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岩（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研究生，文化领域资深媒体人）
导演张艺谋将《一秒钟》喻为自己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作为其创作谱系中一部颇具分量的艺术影片，全片以朴素的影像基调、纪实风格，叙述了人与电影的不解情缘和时代记忆，它不仅是张艺谋极致化影像风格的一次延续，导演也再次将叙事中心诉诸于小人物和情感际遇。本次访谈深入剖析了导演创作的深层思考，包括演员的选择和叙事风格定位的缘由，以及他艺术创作方面的一些思考，更涉及了他今后一些创作选择。
曹岩（以下简称“曹”）：导演您好，在您的作品谱系中，我注意到《一秒钟》是一部叙事相对比较沉静、自然的影片，追求纪实性的影像风格，跟您近些年的一些大制作相比，应该说是风格迥异的，您本人是如何定义这部影片的？您怎么看待这一类个性化的艺术影片在您整个创作体系中的位置？
张艺谋（以下简称“张”）：我自己觉得《一秒钟》在我的创作中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所以我们用了一种返璞归真的方式，让它朴素地呈现一种自然的状态。为什么说它在我的作品中那么重要呢？因为一种作为电影导演对电影的情怀。我们人人都有过这样的青春记忆，关于电影的，电影如何影响你的一生？在你成长的阅历中，电影某个角色如何影响了你？你跟这个银幕中的光影有怎样的亲密互动，乃至最后你终生都去追逐这个光影？这种感觉，尤其作为电影人，其实很强烈，一直心心念念就想有这么一个故事，把过去的一些碎片串成一个故事拍出来。如今每一代人几乎都是看电影长大的，都会受到电影的影响，而且每一代人都能回忆起小时候，或者跟爸爸妈妈，或者跟其他人，第一次看电影的经历，似懂非懂的那种神奇、奇妙、梦幻。所以这部电影表现的很独特的生活阅历和青春记忆既是个人的，也是大家的，传递出来的人跟电影的情怀是大家的。那种仰望星空的追求，那种梦幻般的探寻，希望明天会更好的情感，这些是共通的。
曹：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都听您说到，这是您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您刚刚其实谈到了，念头动了很久，那么真正促使您一定要做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创作的动因是什么？
张：一直想，只是一直没有认真或者特别地去做，就只是想什么时候有空。但是你知道，人就是这样，突然有一天觉得要不就拍吧，赶紧想办法就拍了，要不然撂的时间长，可能就拍不了了。2018年的年初，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也并没有特别的事情，只是突然有个瞬间觉得这件事要做了，正好我那时候手里也没有合适的剧本，我想就从头开始吧，所以我就给邹静之写信，我说老邹，趁着我现在还能在沙漠上摸爬滚打，抓紧时间拍吧，后来我们三五个月，就写成了这个剧本，然后就拍了。
曹：我听说您当时写了20多页的剧本，递交给邹静之老师，最后成型的剧本是40多页，您当时递交的部分几乎占到了剧本总量的一半，您主要写的是哪些方面？那邹老师又是在哪些方面发挥的？
张：其实就是从头开始，之前有些零星的记忆，曾经零星写了一些东西，甚至跟人也谈了一些东西，但都没有成形，最后就把所有的碎片汇集起来，然后我就跟老邹开始讲，老邹那时候还在国外，我就跟他通信，他写我写，我写他写，互相写，互相改，就这样开始了。我主要写的是架构，这个故事整体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写了很多关于胶片的事情，因为这也是我的个人经历，所以就写了好多胶片的事情。老邹不懂胶片是怎么回事？怎么洗，怎么涮，怎么挂，怎么晾……把这些东西整个搁到故事当中去，要糅进去，我主要写的是这些。邹静之主要写的是人物，人物的细化，还有人物台词，还有他自己回忆的当年看电影的一些细节。
曹：您写的这些正如您所说，是您关于电影的回忆，也是关于青春的回忆。您的这些回忆里边具体有一些怎样的画面？这些画面是不是在这部影片中有体现？我们能够在《一秒钟》中直接看到或者说直接找到的是什么？
