并不过分。
最后一个问题：既然你似乎认为明星地位充其量只是一种喜忧参半的赐福，你认为你还想在电影中和在公众的视线中停留多久呢？
CONNERY: 我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感觉，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五年后会做什么。我永远只关心现在。我已经脚踏实地地辛苦工作了21年，而我现在才刚刚站起来喘口气。我发现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活在壳子里，只等着领养老金的人，另一种是四处奔波，睁大着眼睛的人。我总是四处奔波，睁大着眼睛……并随时准备向世界竖起中指。我将永远如此。
｜原文刊于《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1965年11月刊 PP.75-84｜翻译：育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