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金基德（1960年12月20日——2020年12月11日）
韩国导演金基德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没有电影和艺术方面的教育背景，辍学后在工厂工作，并在军队中服役，但在过去5年中，他成为国际电影节上最著名的导演之一。1996年，他完成了第一部电影《鳄鱼》（Crocodile，1996），讲述了一个在首尔汉江收集自杀者尸体的神秘人的故事。金基德对韩国社会的新奇激进的看法疏远了许多观众，但也产生了一小撮坚定的热情粉丝。对边缘人和边缘空间的关注以及明显的反主流美学也是他后来电影的特点。虽然这些影片在韩国的票房都很失败，但它们在欧洲为他赢得了一批追随者，在欧洲的电影节上也经常放映他的影片。
《迷情客栈》（Birdcage Inn，1998）是第一部引起国际关注的影片，随后是2000年备受争议的《漂流欲室》（The Isle）。在圣丹斯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上，金基德对男女之间“普遍战争”的暴力探索震惊了观众。同时，该片也因其独特的美学、超现实的想象和纯粹的诗意之美而受到好评。接下来是导演的代表作《真相》（Real Fiction，2000），这部电影用10台摄影机和2台数码摄像机同时在200分钟之内拍摄完成的，它讲述了一个男人真实或想象中的杀人狂魔。《收件人不详》（Address Unknown，2001）是金基德迄今为止最具政治性的电影，该片追溯了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留下的伤疤及其在美军基地的当代反响。这是导演在韩国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作品。《坏小子》（Bad Guy，2001）再次由曹在显主演，他曾在金基德的五部电影中扮演过角色，同时也是一位电视名人。在今年（2002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坏小子》入围了主竞赛单元。这次的访谈笔者与金基德谈了他的新片、好莱坞以及他的成功。
Volker Hummel（以下简称“VH”）: 金先生，你曾经说过，你所有电影的出发点都是因为仇恨。是什么样的愤怒驱使你制作新片《坏小子》的？
金基德（Kim Ki-Duk，以下简称“KKD”）: 我是在更大的范围内使用“仇恨”这个词的，我觉得你真的不应该断章取义。我说的那种仇恨并不是一种具体的，针对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的仇恨。而是我在生活中，看到一些我不理解的事情时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拍电影的原因：我看到了一些我不理解的东西，然后我为了理解它而拍电影。所以也许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我的误解。
VH: 你想通过《坏小子》了解这个世界什么呢？
KKD: 我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虽然每个人出生时都是一样的，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素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被划分和归类。为什么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长相和外貌来判断？为什么我们分美丽还是丑陋，富裕还是贫穷？按照这些在我们出生长大后强加给我们的标准，我们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和社会阶层，彼此之间互不交融。我想问一下，不同阶层真的不可能相处吗？他们的世界真的不可能融合吗？
VH: 你找到问题的答案了吗？
KKD: 我的答案是，人与人之间必须互相尊重，不分阶级、不分外貌、不分金钱。这将是我的答案，但我拍电影的目的是让观众面对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VH: 就像你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坏小子》的主角–皮条客亨吉（曹在显饰）是一个沉默的人物，无法沟通和表达自己。他唯一的语言似乎就是暴力。这种沉默的原因是什么？
KKD: 在我的电影中，之所以有一些人不说话，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深深地伤害了他们。他们因为没有一些兑现的承诺而失去了对他人的信任。他们被告知“我爱你”这样的话，而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心的。因为这些失望带来的伤害，他们丧失了信心和信任，完全缄口不语。他们转向的暴力，我更愿意称之为一种肢体语言。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身体的表达，而不仅仅是消极的暴力。我的人物身上的遍体鳞伤，都是年轻人经历生活落下的痕迹，是那个时代他们无法对外界的伤害做出真正的反应。他们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身体上的虐待，比如来自父母的虐待；或者语言上的虐待，或者当他们看到父母打架的时候；或者当你走在街上莫名挨打的时候。当这些事情发生时，你是无助的，你什么也做不了。这些经历对于那些人来说，一直都是伤疤。
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经历。比如以前有一些比我小但身体强壮的孩子打我。我无法保护自己。还有在海军陆战队里，因为有些士兵的军衔比较高，他们莫名其妙地打我。在经历过这些事情过程中，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成为一名导演，现在我把我对这些事情的想法和感受表达出来。
VH: 你觉得你的电影是一种自传吗？
