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ICE, ITALY - AUGUST 27: (EDITORS NOTE: Image has been converted to black and white) Director Kim Ki-duk attends a portrait session for his film 'One on One' during the 71st Venice Film Festival on August 27, 2014 in Venice, Italy. (Photo by Franco Origlia/Getty Images)
我问你们，你们有不看金基德电影的信心吗？我想如果我现在死了，金基德会被重新提起。那些憎恶我的、否定我的人，在我死后，会以另一种态度争先恐后地看我的电影。我的这种想法是不是太自大傲慢了，不过这应该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本关于韩国导演金基德的书，当然在网站上输入金基德三个字，可以出现很多相关报道，而对于喜欢金基德或者对金基德有兴趣的人来说，这都是本非常值得一看的书。
编者郑圣一是韩国著名的电影评论家，在序言中，他说，金基德的生活完全被误解了。一方面因为他的电影，另一方面因为他的生活经历。小学毕业，去工厂，当过厂长；然后去最辛苦的海兵队服了5年兵役；继而去法国留学3年，学画；没有受过任何电影教育，却在10年中拍了9部电影，这是一个值得评说的人，于是，在各种评论中，金基德成了一个很好的竞技场。
金基德生于1960年，郑圣一说，生于1960年和生于1970年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1960年出生的人，就意味着他们要和朴正熙一起生活到20岁，这个独裁者的开发政策将一代人邀请到文化沙漠，朴正熙被刺杀后的十几年，他们就这样“卑鄙”地留下来。金基德是从底层生活起来的人，他拍了一些我们无法体验的电影。他的电影让人悲伤。书里电影评论家对金基德电影的解读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记者金京对金基德的采访非常有趣，她打破了我们常见的一问一答的采访记录方式，或者说完全掉了个个儿，整篇文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不是别人，是我们喜欢的金基德。
是的，虽然我有些慌张，可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这该死的采访，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结束它。妈的，脑子这么乱七八糟的还得接受采访。不过，既然人家要求，那就接受吧。给他们看看，我不过是个人而已，一个懦弱的人。金基德是个问题，一直都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太有名了。世界要求名利。很愚蠢的是我以前不知道。镇定点，镇定，好，不知不觉已经到门口了。
这个女人，不知怎的，看上去似乎有些散漫。素面朝天，衣着随便，态度过于放松，就她这样能扳动我的一个手指头吗？她的第一句话更让我的警惕心一下子失色了不少。“我不太懂电影”，可是接下来的一句话，又让我觉得这是个陷阱。“出版社方面要求我对您进行采访，应该不是关于电影方面的，今天，不管您喜不喜欢，您都得讲一些关于您自己的事情”。果然还是有备而来。我还是得把自己家里的和自己的成长过程拿出来，提供一些有趣的东西。我以前非常讨厌讲这些，所以一直回避采访，可沉默反倒纵容了那些歪曲的言论，甚至快成了大家的下酒菜了……她竟然问道，“你有没有过想杀死你父亲的念头？”狠毒的女人。
不，绝对没有过……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非常害怕我的父亲。他的声音犹如雷声，非常洪亮，像个顽固霸道的君主。“你小子长大了能成什么材？”他家常便饭式的斥责让我难以忍受。但是我很软弱。我不能因为父亲的斥责而不吃饭，或表现出什么反抗的举动。我通常每样菜只吃一筷子，好像没有食欲一样，好像肚子很饱一样，所以我经常感到饥饿，有时候我会到后面的菜地里拔棵白菜吃。
父亲每周会去汉城忠路（注：忠路5街是中药店一条街）的药店买药。父亲经常疼痛，这对我倒是一种安慰，因为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我最幸福。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厕所，就是农村里那种泥土砌的厕所，那是个上吊的好场所，我很喜欢那种厕所，因为那曾是我躲避父亲的惟一空间。
就是这样的一位父亲，有一天突然对我说，你不用上学了。起因在我哥哥。父亲曾对哥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为此我们全家从南方庆尚北道的奉化搬到汉城附近的逸山，但是哥哥的表现严重打击了父亲，于是父亲说，“我看你们都不是什么学习的料，去工厂学习技术吧，那也是条出世的路”。于是小学一毕业我就去了工厂。
