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陈健朗
作者／甜寒
编辑／谢佳锦
时间：2020年11月19日
映后QA侧拍／张国耀
“那些烟都走味了。”《手卷烟》中，年轻的南亚裔混混文尼（Bipin Karma）这样评价英军退役华裔男主角关超（林家栋）的珍藏。
香港导演陈健朗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手卷烟》，让香港兄弟情义电影，重现于跨世代、跨族裔的两个主角上。而香港历经2019年反送中运动，到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港版《国安法》颁布的动荡，也遥应电影中主角关超在九七香港主权移转时的人生波折。如何定位香港、香港人、香港电影？提问又生提问。
若要陈健朗自己向大家介绍《手卷烟》，他说：这是一部“香港”电影——“香港”要加引号。怎么看待“香港电影”呢？ “我觉得关乎电影工作者的精神，能说你想说，拍你想拍，找到初心，得以享受，就是香港电影。非要选出代表性的电影的话，我不想选新浪潮的作品，因为有点‘装’，我会选谭家明导演的《最后胜利》，和杜琪峰的《放．逐》。”
这次入围7项金马奖提名，他认为算是对伙伴有个交代。 “金马奖对我来说是华语电影的代表，是自由的象征。能来参加已经很有意义，在香港电影业界的现况下，想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些新进电影人，很用心地想继续拍香港电影。”
《手卷烟》在今年二月拍摄，“疫情期间，看着感染个案数上升，每天都很怕，有一天拍重庆大厦，新闻说有居民确诊，只能想办法做好安全维护，每拍完一个镜头就拿酒精狂喷。”325万港元（约1200万台币）的资金，还没有包含主演林家栋友情演出，18天内拍完。他自己承认，“难度很高，因为通常类型片很难在这样的预算、天数下拍完。而拍电影不是导演的事，需要伙伴让作品走得更远——用我喜欢的《One Piece 》（航海王）来比喻，团结很重要，不然会很快挂掉。”
说到团队，陈健朗和林家栋之前在《毒。诫》同为演员而认识。到了《手卷烟》，年轻导演与资深演员固然有各自坚持，“因为关超原型角色是我爸爸，而林家栋就其生活经验对这个角色有另一种诠释，我觉得重点是要取得平衡，或可以说，因为拍电影是团队，最后的呈现结果是一种混合（hybrid）。”他也赞叹林家栋的实力，“尤其在特写镜头可以看到他表演的细致度，眼神不多，但变化已现。 ”
来台湾有想接触什么样的演员吗？ “我满想认识刘冠廷，看了他的《阳光普照》、《消失的情人节》、《无声》 ，角色多元，弹性很高，我自己也是演员，所以很想跟他交流他怎么看待演戏、怎么分析剧本这些事。”
陈健朗中学喜欢戏剧表演，原本想面试演艺学院，交申请表时却发现，“二月只有28天！”错过死线的他，后来改念电影（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慢慢培养电影创作的能力，毕业后从事广告制作，中间也有接戏剧演出。后来思考自己最想做什么，想起小时候最想做演员，那不如试试看，出道献给陈果导演《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的一名“潮童”（潮男）角色。陈果也有教他如何当导演，“像朋友，也像老师般，一说就跟我说了两个小时，都是他在讲，我在听。他说，关键是作为导演要弄清楚自己的姿态，商业片有商业片的限制，独立电影有独立电影的限制，中间路线亦然，要了解每一作法的难处。”
在他之前作为演员参与的电影如《过春天》有“利用学童书包走私”的戏，或《金都》中“挣扎的乌龟”，类似的元素也出现在《手捲烟》中。问他作为演员的拍片经验如何转换成自己的创作材料？从演员到导演，对他来说没有“比较喜欢哪个”的冲突，两种角色可以共生。 “导演是宏观的角度，演员是微观的角度，两种经验可以互相帮助。”
