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ona A. Nazzaro｜©Locarno Film Festival
您在很多备受瞩目的电影节担任选片人、策展人，包括鹿特丹电影节、都灵电影节、罗马电影节、佛罗伦萨的波波里艺术节（Festival dei Popoli），瑞士真实国际纪录片影展（Visions du Réel）、威尼斯影评人周。对于您来说，洛迦诺这个品牌的独特性在哪里？
洛迦诺与其他电影节的不同之处在于，洛迦诺是一次完整的体验。这不仅是个一年四季都有活动的电影节，也包含所有不可或缺的平行活动，例如世界各地的Locarno Academy、Locarno Open Doors，以及各种行业会议和活动。这是电影节，也是个持续进行中的项目。作为电影节，在过去的73年中始终代表电影作为自由表达的媒介、电影作为自由的艺术创作，以及电影界在世界各地寻找新的、有才华的声音，并发掘展映出这些声音。洛迦诺是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洛迦诺是一种感知电影的方式。能够成为这份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极具才华的团队的一部分，真是太美好了。
今年的选片工作应该主要是在网上进行，因为跨境旅行变得非常困难，策展人也无法实际到各地区选片。疫情是否给您更多挑战，尤其是在欧洲各地纷纷封城的期间？您接下工作之后的过渡期进行得如何呢？
这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足够准确，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参考我在今年威尼斯影评人周的工作，我们的准备工作完全是在封城的状态下完成的，期间只在威尼斯待了五天，七月份另外又待了五天，这就是策展过程中全部的跨边界旅行。可是，我们可以认定今年的影评人周是最好的一届，至少在所有那些我有幸参与策划的几届里来看。我同意，真的是充满挑战而且十分困难，而且我们不该低估局势的复杂性，但是我完全相信我们在洛迦诺一起工作的团队，我相信他们对于工作的投入和奉献精神，相信我所邀请的选片团队，之后我会正式宣布选片委员会的成员。希望这听起来不会有些过分俗气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将全力以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洛迦诺电影节一如既往的美好。
整个2020年，我们看到各个电影节因应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您担任选片人的瑞士真实国际纪录片影展全面线上化、莱比锡国际纪录片和短片电影节成了线上和线下的混搭版本、威尼斯减少排片量。如果2021年洛迦诺不得不再次采用不同于往常的形式，您将优先考虑什么样形式的电影节？
首先，我认为未来的电影节不可避免地都将变得越来越混搭，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电影节，也涉及版权拥有者，包括制作人、销售代理人和发行人。因为我们不能只说线上和线下综合，而不考量综合混搭的想法会如何影响电影节产业和整个电影经济链。我觉得电影节应该整合更多体验，既是横向的（例如线下实体版），也是纵向的（例如线上版本的体验），这个趋势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电影节”顾名思义就该是现场的“节庆”体验，但是我也不觉得电影节结合线上体验，就必然是这场复杂的流行传染病流行期间的解答。我认为，这是一种与全世界所有不会前来洛迦诺的观众产生联系的方式，我也认为这是一种吸引更多受众的策略。如果已经观察电影节很多年，就会发现其实某些电影节已经一直这么做了，在疫情开始之前就有很多虚拟放映场次，只是疫情加快了这一进程。
我们计划让洛迦诺电影节尽可能的线下展映，在大广场（Piazza Grande）开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荧幕，最多可容纳8000人。即使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安全规程减少座位数量，也仍然能够在广场上至少容纳3500至4000人。我确信电影院、剧院和音乐厅仍然是安全的场所，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与电影院有关的群聚感染事件，洛迦诺、威尼斯和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的经验都证明了，只要减少电影数量，不必过多减少座位数，遵守一些非常简单的规则，像是戴口罩、干洗手、不要聚集太多人，举办线下艺文活动其实是可行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应对疫情，文化活动就得付出最高的代价，我认为这并不是正确的做法。我宁愿戴着口罩坐在电影院里，而不愿意不去电影院、在电脑屏幕前享受所谓的自由。我是意大利人，有一定的时尚意识，收藏了一些口罩，洛迦诺也制作了多种精美的口罩，虽然戴口罩并不是理想的状态，但是戴口罩不仅保护自己，也保护接触的人。当我听到有人说口罩损害了个人自由时，我的问题是，其他人的自由又怎么办呢？有些人觉得，自由是完全自由的，不需负责任。那么，我们从几千年来的哲学里学到了什么？希腊哲学家告诉我们的事？齐克果又告诉了我们什么？自由其实是关乎责任的。
您提到了电影节包含线上和实体的混合形式。而有些电影从业人员担心，一旦观众习惯了在线观看电影，就很难重回电影院。观看电影作为一项集体分享的实体活动，您感到乐观吗？
