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对自由问题的知觉,逃不出法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有限的自由?
在一种生活中全然不知自由的失去可谓不智,知道自由的失去而不挽留可谓无勇。这个世界的人智慧应该不缺,少的是勇敢。
三天前,晚7点45分,贾樟柯宣布,作为平遥国际电影展发起创办人的他,将和他的团队一起退出平遥影展,将其交还平遥政府,“让它摆脱贾樟柯的阴影,获得独立的生命力”。
消息来得突然,无论影圈、媒体、观众或是影展工作人员都有些错愕。
猜测、争议一时四起。因贾导谢绝了后续的采访,真正的原由及内心的考虑我们可能再无从知晓。
不过,真实的因由或许已不再重要,每位看客的内心多少已经笃定了自己的答案。倘若还有疑虑,不如再回头读一读贾导的旧电影手记,从那里感知一位电影人的思索和归宿。
“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在他们停下来不说话的时候,又有多少惊心动魄的记忆隐没于了沉默之中”。
我十九岁那年,疯狂地喜欢上了文学,我试着写小说,后来又喜欢上了画画,最后我确定我真正想从事的是电影。
直到今天,我还常常会有许多不平静的时刻。
政治剧烈变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个人的情感处境,或者生、老、病、死,那些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才能逐渐理解的生命真相,都会让我们体会到无时无处不在的人的困境。
也正是这些困境给了我充沛的表达欲望,电影是我的精神出路,这是我选择电影为自己终身职业的理由。
电影虽然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依然是一门古老的行业。
我们和那些遥远世纪的说书人,那些口传史诗的艺人,那些编撰民间传说并把它流传下去的先辈一样,电影是人类在科技时代的表达方式,然而它最终将传递的仍然是人类的生存经验。
电影作为一种记忆方式书写着各自民族的历史,在这看似宏大的使命背后,这门艺术真正需要的还是每个作者真实而富有洞察力的个人书写。
相信和捍卫个人表达的价值、自由,唯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表现出必要的尊严与价值。
在经济的限制或者政治的压制之下,我们最少可以成为一个反叛者,用电影去和人类的惰性、黑暗抗争。
在我们的文化中,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诗化”,为自己创造那么多传奇。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难,经历曲折离奇才算阅尽人间。
这种自我诗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
因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精神取向,害苦了中国电影。
有些人一拍电影便要寻找传奇,便要搞那么多悲欢离合、大喜大悲,好像只有这些东西才应该是电影去表现的。而面对复杂的现实社会时,又慌了手脚,迷迷糊糊拍了那么多幼稚童话。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生活就像一条宁静的长河”,让我们好好体会吧。
北岛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喻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
最后他说,下一代怎么个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将会是怎么个活法,我们将拍什么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空洞的词——我们是谁?
我欣赏韩寒的话“没有立场,只有是非”。欣赏那句话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语境。
1949后的成长过程里,整个教育就是给你立场,所以,说没有立场,不是说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抛弃立场,而是意识到教育带来的基因上的影响。
现在我坚持说我是个人主义者,因为最重要的是人的自由,以及对个人跟个人选择的尊重。
我们是另一个战争胜利了——整体上经济高速崛起、全球影响力扩大,但这个经济奇迹里面,个人的命运遭遇却往往被忽略了。贫富分化、地区差异,具体的人事实上得到了多少好处呢?
自由问题是让人类长久悲观的原因之一,悲观是产生艺术的气氛。悲观让我们务实,善良;悲观让我们充满了创造性。
而讲述不自由的感觉一定是艺术存在的理由,因为不自由不是一时一地的感受,绝不特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自由是人的原感受,就像生老病死一样。
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对自由问题的知觉,逃不出法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有限的自由?或者说我们如何能获得相对自由的空间,在我看来悲观会给我们一种务实的精神,是我们接近自由的方法。
在一种生活中全然不知自由的失去可谓不智,知道自由的失去而不挽留可谓无勇。
这个世界的人智慧应该不缺,少的是勇敢。因为是否能够选择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背叛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开始,事关自由;是否能够结束,事关自由。
自由要我们下决心,不患得患失,不怕疼痛。
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怎么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的问题,自我启蒙的问题。这个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个体面前。
面对束缚自由的常态时,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
比如,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
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在人潮的流动中,我看到了无数个这样的肖像。在山西的山区,在湖北的山区,与我擦肩而过的这些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路边站着,他们在打麻将,他们在上网。
我在省会城市见过他们,我在北上广见过他们,我在东莞的那些大型工厂里面见过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
他们所能够分享到的东西并不是太多,现在我们有一种信息的假象,如果我们从互联网的角度,可以说我们在信息的分享方面似乎丰富了很多,但是,人们分享了信息不等于分享了生活。
那么真正的实体生活,衣食住行,这些触及你个人基本生活内容的改观,它是信息自由化所代替不了的。
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够期待网络能带来一个个性化的中国社会,我不相信网络能够带给中国更年轻一代更多的自主性,网络本身所提供给你的价值可能更加单一。
因而我想,一个充满反思、反叛的社会,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建立的。
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网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度的改变,我们更应该依赖的是我们自己,一个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
我是一个叛徒。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与什么对抗,譬如商业经济,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电影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
而对观众,对市场,最起码我对它依旧有激情。有另一首诗歌,来自拉脱维亚诗人贝尔社维卡:
你如披上群星欢叫的天空
我在你身上点燃我的爱
每次你伤害我
你只熄灭一颗星星
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悲声长叹?
跟任何一代导演一样,我们都会衰老,都会或早或迟失去创造力。
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来到我们身边。
但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
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
遗憾的是,一些人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里,突然遭遇了“自我”,因为不熟悉便错将“自我”当“自恋”。而如果一部影片没有自上而下的“精神”传达,便说:这电影没有主题。
可是,即使是幼稚的自我认识,传达出来的仍然是尊贵的个人感受。
不要担心我们的偏执,电影应该是一种娱乐,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现在都在捍卫电影作为娱乐的权利。
但是,多元的态度不应该是专属于娱乐的专利,文化失去最后的栖身之地,大众的狂欢便开始成就新的专制。
我们中的人,还会拍出各种各样的佳作,也会拍各种各样的烂片。但,我相信只要自我尚在,就能保留灵魂。只要对现实尚有知觉,就代表我们还有充沛的创造力。
对不起,我说了太多的“我们”,因为一种电影精神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
结束文章之前,我想用老文艺青年的方法,来几句北岛的诗: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我加一句: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此文摘编自贾樟柯著作《贾想 I》&《贾想 II》,首发于“看理想”公号(微信公号ID:IKANLIX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