KKD: 对于《坏小子》，我首先要说的是，我真的不喜欢亨吉这样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我遇到了一个在红灯区工作的人。他无缘无故的打了我，当时我很讨厌那个人。在那种情况下，我完全不理解他，但我想试着去理解他。通过这部电影，我试图探究这个角色的心理，找出是什么让他做这些事情。
VH: 有传言说好莱坞想重拍《坏小子》，由你来当导演，这又是怎么回事？
KKD: 我想用美国演员，比如布拉德·皮特（Brad Pitt），来拍一部好莱坞版的《坏小子》。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愿望，目前还没有好莱坞的人和我联系。
VH：你不觉得你的非常个人化的暴力美学会和好莱坞的拍片制度发生碰撞吗？
KKD：从表面上看，好像好莱坞的电影有严格的规则，但我觉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确是在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但不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所以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自己的界限之内，但其实不然。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在那里工作，用他们的方法来颠覆它。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想用法国的方式，做一个法国版的《坏小子》。但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说过这个翻拍好莱坞的想法。其实这只是我和销售团队的人开玩笑的事情。
VH：我是在2001年釜山电影节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
KKD：我想信息是从我的发行商那里得到的。海外发行部问我如果有人邀约我是否可以考虑做？我就回答了可以。
VH：我现在能想到的唯一一部与《坏小子》（Bad Guy）类似主题的好莱坞电影是《搏击俱乐部》（David Fincher，1999年），即用身体表达自己的男人。你觉得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KKD：很遗憾，我没有看过《搏击俱乐部》。从我所了解的信息来看，我认为它更接近我的电影《真相》，这部电影的拍摄时间只有3小时20分钟，讲的是一个人去杀了所有他讨厌的人–但最后证明他的杀人狂魔只是一场梦，也有点像《美国精神病患者》（American Psycho，Mary Harron，2000）。
VH：在网站www.kimkiduk.com，你把你的电影描述为“半抽象”电影。这是什么意思？
KKD：我的半抽象电影制作概念是关于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呈现现实。在我们看到的世界中，我尝试加入我们的思想和感受。
VH：在转向电影之前，你曾是一名画家。特别是《漂流欲室》（2000）似乎更关注超现实的想象，而不是叙事。在《坏小子》中，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的画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KKD：我在法国蒙彼利埃的海滩上当了两年画家。我没有举办任何正式的展览或任何东西；我只是自己画画，在街上展出我的作品。
我还在德国慕尼黑举办了一些街头展览，在那里我了解了埃贡·席勒的作品。我之所以在《坏小子》中选择了他的画作[即他们在书中的复制品]，是因为这些画作乍一看很粗俗，似乎涉及到淫秽的主题。但如果你真的仔细看它们，它们是非常诚实的。它们展现的是被欲望包围的人的形象。原本我更喜欢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但随着我对席勒作品看得越来越多，我对他动心了。
VH：席勒经常画妓女和“堕落的女人”，类似于《漂流欲室》、《收件人不详》（2001）和《坏小子》中的女性形象。是什么让你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出卖身体的女性有如此高的兴趣？
KKD：我认为女性的地位比男性更高。她们有一些男人永远需要的东西，甚至会为此付出代价。大多数人可能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卖淫，即使没有钱转手。当男女之间发生麻烦的时候，就会产生让世界运转的能量。这是一种普遍性的冲突，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差异。
就欧洲而言，我认为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稳定过了，男女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麻烦。所以如果你看欧洲的电影，它们反映了这种现状，它们比较低调。亚洲的电影就比较动荡，比较暴力，因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矛盾还是很强烈的。
VH：关于《坏小子》的女权主义愤怒是否和你之前的电影一样多？
KKD：是的，当然。90%的女影评人都对这部电影给出了负面评价。但如果你看看影片的观众，80%的人来看的是女性。如果你看看所有的专家和影评人，他们大多都是以负面的方式看待这部电影，但普通观众却很容易接受它。他们理解它。如果你把我的电影看成是金基德制造了它所描述的女人的不幸，那是非常危险的。但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问题的描写，那么你就不可能真的讨厌《坏小子》。
VH：在韩国，《坏小子》是你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电影。你认为经济上的成功是艺术上的失败吗？
KKD：这部电影的成功是因为主演曹在显。他突然成名是因为他演了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在韩国非常受欢迎。所以这并不全是我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