我们现在正处于多种事物共存共生的时代，所以，电影院里可以有很多人同时观看电影，同时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相同的体验。并不是只能有一种方式，而是应该让多种不同的方式同时存在。对我来说，电影自诞生以来，便是一种实体的体验，不过当然中间有了一些变化。电影因为伴随着放映机、胶片等等的发明而生，是一种工业艺术形式，而在线体验转变了整个商业模式。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保有电影院作为一种社会和集体体验。我晚上坐在屏幕前，可以享受一部电影，而电影院则是集体的体验。对我来说，两者并存不成问题。洛迦诺非常了解这一点，我们正在努力更新线上形象，以一种全新的、更具竞争力的、更整合、更便于线上造访的方式，重塑整个洛迦诺的体验，让全年都可以可以享受洛迦诺的全面可能性，将电影节、Locarno Open Doors、Locarno Academy等作为综合体验来实现。
我是个音乐狂，现如今人们可以在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脑等各种设备上聆听音乐，可是奇怪的是，黑胶唱片却迎来复兴，又重新开始生产唱盘，实在好极了。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地也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让发行公司、电影院、在电影院工作的人等等都可以生存下来？不一定非得要二选一，其实需要是一加一加一，累计并存我们尚未知晓、未来会出现的各种可能性。这方面我一点都不觉得有压力，只是担心，是否会有人提议要削减我们众多体验电影的方式之一。未来，洛迦诺会是实体的，也会是线上的，可能二者甚至同时存在，或者相隔一周，或者会有一点时间延迟，这都很自然。不自然的是，如果我们期待一切都会在瞬间产生变化，然后就延迟不动。
洛迦诺发掘了许多中文杰作，例如《方绣英》、《幻土》。去年，荣光荣的《冷漠喂养冷漠》也被选入片单。作为香港电影和后现代动作片的书籍和论文的作者，您觉得我们会在洛迦诺看到更多来自这些地区的电影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我确实相信这一点。我当年有幸在戛纳电影节采访了杨德昌，也与侯孝贤见过面。那些导演对我来说开启了一整个世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与可以自由表达和做自己想做的电影的电影人取得联系。
当我撰写有关香港电影的文章时，那些电影在当时看起来并不像其他任何已经存在的电影。它们有一股难以置信的强大能量，完全重塑我们习以为常的动作编排方式，但却只用了非常简单的特效。像《倩女幽魂》这样的电影其实更接近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而不是《黑客帝国》，但却帮助《黑客帝国》的主创创造出那些名场面。我觉得这些电影奇妙的创意思路可以追溯到皮影戏的魔幻之地，这些思路有助于重塑好莱坞的数字革新。
老实说，对电影人的审查和控制的整体问题，让我非常非常困扰。我们当然十分期待与来自中港台、东南亚的影人加强联系，但我并不从地区的角度来思考。《悲情城市》在威尼斯获得了大奖，我看的时候，觉得这就是一位导演在他鼎盛时期的表达，并没有感觉这是某个地区的导演。对我来说，电影没有国籍、没有边界。我并不是在提倡全球化和无菌化的电影观，而是因为电影就是自己的国家。侯孝贤的《戏梦人生》或《海上花》，或者香港动作片，或者杨德昌、王兵，他们都将电影境界往前推进了一大步，重新塑造了电影的可能性。我很期待可以加强与影人的联系、推动对话、突破美学界限，就世界的现状进行有趣的政治对话。
“重塑”使我想起了您在Screen International接受采访时所说的“电影可以帮助我们拓宽道德视野”，那将是您策展的主要思考方向吗？
对于电影工作者，我深表感激，他们帮助我了解现在的电影，以及电影可能可以帮助世界往哪儿前进。我邀请贝特朗.芒蒂格（Bertrand Mandico）的《野小子们》（The Wild Boys）到威尼斯展映时，电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电影在智利放映时，我碰巧在那里。那是一个夜间的放映，这部电影蛮长的，差不多午夜的时候，我们与当地观众进行了问答，下面坐着跟屏幕角色频率相合的观众，真是太棒了。芒蒂格上台时，像个摇滚巨星一样被群众欢呼着。有个观众站起来说，我还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知道我可能会成为什么样，或者我将如何到达那里，成为那个我仍然不知道的自己。在那一刻，空气中充满了强大的能量，让我觉得，这部电影实际上唤醒了一类新的观众、观众和电影之间的纽带、一个新社群。当这样的情景发生时，真的太神奇了。芒蒂格非常感动，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们感觉，电影院里的人都理解这部电影。在那之后几个月，智利就发生了政治冲突。能够选到这样的电影就太好了。
在威尼斯的影评人周中，您们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性别等比。这也会是您在洛迦诺的目标之一吗？
毫无疑问，是的。我们已经太晚了，仍然没有做到应该做的，应该做更多，应该做更好。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不想变成“直男癌的说教”（mansplaining）那样，但是如果您允许我这么说的话，我会很谦虚地说，我们应该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