“手卷烟”的设计也是来自于父辈、祖辈年代的感怀，融入他后来组建创作团队的人生际遇。现成的香烟在便利商店买，买了就点，很直接，但旧时代没有滤嘴的手卷烟又称为“棺材钉”，很郑重地收藏在盒子里，拿出来抽，是种享受。又因为得自己卷，会沾到自己的口水，“请朋友吸你的手卷烟，就等于给朋友吃自己的口水，要有一定的感情才能进行这种交流——现在（疫情期间）当然不行，太危险了！”除了情感传递的象征，陈健朗也说，“都市人过得‘太快’，卷烟这件事会让人放慢，在过程中才能留意更多的东西，比如我也在接触佛学，希望在好与坏、黑与白的二元对立，能看到灰，还有灰与白之间，也有不同的深浅。”而他和编剧凌伟骏在片场，当时一个是演员，一个是导演助理，因为感觉很闷，互问抽不抽烟，发觉彼此竟然都抽手卷烟，因而结缘。
从陈健朗的短片到长片，主角都如一匹孤狼，好像有什么男性间的情义，更多还有背叛、失落、幻灭感，为什么倾向重复这样的主题？他说这是心底的愿景。 “我小学中学就读男校，对朋友之间的情感很有感觉：不一定要认识多久，一夜之间，我们也可以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他自言与父亲之前关系不算太好，就像关超和文尼这两个角色，互相关心但不说。 “而关超说的那段话——不谈一、不谈三，谈二；不谈风、不谈雨，谈雷——其实是我爸会讲的。”说到父子，陈健朗觉得对白只、袁富华两个演员感到抱歉，袁的角色原型一开始是参考《险路勿近》，而剧本之外的两人背景故事其实有“一种类父子关系中，晚辈想取悦长辈，但却被背叛”的纠葛，他觉得可惜时间不足，没有让这部分调整到最好的状况。
补上失落的兄弟情谊是南亚面孔：不再是兄弟情义电影的黄金年代，要靠不同种族的“兄弟”来取代，恰与今年陈果入围最佳导演的《堕胎师》中，“不同肤色的邻人更显友善”相映成趣。 “香港说是东方西方共存的社会，但南亚人在香港不被当成真的香港人，原生地也不会被视作当地人，就像在香港八〇、九〇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九七回归前是英国人，九七回归后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呢？我藉由文尼这个角色，放入身分认同的疑问。而事实上我认识的南亚朋友，比我还‘香港’，讲起脏话更流利，他出身于此，在这个文化长大，对这里有感情，这件事不是更重要？而比如在美国奥斯卡奖也是多元族群获奖，香港为何没有这个机会？我希望可以用行动去改变这点。”
电影中“金钱龟”和“台湾人”有各自外来种／外来者的象征。南亚裔的文尼代表香港八〇、九〇年代出生一代，华裔英兵关超则是“被英国放弃的一代”，台湾黑帮则冷眼看着剧中香港人物“只懂自己人打自己人”。 “而金钱龟想爬出去，又被放进去，在夹缝中看着天空，可能爬不出去，但如果不爬、停下来，就会跌下去；外来种，难以定位自己身分。”陈健朗说，希望观众自己去感受这些象征。
在《手卷烟》，说是香港旧时代情怀，更有浓厚的香港电影迷影情怀，像是从银河映像电影去理解、建构、致敬彼个“香港”。陈健朗说，“我自己喜欢杜琪峰导演的作品，跟兄弟情感的主题有所共鸣，于是在第一部剧情长片不知不觉选择了自己觉得过瘾的东西进去”，但他也在思考转向， “我的第二部作品风格可能不再是这样，或许更倾向家庭、人性关怀的主题——但近期太多同业拍了，可能还要找找让我自己觉得过瘾、却不一样的方向。 ”
他比喻道：”就好像，我喜欢吃辣，就煮一碗十分辣的面出来，而之前其他煮面的人可能会担心人们受不了，但对我来说第一部作品就是要在预算内，拍出最辣的面。说我任性也可以，但正需要这份任性——当然也要体谅工作人员——而我觉得，以前的香港电影也有这种任性。“他回味，也坚持怀念的任性滋味。
陈健朗也提到其实很喜欢黑泽明、北野武等日本导演，但他接着笑说，”还没有勇气去拍，不知道我现在来拍黑泽明导演那样节奏的电影，会不会把观众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