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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电影学堂·大师班】举办克莱尔·西蒙纪录片回顾展，作为法国当代最重要的纪录片作者之一，她的电影的主角大多是女性、青少年和移民，她将这些人的故事投射到大银幕。2016年，她的纪录片《我们在这片森林里制造梦想》（Le bois dont nos rêves sont faits，2015）入选当年度法国《电影手册》杂志年度十佳影片。
导筒借此机会带来克莱尔·西蒙导演专访，走进这位从影近半世纪的艺术片作者，一位被誉为法国电影界“非典型人才”的女影人。
克莱尔·西蒙 (Claire SIMON)
1955年出生于伦敦，在法国瓦尔地区长大，专业起始于民族学研究的同时也学习了阿拉伯语。她于70年代通过自学剪辑和导演，拍摄制作了第一批短片，其后加入Ateliers Varan并日渐熟稔直接电影的现实主义风格。
在拍摄了几部短片，如《警察》(La Police)，《家庭舞台》（Scènes de ménage）和纪录片《课间休息》（Récréations）、《不惜代价》（Coûte que coûte）之后，她于1997年制作了自己的首部故事长片《异物》（Sinon，Oui）。在她多产的职业生涯中，克莱尔·西蒙的创作糅合着对真实和虚构的思考，比如其作品《上帝的办公室》（Les Bureaux de Dieu，2008）、《着火了》（Çabrûle，2005），或者像《课间休息》（1992）这部纪录片中所探讨与挖掘的幼儿园操场上的儿童社会生活。
经过三年的拍摄，克莱尔·西蒙在2019年完成了18集纪录片系列《村庄》（Le Village）。每集30分钟，已于2019年3月在里尔举行的电影节上展映。
最开始你是怎么和纪录片结缘的？最早有纪录片的记忆是什么时候？
我最早接触纪录片工作是从Ateliers Varan的实习开始的，Ateliers Varan是一个由Jean Rouch创立的旨在培养纪录片电影工作者的机构。当时，我觉得这种即时即兴的拍电影的方式真是棒极了！即便我在拍摄第一部剧情短片的时候，也一直有纪录片的拍摄方式融入其中，这种即兴的、根据现实顷刻而随机应变的创作方式非常有意思，比如临时变化一些东西，即兴创作一些东西，让人十分快乐。
Ateliers Varan的实习结束后，我开始独立创作纪录片，直到我拍了第一部得到投资的纪录片长片《病人们》（Les Patients），一部有关医生的纪录片。
纪录片创作中，拍摄前您是以什么方式方法跟拍摄对象事先交流的？
拍摄前，我自己会先明确这部电影的一些基本要素，比如地点、剧本等。我的第一部纪录片长片是有关一位全科医生的，我告诉他我会拍摄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月，之后他就退休了。所以准备拍摄的时候，我会一直到处跟着他，去与他工作时会接触到的人们解释拍摄的工作，比如跟着他到医院、到他家里，因为他也在家里接诊。告诉他我所感兴趣的是拍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比较重要的是，向拍摄对象解释清楚影片拍摄的真正主题。在《入学考试》（Le concours，2016）、《年轻的孤寂》中也是一样，我不断地向他们解释我所感兴趣的、我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才会在拍摄过程中信任我所做的一切。
您会介入您拍摄对象的生活吗？是否会有回访？
我不会在拍摄期间介入拍摄对象的生活。
至于在事后回访，有时候会，不多。因为我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透过摄像机、透过影片中的情境而联系起来的，在那个当下是十分紧密而强烈的。就像是一段爱情关系一样，你很难再去走进一段逝去的爱情关系里面，其中那种强烈的感情联系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在拍摄结束后，你很难在回到那样的关系中去。我与某些被拍摄者保持了长久的联络，但不多。
《我们在这片森林里制造梦想》开头拍摄了一位打太极的老大爷，请问您对太极或者太极之外的中国国粹有研究的兴趣吗？
影片中的这段太极简直太妙了，这位老先生太极打得非常好，即便他不会说法语，但我完全被他的太极折服了，太美了。我很久以前学习过太极，我也希望能重新再开始练习。
在拍摄设备上，您会丰富使用不同器材，还是相对固定，比如用手机拍摄会不会让氛围更加自然？
我一直更换摄像机，因为我几乎对所有摄像设备都不满意。在胶片电影的时代，在法国有一种名叫Aaton的出色的胶片摄像机，它的设计非常出众，并且很好地适应人的体型，至今没有任何一种数码摄像机可以和Aaton媲美。我总是和技术人员们发脾气，因为每次我都要去适应不同的摄像器材，但是每次总被我发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对拍摄成果总不满意，所以我一直不停地换不同的机器。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尝试过用手机拍摄。比如我拍过的一部短片《少林拉比》（Rabbi Shaolin），主人公是一个摩洛哥裔犹太人，在树林里教授中国功夫。练功授课时，除了两个跟着他学功夫的学徒，周围还有很多其他人模仿他们的功夫，非常好玩的片子。
对于您来说，演员、编剧，或者拍摄纪录片，哪种工作和身份带来的快乐或者说满足更多呢？
所有这些身份都是电影制作中的一面。比如有些演员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说是电影的作者。对我来说这些身份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我走进电影的不同方式而已。所以没有哪种身份让我更快乐，都是电影创作的一部分。
您觉得自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纪录片的选材，以及纪录片本身的功能性，是否在理解上发生过改变？