对这样的父亲，我无法厌恶，无法憎恨，因为他本身也是受害者。《收件人不详》中志钦和他父亲就是我们父子俩的自画像。结婚生子后，我开始一点一点地理解父亲。
现在，这个可怜的人，他的儿子成了电影导演，出了名的儿子是他惟一的乐趣，“你知道金基德导演吗？他是我儿子，唉，那小子，我还没好好揍他，好好教育他……”
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是个软弱的人，可能讲过了。在自虐、自我怜悯方面，我可能是个出色的选手，不，或许这样讲还不够充分，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吧。一直到十五岁，当我揣着钱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我都在犹豫。比如说如果花1000韩元，需要找回100韩元的零钱，我会因为这100韩元零钱感到很愧疚。
更小的时候，母亲给我100韩元，让我买什么东西，那时候我希望所有的东西都正好是100韩元，这样就不用找零钱了。因为店主人在给我零钱的时候，我得看他们的脸色，因为我买的东西不到100韩元，这得要求主人为给我零钱而付出劳动！这到底是什么受害意识，是因为父亲对我的压抑吗？还是因为父亲的绝对不要给人任何麻烦和伤害的教育？我不知道。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父亲的这些命令我遵守至今。
现在转向比较严肃的话题？纯粹，从某个方面看其实是一种残忍。
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中有个场面是童僧抓住青蛙，在它身上涂漆，那是我小时候曾经干过的事情。我在青蛙的背上涂上颜色，放在桌子上观察，我觉得很漂亮。《漂流欲室》中女子用电触击鱼，以转达自己的痛苦，那也是我小时候情绪的一种表现。那些能够代替我所受的痛苦、烦恼的东西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对更弱小的东西的攻击性？杀死一条狗或者一只青蛙不算什么，但是杀死一个人就触犯了法律，这是个混沌的社会……很多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软弱的东西施加暴力。我电影中的自杀，或者因为想杀死谁而冲断法律约束的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境地，即使走向监狱成为死囚。
是的，我有一种讲故事的欲望。还是在逸山上小学的时候。从家到学校，有一条路，路的两旁是水，我常常独自一个人低着头，边走边说，不停地对路面说着什么，而且，我很焦躁，我对自己说，这些应该记下来，应该记下来……那些我自认为很漂亮的语言，但很快就蒸发掉的语言。当同龄的小孩们在想着“过会儿应该买个面包吃”的时候，我却陷入某种精神上的兴奋，很长时间。
我读过什么书？我几乎没读过什么书。如果说我读过一本书，那就是《圣经》。在巴黎的时候，我常常带着新约圣经。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对《约翰启示录》中那些神奇的启示有些痴迷吧……
说出来可能有些奇怪，我有这样的想法，反正没学过习，有些东西我当然不知道。那些已经有结论的理论书或者人文社科书，于我都没意义。现在还是一样，我喜欢读的惟一的东西是时事杂志。因为我对人物、事件以及真实很感兴趣。但我不读那些将这些事件再生产为小说或者诗歌的东西。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孩子。我没有故意张扬，也没有故意隐藏。有趣的是人们从没问过我结没结婚这个问题。
我不戴戒指，看我的行色，通过我的电影，似乎都看不出我已经结婚的迹象……我还在巴黎的时候，经常和她书信来往，1993年我回韩国后，就立刻结了婚。我一点都不后悔。只是有些对不起她。我的电影中那些极端的爱情，和她无关，对此我也很心疼。不管怎么说，我是个探求异性情感的人，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我要在剧场里，在100分钟内，表现人们的情感，我不能拥有太普通的思维，她是个很普通的人，我无法将这些解释给她听，这是我们的悲剧。
再说一遍，金基德其实没有什么能源。写好剧本，找制作者，见面商谈，陶醉兴奋，然后故事就结束了。有指责我的人，就会有欣赏我的人。
这个世界上，那些叫喊着要拍电影的人们，像过去的文人那样，聚在一个小房间里，抽烟喝酒，叹气，愤世嫉俗，这对我来说都比较遥远。有喝酒抽烟的时间，还不如走路，我主要走路，就是单纯地走路。边走边想。有时候路过电影院，就进去坐下看电影。这时候，会突然蹦出一些灵感，但可能与我正在看的电影没有任何关联。比如在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某个瞬间会突然构思出《坏小子》或《春夏秋冬又一春》里的形象。而且我有个毛病，不管什么地方，可以随时睡着，似醒非醒间，会出现人们所说的多维空间，那些空间里有许多混合的形象。
我执著于将那些形象表现在自己的电影里。很多人觉得我的电影没道理，我不管，我依然坚持自己的理论。
｜编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