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纪录片的开场，首先进入观众视线的是一只铜狮。狮的形象对于中国观众是非常熟悉的，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正统影像书写中，它经常出现在开场，并且常常是在风雨之中，隐喻着中国百年的屈辱以及对重新崛起的期待。但是在《海上传奇》里，这座铜狮的出现却是背对着镜头，接着是一个男性清洁工在仔细擦拭着它；镜头拉开，我们发现这座铜狮并非出现任何历史建筑前面，而是看守着一家银行；我们也立即可以注意到银行门口的马路被完全挖掘开，如同一个建筑工地。我们在这一系列的镜头和剪辑当中，看见了标志性的贾樟柯风格，一种和正统的、官方的影像书写大异其趣的隐喻方式。这组镜头非常准确地概况出上海的历史和现况来：财富的传奇、大规模不停歇地建设、以及财富与建设背后的普通人、劳动者的面孔。在此后，我们发现这个开场也相当于这部纪录片的纲领。
《海上传奇》影片大致是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口述实录，此时贾樟柯是聆听者；二是公共空间展示，此时贾樟柯是旁观者；三是演员赵涛在上海滩的行走，此时贾樟柯是介入者。结构这三个部分的，我认为是“电影史”，是对上海近代史影像书写的系统回忆，从选择的七八部影片的构成来说可谓面面俱到：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小城之春》、有文革前十七年电影《战上海》与《舞台姐妹》等、有文革中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有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有台湾导演侯孝贤和王童的电影、亦有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娄烨的《苏州河》片段。作为一个外来者与一个电影工作者，从旧胶片的记忆中，以影像折射这种较为外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上海的认知，是一种诚恳而又聪明的方式。这个“电影史”里，也插入贾樟柯本身的电影经验，侯孝贤坐的火车从隧道出来的画面，对他个人来说也许是一种情结。在这部影片里，我欣喜地看到林强骑着摩托车出镜，仿佛从《南国再见南国》骑出来，时光一去十数载，昔日少年变了容颜，空间转换、时间恍惚，就像历史走了一个神。
《海上传奇》受访者八十，最后出场者十八，不是名流，就是名流之后。以这些受访者的身份而言，“传奇”当之无愧。但是从风云变化的大时代出发，在这些名士名媛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发觉最有趣的部分，是那些历史生活里的细枝末节。陈丹青作为影片中的首位讲述者，就有些出人意料，因为这位文化名人，谈论的只是童年时期趴在窗户上窥视邻居家吃饭的情形、以及弄堂里孩子们打架的记忆。原来贾樟柯选用的片段并非抽象的宏大叙事，而是具体的生活常态。哪怕触及腥风血雨或辉煌斑斓的记忆，被提炼出来的还是那些历史节点里、最细致的个人经验。第一代劳模黄宝妹讲毛主席接见，最有意思的是讲杂技演员在毛面前表演时如何紧张，翻圈圈直翻到台底下去；杨杏佛之子回忆父亲被暗杀当天，最鲜活的讲述是车子在转弯减速的时候、如何听到几声枪响；杨百万讲自己先富起来，最生动的是说到拎着一箱子钞票走南闯北，途中怎么个不方便法。还有“味精大王”张逸云的孙子张原孙回忆起巨富家世时，最动人的时刻却是唱起那首英文歌“I Wish I Knew”，这是一个最私人、最有情怀的时刻。
贾樟柯对空间的选择非常在意，每位受访者的身份与拍摄地都形成一种对位。比如张原孙的访问是在一家老式咖啡馆中；上官云珠之子叙述家庭在文革中的不幸是在一座空荡荡的影院里；采访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时的上海助手朱黔生、则是在当年的拍摄地豫园湖心亭茶馆进行；劳模黄宝妹的段落一部分在富丽堂皇上海展览中心的东大厅、一部分是在已成废墟的上棉十七厂房中。这种身份与空间的对位和叠加，给人无限唏嘘的感慨。而进一步的、更放大的对位，在受访者的声音与公共空间的影像之间产生。那些沉默的街景与喧嚣的历史、那些无名的面孔与传奇的名字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在最后一位受访者韩寒出现之前，是建设世博场馆的年轻民工、在未完成的建筑中的一段舞蹈；在韩寒讲完之后，则是写字楼里一群焦急等待电梯的上班族的面孔。这些影像片段之间呼应式的组接，使得《海上传奇》形成一个非常有机的整体，而和普通的访谈式纪录片区别开来。
我在影院里细细看了两遍这部电影，最让我着意的是这些受访者的口音、语调。贾樟柯选择尽量用上海话来做访谈，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决定（尤其考虑到他是不会说、也听不懂上海话的）。中国人讲“乡音未改鬓毛衰”，语言本身就是历史的印记，也是私人记忆的载体。《海上传奇》讲述者的不同语调，就流露出上海 “华洋混杂、繁盛一时”的历史印记，也流露出经过迁徙流离之后的个人记忆。好比陈丹青，选择普通话说，偶尔夹杂着一句半句上海话，符合他的外来移民、又多年不在沪上的身份；像张原孙、杨小佛这些名流之后，偶尔还在上海话夹杂着英文单词，有意无意间显现海派余韵；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张心漪女士讲得是一口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话，慢条斯理气度优雅；再看从上海移居到香港去的演员潘迪华，讲得是上海话，却带着明显的粤语腔调，那种沧桑与伤感真是溢于言表。我愿意把《海上传奇》看作是一个声音的盒子，这些口音和语调构成了历史最密实的注脚。
这部影片的原名是《上海传奇》。上海，这个题目本身太大。任何创作者在这个题目面前，都可能有盲人摸象的感受。贾樟柯在这个题目面前做出了选择，他不拍象的形态与步调，这太常见了；他拍象的机理，最微观，也拍象的环境，最宏观的。他有野心拍出“传奇”，所以拍着拍着觉得“上海”这个题目小了，遂改名 “海上”。我想一个外来者很少能真正进入上海的弄堂巷陌、斗室阁楼，拍摄上海的内部，一个属于本地人的真实上海，那多少会有一点“隔”。贾樟柯的视野开阔之处，是向外拍摄，是把上海放入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人留下来、有人往台湾去、有人往香港去，把“上海的传奇”变成“海上的传奇”，把维多利亚港和台湾渡轮的景象作为折射上海的一面镜子。去拍那些离开上海并且再也没有回来的人们，以对中国那段离乱的近代史做出自己的回应。在他的作品里，“传奇”这两个字超越了狭义的汉语意义，掺杂着一个城市几代人的乐与痛、繁盛与流离。
（题目取自张晓舟先生的博文，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