张：其实有很多画面，我觉得是我独创的吧。我老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全世界这么多导演，中国这么多导演，但有我这些个人经历的也许少之又少。像《一秒钟》这样一部电影，也许是其他导演拍不出来的，因为有很多细节，他没有经历。当然现在年轻导演不说了，数字化以后，年轻导演可能就没有摸过胶片，我们当然知道很多电影公司的LOGO，还有胶片的那个图形，还有片盒的图形。胶片代表电影，但是真正从物质角度来说，胶片这个行业其实已经消亡了，胶片时代结束了，所以年轻的电影从业者已经看不到实物了，也不可能跟它产生更密切的联系了。还有就是我个人的许多独特的经历，所以我就开玩笑地说，也许只有我一个人能拍出来这样的细节。我当年私下学照相，冲洗、洗印、配药，所有都是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的，所以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当你不小心把那个冲洗的胶片掉到地下，脏了以后怎么办？你把它在水里涮干净之后你怎么挂起来晾，晾的时候你要把水渍擦掉，怎么擦，擦几遍，到了快干的时候，还能不能擦等等，药膜会不会脱落，会不会刮蹭等等许多细节，都是我当年很操心的，因为当年我买的是照相的胶卷，135，实际上也很宝贵，你一个月就那点工资，省吃简用学照相，自己买的胶卷，一张一张，算好了来拍；包括电影中说拿扇子扇，“徐徐”，那其实都是我教他们的，因为那时候我就扇过，想早一点让胶片干，挂到宿舍，挂到宿舍又没有电吹风，那时候穷嘛，也买不起电吹风，怎么办？就是拿扇子扇，轻轻地扇，因为它可能会互相粘连，不能让它晃荡太厉害。真能提前一个小时干，空气流通了，就不一样了。这都是我的个人经历，这里的细节特别多，我自己觉得也很有趣，这个时代结束了。电影会伴随我们一生，电影会以它新的技术形式，它更发达的，更先进的各类形式存在，它始终会存在。
中国的院线改造也非常快，中国院线已经完全没有胶片放映了，全部消失了。我们电影中那一段仿制的新闻简报，就是十九粮站那一段，那是我们拍的，但是在国外冲的，国内已经没有这个设备了。
曹：《一秒钟》纪录片里面，您在片场亲自示范擦胶片，那个段落也是电影的华彩段落之一，能看出来是您精心设计的。整部影片中还有哪些您自己特别喜欢的场景或者特别设计的镜头？
张：我特别喜欢的场景，是影片中电影放映前对光的时候，大人、小孩坐了一屋子，老早就占座，我们过去都有这种经历，露天放映的时候，老早就正面反面全部坐满，开始对光，那是两个机器，左右两个机器要对在一起，那时候全场就一片沸腾，所有人都站起来，开始在光线当中够着那个光，在光线中做各种样子，让它投在银幕上，觉得特别好玩，站到自行车上头，把自行车举起来，把鸡、猫、狗往空中撂，全都是我小时候看到的，也是自己参与的，很有趣。这个场景历历在目，你总觉得那个电影还没放呢，得等好几个小时，一对光，那个光一出来的时候，全场的沸腾和期待很感人。所以戛纳电影节那时候让我们十个导演拍小短片，我就拍出来这个场景，其实那个时候你就看出来我对那时记忆的深刻和迷恋，所以这次《一秒钟》也就把这个都用上了，我老觉得那些东西对成长于那个时代的小孩来说，印象特别深，可能他都不知道今天晚上看什么了，等着电影马上就要放了的心情甚至比看电影还高兴。
曹：《一秒钟》里面，作为电影放映员的“范电影”算是那个年代您的同行，在电影中，您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着色于人们对他的崇拜、敬仰，但我们感受到的却远不止浅层的对于某个个人和工作的仰视，而是映照出另外的某些东西、某种情感，这是否正是导演您的本意所在？您想通过“范电影”这个角色以及人们对他的仰视或者崇拜，传递什么？
张：电影放映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在放电影那几天，他就是“皇帝”，在放电影的现场，他掌控着那个光，掌控着那个开关，他也掌控着扩音器，可以大喇叭说各种事情，也可以发通知，很有意思，那一天他就是无冕之王，因为要靠他，靠他的劳动把电影呈现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范电影”这个人物，我自己觉着他是个小人物，我们还给他设计了许多背后的故事，他也有自己的遗憾，也有自己生活中的困难，所以在那个光鲜亮丽的、得意的、被大家簇拥的感觉当中，其实他也有自己的苦涩，也有属于小人物命运的东西。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在放电影的时候把这些都忘了，看他那种自豪感。电影就数他看得多了嘛，他都能背出来，天天放，哪个电影他都如数家珍，但他还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爱惜它。电影胶片磨坏了，他在旁边难过，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寄托，你会觉得每个人的人生虽然都有很多不如意、很多困难，但是这个光影的世界带给他很大的满足，在那一刻他心情是那样的愉悦。这其实就是人，这就是我们跟电影的关系。
我自己很想通过“范电影”这样一个人物，传递出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我们人类要进步，要发展的一种潜在动力——我们有梦想、有追求，今天的困难是困难，但是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通过人，通过人和电影，通过电影放映员，通过电影放映员那一天的兴奋和他自己的难言之隐，其实都能传递出这样一种东西，因为这是一个故事电影，它通过人物去表达这样一种情怀。