我曾经为了纪录片能够被正视为电影而进行过激励的斗争。法国曾经有一批电影人，做了很多努力，为了使纪录片这种类型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比如使其能够更多地在院线公映。到目前为止，这种努力可以说取得了一点成绩，并且纪录片也对剧情片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影院排片率上，我们还没有取得成功。我所拍摄的一些纪录片的主题，同样也可以拿去作为剧情片的主题。纪录片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和真实、和现实生活是有着实在的关联的。有些纪录片拍摄使用了非常复杂高端的设备，试图避免和现实的交集，弱化真实感，而拍出剧情片的效果，这让我很反感。我喜欢现实的未经雕琢，喜欢层出不穷的意外状况。有很多纪录片导演正因为自身行业不被重视，以为如果能拍摄剧情片，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这很让我无奈。我自己作为观众，认为纪录片这种将电影与现实产生交集的方式是无与伦比的，这是纪录片的魔力。
您有喜欢的中国电影或导演吗？
我非常喜欢贾樟柯，尤其是他的早期作品。还有王兵，虽然我没能看很多他的作品，但比如我看过的《铁西区》和《无名者》，都棒极了。还有很多出色的中国导演，可惜我了解的有限。还有一部中国年轻导演（译者注：顾晓刚）的电影《春江水暖》，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它的电影语言简直太美了，精彩绝伦的电影。
对于拍摄周期比较长的作品，您是怎么展开剪辑工作的？
最近我改变了剪辑的工作方式。从前我都自己对所拍素材进行筛选，剪辑师是看不到所有拍摄素材的，只看得到我剪辑好的初版。但这次，我虽然同样看了所有素材并进行筛选，但只是把我选择的部分记在纸上，和剪辑师一起讨论后，由其进行初次剪辑，我再进行修改。
拍摄前您是否会进行文本的编排？如果长时间没拍摄到满意的内容，您是怎么调整拍摄的心态和计划。
拍剧情片的时候会事先编剧，拍纪录片时候没有。
如果没有拍到想要的内容，就继续拍，一直拍下去，直到我感觉拍到的素材可以成一部电影了。
在进行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您碰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拍纪录片的整个过程都是很艰难的，比如如何让被拍摄者对你产生信任，困难是一直存在的。
当拍摄对象是电影工作者的时候尤其困难，比如像《入学考试》和《村庄》（Le Village )，他们简直是让人讨厌至极，比拍摄普通人烦多了。他们觉得拍摄有关他们的纪录片是在对他们进行评判，这样想是很蠢的。他们比常人疑心更重，还自视高人一等，认为要拍也只能拍出对他们的赞美。他们觉得可以去拍面包师、工人……，但不能拍电影人的纪录片。我在拍摄《入学考试》和《村庄》的时候，把他们视作像电工或面包师这样普通职业的人去拍摄，像在一个普通的社会场所里一样，去拍摄其中的矛盾、欲望、野心，这让那些被拍摄的电影人很抓狂。
您对于配乐在纪录片上的运用是怎么看的？
音乐有助于让影片想要表达的东西更为明确。比如，《课间休息》中的配乐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与其用画外音来解释孩子们正在干什么、玩什么，音乐可以更好地融合孩子们的世界。很显然，音乐还能为纪录片带来了一层虚构性的、故事化的东西。在《年轻的孤寂》里，我尽可能使用了那些高中生自己平时爱听的音乐。
对于纪录片的逻辑性、故事性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这是我的性格使然——我总是对被拍摄者本身和当下正发生他们身上的故事很有兴趣。这也是我和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不同的地方，他会做好情境预设和掌控，而我喜欢悬而未知，不断探寻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有时候这种悬念其实就是发现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比如在拍摄《年轻的孤寂》过程中，我总是不断发现每个人物身上一些新的东西。
在拍摄《入学考试》时，因为没有一个特定跟随的拍摄对象，所以也是一种悬念的状态。在《村庄》中，悬念就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能不能找到资金？正因为这种悬念，我们能够感受到参与进了被拍摄者的故事中。
今年在疫情的冲击下，有很多影展和影片由线下展映转为线上展映，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转变？
线上的影展是很艰难的，虽然这总比没有影展好。我自己担任很多线上影展的评委，让我感到困难的是在线上影展中，无法和其他人见面交流。线上影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很缺乏存在感的，而且电影放映后面对面的讨论交流是很必要的。在互联网上办影展让我感到害怕的是，影展只剩下了纯粹的内容，也就是最枯燥的部分，而影展其余的部分才让这枯燥的内容变得有意思，比如前往影展去看片、认识新的朋友、一起讨论电影。一个影展不是只有电影本身。
今年的疫情对于电影、纪录片行业的影响都很大，从个人的角度和感受来说，有什么样的看法？
疫情使得电影业、文化艺术行业都很艰难。我们的国家在疫情期间对文化产业完全没有给予重视。但愿所有影院能够挺过这个阶段，受威胁最大的就是影院了。电影拍摄和制作所受的影响要好一些。
未来还会做怎样的纪录片创作？有没有正在进行的项目？
我总是不断有新的想法。我刚刚结束一部新片《汽车修理厂》（Le Garage）的拍摄。
翻译：高彦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