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赏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常常会让人想起侯孝贤。但两位国际级知名的导演不论处理生活的题材、镜头的诠释等等，又呈现截然不同的美学品味。众所周知，侯孝贤平时对这位日本前辈即多所推崇。
小津安二郎出生于1903年12月12日，60年后的他在生日那天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时的侯孝贤才十七岁。直至2003年年底，五十六岁的侯孝贤应邀到日本拍摄了作为纪念小津诞辰100周年的影片《咖啡时光》，虽然没能复制小津镜头下的东京景象，却复制了小津电影里安静恬美的意境和隐忍克制的情感。
这篇文章是侯孝贤特别就其对小津之认识，再以后学的谦虚态度，抒发一些晚近拍片感触。虽是一篇旧文。今天适逢小津冥诞，但如今重读，仍是感触颇深。一代电影大师的成长之路上必然会有另外一位电影大师的身影。
一九八五年我拍完《童年往事》，十一月随《冬冬的假期》参加法国南特影展，却在巴黎阿萨亚斯女友的家住了近一个月，为等迟迟未寄达的《童年往事》拷贝。当时贝沙洛影展主席马可·穆勒也在巴黎，跟我讲有一部“小律”的电影一定要看。马可说一口道地的普通话，年轻时是意大利共产党，到中国念书碰上文化大革命待了七年。他把小津说成小律。
我们看的是小津的默片《我出生了，但……》，以及一部中国1930年代的片子《乌鸦与麻雀》，被我叫成two birds。这是我第一次看小津电影，很喜欢。看完一直模仿电影里鬼心眼弟弟金鸡独立的顽皮动作，回台湾逢人就讲。大家看我中邪般的模仿好笑，引起了兴趣，竟也在录像带店找到《秋刀鱼之味》，互相传看，爆发了一阵小津热。便很快从香港友人那里录来《我出生了，但……》，大家看得入迷，就又找到《东京物语》、《早安》，之后陆陆续续，能看到的带子都看了。最喜欢的是《晚春》，小津四十六岁时拍的，透彻极了，厉害。
早年我常常遇到人问，有没有受到小津电影的影响，最显而易见的当然是指小津不移动的固定镜头，因此还被人戏称为“不动明王”。问的多了，看场合我就干脆回答：“因为懒”，结果哄堂大笑，宾主尽欢。
如众所皆知，小津一直只使用一种镜头，摄影机离地板数十公分高，保持与角色坐在榻榻米上的平行角度来拍摄。由于日本人在榻榻米上生活，若用高踞在脚架上的摄影机来观察这种生活，是不真实的，而须以盘坐在榻榻米上日本人的视线水平，来观察他们四周的人、事、物。
小津镜头少移动，到了晚年几乎不动，唯一的标点符号是跳接。这个说法，台湾似乎仅有的一本小津研究翻译书，作者唐纳·瑞奇（Donald Richie）说，这是一种静观的眼界，一种倾听和注视的态度，这和一个人在观赏能乐，这做茶道或花道的时候，所采取的姿态是相同的。
至于以前我的不动，是因为我喜欢用非演员。而非演员，最好不要惊动他们。不能太靠近。若架了轨道拍到他们面前，他们就不见了。所以用中景，拍得长，让他们在我给的环境材料里活动，我尽量捕捉而已。为了捕捉真实，重组真实，以及对真实无以名之的偏执，就变成这样不动了。
着迷于真实到偏执的地步，是我拍片最痛苦的地方。年纪愈大愈偏执，越不能让渡，过关。我常说电影在脑中想的时候是活的，却死于剧本的纸上作业，在拍摄当下复活了，又死于底片，然后在剪接里再次复活。而我的急性子往往等不到剧本弄好就拍，自认角色活了，电影就成立了，至于剧情疏漏，下一部再努力吧。所以我也不试戏，直接就拍。或者说，用底片试戏。这方面比我更走到极端不计血本的，是王家卫，他用底片当草稿。
1970年代我做过场记、副导演、编剧，当时拍一部电影约用两万五千尺底片。（一部九十分钟的电影是八千一百尺。）我开始执导以后，就自觉的不要被底片绑住，大概用到四万尺，每每一卷四百尺让它一个镜头（take）跑完。这次为小津一百岁冥诞纪念赴日本拍日语片，用了十六万尺，经常一卷一千尺一镜跑完。或譬如《海上花》开场的饭局，铺了轨道缓慢移动推近，九分钟的戏一镜到底，完全看场面调度了。
1998年底，东京举办一场小津展与讨论会，系摄影师厚田雄春的后人捐赠了一批胶卷，乃小津的默片《那夜的妻子》（1930），经过清洗整理后公开放映。同时，在东京大学总合研究博物馆展出厚田跟小津的文物，校长莲实重彦邀我和小说家朱天文参加，并发言。
大家都知道，小津电影的低角度摄影，对摄影师来说是一个负担，长时间把肚皮贴在冰凉的地板上拍摄，茂原英雄就把身体弄坏了。据说接任的厚田雄春之所以撑了那么久，是亏得他天生有一副强健过人的胃。
那次展出，我看到厚田跟小津的笔记，一概整齐没废字。尤其小津，巴掌大的手册，密密爬满了铅笔蚂蚁字，干干净净，叫人咋舌。小津的分镜剧本，每个镜头都附注着镜头几秒钟，底片多少，总长多少，共需底片多少，清楚到不能在清楚。我记得是用底片两万尺，这有点吓人。最近我才知道，当时是片厂制度，厂里的公布栏表格公布公司所属导演每个人的底片使用量，可见压力多大。
不过我想，就算没有这个压力，小津也是习惯于像工程师的计算精确。他的分镜表如此缜密、经济。他的电影形式是用来激发感情的同时，节制感情，节制到几乎不露感情。他拍片现场奇异的安静，听说只有一次怒斥过一名太过火的演员：“高兴就又跑又跳，悲伤就又哭又喊，那是上野动物园猴子干的事。流行歌词，笑在脸上，哭在心里。说出心里相反的言语，做出心里相反的脸色，这才叫人哪。”
小津生于1903年12月12日，1963年同日辞世，今年（2003年）冥诞一百周年，全世界都在办小津展。他一生拍了包括短片共五十四部电影，当时在日本，他的剧情片部部卖座，有几部还是年度十大卖座前几名。然而世界并不太知道他，直到1980年代法国发现了他，大力推介才广为人知。
小津曾说：“我拍不出来的电影只有两部，那是沟口的《祗园姊妹》，和成濑的《浮云》。”
说老实话，有时候我好像喜欢成濑更胜过小津。而成濑的被世界所知，比小津，又更晚了十年。朱天文曾写过两人的不同。她说小津简洁的风格，独创的景框（frame）是数学的，几何的，在垂直线和并行线里梭织着感情。她说小津静观，思省；成濑却自己参与在内，偕运命同流转，多了颜色，更无痕迹。我曾看到杂志上登列导演们心目中的第一名，王家卫的是成濑的《浮云》。
近几年大家都着迷温德斯的《乐士浮生录》（Buena Vista Social Club，1999），记录了那批华丽又差不多快绝种的古巴老艺人。昔日，温德斯也采访到厚田雄春。厚田说：“小津去了，我的心也跟他去了……我把人生的黄金岁月都给了他。我很高兴也许全世界没有一个摄影师能够像我这样，小津得到了我的最好的……”访问在厚田动容起来，不断抱歉，哽咽不成声中结束。
2003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