曹：您评价一个好演员的标准是什么？您如何评价张译和范伟在《一秒钟》的表演效果？
张：他们是真正的演技派，一直努力学习，钻研自己的演技，提高自己的业务，中国电影需要这样的演员，需要这样的老演员，更需要这样的新演员，年轻人应该以他们为楷模。中国的影视事业发展很快，这个产业非常大，需要很多的好演员。只有有了好演员，我们的故事才能讲得更好，我们中国故事，才能讲得更有力量，更感染人，这个事业才会更好，所以演员是基础，演员是无可替代的。他是人物、是讲故事的直接体现和载体。
曹：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中，跟演员在表演上做交流的时候，您最关注的是什么样的部分，是表演的准确性抑或其他？
张：我最关注的首先是自然，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师法自然。演员这个职业很有趣，它是理性转感性的，理性转感性之后，怎么样能看起来非常自然，这个就是本事了，你可以做三个月的功课，你可以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你可以琢磨人物小传，写了那么厚都可以……但在现场，真的是举重若轻才是好。若轻，就是很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很自然，就像没有表演一样，那才是最好的。
曹：四两拨千斤。
张：对，四两拨千斤，最好的演员都是如此，不像演戏，像生活，像自然的东西，他就是那个人，这是特别难的，这是演员最高的境界，这背后其实是要付出很多艰辛的努力，甚至是毕生的努力。
曹：影片中刘闺女的扮演者刘浩存这次也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按照我们对于角色的原先设想，在没有看片之前，可能觉得这个角色应该是一个瘦小的、孱弱的类型，可能像当年的魏敏芝、周冬雨。但看了影片我们会发现，她跟我们对于角色的想象，有一些差异，您是如何挑选这位角色的扮演者的？
张：首先她本人是活泼的，而且是一个比较有劲的女孩，因为她要扮演一个假小子，在那个年代她要保护自己，在外头到处蹿，我们当时写的是她一场一场追电影看，十几里，二十里，一场一场追，追几个月，每一场她都去，就好像是跟着电影的一个寄生虫，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们想到这样一个孩子，像是一个流浪儿。另外，这个角色里她保护自己，也不太跟人交流，也不太跟人来往，很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就希望扮演者是话不多、但眼睛会说话的感觉，这一点很重要。其实选演员的时候，面试了好多女孩，在几千人当中，一点点层层筛选，她一直是表现最好的。我们都有一套自己筛选的方法，她一直是得分最高的，一直是第一。选演员其实很不容易的，它是个科学的过程，我们每次选新人，都费很大的功夫，常常提前两三年就开始筹备，利用节假日，利用寒暑假进行排练、培训，一个一张白纸似的演员，慢慢达到你的要求，我们才把这个角色给她。
曹：影片开篇的部分，很有公路片的感觉，张九声的遭遇看上去甚至是滑稽幽默的，整部影片没有向“沉重”的方向处理，对于历史的表达甚至呈现出一种克制，整部影片主打“情感牌”，您是怎么考虑的？
张：我们想把这部电影做成这样一个风格：除了返璞归真之外，更加幽默、轻松，让它带给观众一些会心的笑容，别那么沉重，因为这是一部温情的电影，一个有关情感的故事。情感是最重要的，无论哪个历史阶段，无论故事是什么样的，人物的情感是最打动人的，我们今天的技术可以说已经非常发达了，可能只有简单的素材，我们都可以拿电脑做出很多东西。但是一个作品、一个演员，或者一个故事，它传递出来的情感，这是我们永远要看的。再大的制作，再好的电脑技术，情感不动人，你仍旧不喜欢。你要跟它共情，它要能带动你的情感。实际上这是这个电影最重要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幽默的方式，小人物的命运，传递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人和电影之间的情感。
曹：看电影能够感觉到您说的这一点。《一秒钟》把时代背景推向了镜头深处，若隐若现，当然客观上《一秒钟》故事发生的年代和《归来》等作品，处于同一时间轴线，因此外界对您也总有一种倾向性的评论，认为作为时代之子，您对某些历史题材的创作有本能的关注、偏爱，或者说经常呈现出某种自觉的反思状态，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张：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理性地特别关注或聚焦于哪个时代、哪段历史，对我来讲，我们都经历这些时代走到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家的强大，今非昔比了，一个新的面貌，我们能预见未来的中国更了不起，所以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咀嚼过去年代的那些苦难，因为我是讲故事的，我倒觉得我主要表现的是一些青春的记忆，是我青春的记忆，讲故事当中，你就会带进自己的很多记忆，但那只是在讲故事。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更看重今天的中国，我更看好明天的中国，我们走过很长的路，我们的国家走过很长的路，当然道路永远是曲折的，但是今天中国呈现出来的发展态势和未来前景，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很多过去的事情，都不会再重演了，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完全在一个改革、开放、发展的势头上稳步前进，这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应该感到很幸福的。
曹：作为导演，您是否始终坚持在影片创作中保持、传递自己的思考？
张：没错。电影如果能做到娱乐性、艺术性、思想性的三性统一，就是好电影。每一个导演，每一个编剧，每一个从业人员，都想在自己的电影中呈现一些有深度的思考，每个人都是这样子，谁都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只是娱乐，只是哈哈一笑，哇哇一哭，只是好看就完了，没有一个导演想这样，他都希望可能的话，有点深度，有点情怀，有点真情实感，这是一种创作的惯性。电影作为艺术作品不要轻飘飘，不要太表面，是需要呈现一些思考的，这是必要的。这个思考，只要是正能量的，是属于人类正能量范畴的，都是好的，比如让大家珍惜今天，珍惜当下，珍惜生命，珍惜爱，珍惜情感……这些东西，只要你给大家传递出来，都是好的。
曹：在开拍前，你们几位主创就《一秒钟》的美学风格及镜头设计方面是怎么讨论的？
张：跟摄影师、美术师也聊到，希望这部电影能返璞归真，因为今天中国电影在市场上不缺奇风异彩的东西，不缺艳丽的和热闹的东西。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商业电影拍得很好，也很好看，大制作，电脑技术。这种返璞归真的故事，就应该用返璞归真的方式反映它，让它朴素，所以我们就定了这样一个标准，需要一个朴素的面貌来呈现，不要去炫技。
你看这次的音乐，我们整个电影的音乐，坦率的说是没有音乐，传统的真正的器乐都没有，就是一个《花儿》，青海民歌。我们找了几个老民歌手，他们不知道唱什么，说你要唱啥呢，我就给他们写了一些词，大意就是一个回家的人唱的，“长城很长，黄河很长，我在回乡的路上，我一个人走着，然后唱着花儿，花儿伴随我回故乡”……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词我给他们，然后他们自由发挥，以吟唱的方式，就好像那个沙漠上，远远的有人在唱着“花儿》一样，信马由缰，非常自由，我们就把这样的声音录下来，把它远远地放在音乐的段落中，用它来代替音乐。我觉得很有味道，像是客观存在，也像是主观创造，感觉是在飘着的一首歌，声音很轻，淡淡的。我自己觉得现在这样用音乐的机会也不多了，因为现在技术很好了，所有的电影，为了大家更喜欢，全都音乐轰鸣，各种大小手段都上，音乐量很大，很少有这样干净、仔细的一个人声，一点点地远远飘着，其余的再没有了，中国电影也很少这样了。所以我想干脆就让它静下来，呈现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状态。
曹：从处女作到《一秒钟》，应该说您的作品叙事形态是非常丰富的，但也有恒定的个人特色，比如说对于极致的风格化的追求。您是怎么看待风格化极致的影像追求和叙事之间的关系的，两者有没有矛盾？如果遇到矛盾，您通常怎么处理？
张：矛盾肯定是有的，内容和形式是会有矛盾的，今天我们说面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是很难的，讲好就是你的手艺，你要讲好才有人看。这个讲好当中就涵盖了一个技术手段，技术手段要有创新，要跟内容贴，但是还要我自己喜欢，要风格突出，要强烈有特点。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四平八稳的东西可能不爱看了，他们总是希望看到一些标新立异的东西，一些新的东西，有个性的东西。互联网上，人人都在拍短视频，抖音、快手，人人都能拍，那为啥有意思呢？是因为很有个性。所以形式的个性化和形式的特色，是很重要的，不是不值钱，是远远不够，你还是要让你的形式多样化，形式独特，吸引人，它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手段，故事本身很强，形式也很独特，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了。所以，内容和形式缺一不可，而且不能简单地说，形式服从于内容，好像形式不值钱，只服从于内容，我觉得不对。都要强，有时候要很强，人家才能被你吸引。所以这就是我的电影，我始终很注重我电影的形式感。
《一秒钟》就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它就要在形式上返璞归真，这么朴素；如果是另一个，比如我接下来要拍的狙击手的故事，抗美援朝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热情、激情……那这样一个独特的战争片，怎么打击敌人，保家卫国，你又要去想它是个什么样子，怎么样能更让年轻人喜欢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我自己很喜欢在不同的电影中，一直不断地变，一直不断地去探索各种各样的风格，我很喜欢自己的作品一直呈现动态的变化，我不想把它固定下来。
曹：但是众多风格中，对于纪实化的影像风格，您似乎还是有一些偏爱，从《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到《一秒钟》等等，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延续的。对于这种纪实风格的表现和运用，您觉得现在跟当初有没有一些变化？
张：《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包括这次的《一秒钟》，都应该叫纪实风格，纪实风格是一个大的风格，原则上就是比较自然的，不炫技的，默默的，就是这种感觉。它对于表演，对于人物塑造，对于故事的结构，它的因果关系，它的转换，它的戏剧性都有要求，就是不能太刻意，尽量让它自然，这其实是很难的，纪实风格很难做到那么纯粹，我只做过一个纯粹的就是《一个都不能少》，几乎像个纪录片，谁演谁谁就是谁，没有演员，真正的老百姓演老百姓，老师演老师，村长演村长，完全真名真姓，就是做到极致的纪实风格。如果下一种是炫酷风格，或者说是某一种飞扬起来的风格，流光异彩的，那你要把它尽量做到一个极致，就让它的风格呈现变化大一点。
曹：风格的极致化。您的创作大体分为市场化的类型片和个人艺术色彩非常浓重的艺术片两大类，应该讲，现在您创作的选择度、自由度是非常大的，具体到选择创作目标的时候，心里会遵循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正在进行和最新的一些创作计划是什么？又是如何规划未来10年的创作的？
张：其实你刚才说的很对，两大类就可以包括，一类是商业类型的，娱乐类型的电影，一类就是偏艺术类型的，全世界可能也是这两大类吧。这两大类的要求不一样，其实我自己永远是两大类来回走，两边都拍。我始终认为现在的年轻导演，要锻炼自己，两大类的东西都要拍，我认为未来中国年轻的导演，未来中国的大师，成长起来的话，一定是这两大类的作品都熟练驾驭的人，不能是某种单一的擅长。所以我一直锻炼自己，可能从《英雄》开始吧，我一直锻炼两边都拍，两种类型都拍，都很难，都不容易拍好，当然你要坚持，你坚持的是你的价值观，坚持你的艺术情怀，坚持你的标准，这是一定要坚持的。但是你还是要与时俱进，要跟上时代，替换掉一些旧的东西，学习一些新的方法。因为很多艺术，像电影，都是给年轻人看的，你要让他喜欢看，你不是取宠年轻人，而是你要这个时代发生变化，审美发生变化。比如说节奏，现在的节奏不可能像10年前那么慢了。你要改变一些东西。
至于什么时候决定拍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我是随缘的，因为电影是这样子，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没有好剧本，什么都不行。所以这点我是随缘的，只要看到一个好剧本，别人给我推荐一个好故事，我就特别高兴，那个故事决定了我们是要拍成一个商业类的，还是一个文艺类的，投资大的还是投资小的，大家马上一起商量，故事本身就决定了它适合某一类。但是现在最难的，你最想要的，还是看到一个好剧本，一个好故事，并且你能把它拍出来。我接下来有几部作品，一部是我马上开机的，拍抗美援朝题材的，一个狙击手的故事，根据我军很多出色的狙击手的一些事迹进行改编和加工的一个独特的故事，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狙击手，他们跟美国狙击手的对决，这个故事出来会很好看，很过瘾。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战友情义……全部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几个故事我也在考虑，在写剧本，要拍几个不一样的作品，但是有一点，我尽量选择我没有拍过的，对我有很大吸引力的题材和类型。
｜原文发表于《电影艺术》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