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戊戌志】剧照
虽然据说现在不大提倡过“洋节”，但街头还是已现审慎的圣诞气氛。我却在心怀忐忑地等待会比圣诞更早到来的冬至。暮色四落，有外卖骑手在车河中穿梭，与时间赛跑。趁塞车的工夫，我抬头目送铁路桥上亮着一串窗口的夜行列车穿过城市的乱与闹，去向远方。
倏然想起还是一枚小镇少年的自己，有一次去县城参加篮球比赛，住的招待所可以临窗望见一座铁路桥，天色渐暗时分，有绿皮火车缓慢经过，每一扇点亮的车窗仿佛都是一方银幕，映着当时的我似乎不可企及的剧情，充满诱惑。那一年，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本命年。
四年后，我以近乎逃离的姿态进到那方流动银幕里，来到眼下这座城市，从此，故乡成了远方。这些年来，以摄影机为笔在大大小小的银幕上写写画画，在光影之隙河山之间碌碌行走，不觉已流水年长。
转眼到了第四个本命年，已经和故乡握手言和的我，将一群九零后小伙伴带离他们的“互联网故乡”，重返田野，重返普通人真切的生活现场，留下这部纪录片【天时·戊戌志】，试图自不量力地以此完成一次对族群精神故乡的集体回望。
如果不算“损公肥私”的话，这其实也是我写给在油菜花海、红苕田埂和桑树枝桠间度过的那些无忧岁月的一封含蓄的情书。
前一阵有一篇热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社交媒体上刷屏，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透过“骑手”的生存状态看到了困在高速运转的信息系统里的自己，由此而生唏嘘感喟。
站远点看，那些困住自己的“系统”似乎都是人类自己建造的，只是很多人“困”在里面，或者“栖居”其中却不自知。
“天时影像计划”正是带着人类学好奇心和社会学想象力，以二十四节气为观察坐标，去探寻中国人日常生活后面某种隐形的文化系统，在不可抗的时间规则里，观察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浮沉之间的生存本能。
说起时间规则，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公元纪年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至今也就一百多年，而旧有纪年方式以及其背后的农耕文明系统发生动摇的历史节点，似乎正是两个甲子之前的那个戊戌年。
以至于在即将过去的这个多事的庚子年欲提笔为“影像戊戌志”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竟东施效颦般想起120年前的庚子年写下《少年中国说》的戊戌君子梁任公。
不过此刻更贴切表达心境的句子却来自民国的鲁迅先生：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如果这篇文字是部电影，此时画外音应该响起被摄制组小伙伴戏称为“炸山”让录音设备爆表的铺天盖地的爆竹声，场景闪回到福建安溪清水岩，戊戌年正月初五。
在凌晨的微光里，我扛着摄影机追着虔诚的人们抬着沉香木所刻的“清水祖师”巡境祈福，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有我们的主人公之一陈俩旺。
过完年，他就会离开家乡安溪去到泉州台魁巷，巷口的白来叶树下，有他一间小小的修鞋铺。巷子的另一头，有一座过路亭，昏黄的街灯光影里，邻里们每天在这里闲话家常，抱团取暖。
我们的摄影机就静静地沉入这样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场景里，静静地细数时间褶皱里的生活微澜。
在最后的成片版本中，对那些人山人海的祀神大场面的呈现，我们反而很节制，并未过分渲染。而将目光更多投向心怀敬畏的人们如何度过他们的日常光阴。
与大多数人类学纪录片的操作路径相反，我们选择了两个藏族青年导演摄影组合旦增色珍和晋美多吉来到半城烟火半城仙的人文之城泉州，历时近两年完成【天时·戊戌志】之《台魁巷》的观察拍摄。
记得我在戊戌年春节前给他们写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提醒：
二位若有多不喜欢那些内地导演先入为主走马观花炮制出的“藏地影像”，就该多大程度地抛开文化的“猎奇目光”，潜心沉入泉州生活现场，穿越表象，透过最庸常的柴米油盐与香烟火烛的浮光，进入人物的内在空间，描摹一组令人信服且触及心灵的台魁巷人物群像。
藏族小伙伴是否完成预定任务，有待观影者验证，总之现在晋美已经泡得一手好茶了。相信很多人的回忆里都会有这样一条已经消逝的巷子，并不敞阔的空间仿佛是家的延伸，那里会有你和小伙伴嬉戏的童年和懵懂青春，那里徘徊着爷爷奶奶的蹒跚身影，吃不完的百家饭以及永远看不到尽头的时间，也有那些你还没来及伤心就已经逝去的人。
《台魁巷》就是这样一幅展开在当下时空的“回忆画卷”。
在天台山，也有一幕回忆杀瞬间让我闪回小时候。一个寒冷的冬夜，小朋友在木盆里洗澡，蒸腾的热气和昏暗的灯光营造出一种很治愈的调子。而当我们用某度云盘传这段素材的时候，人工智能自动识别给局部加了马赛克也让我们忍俊不禁，想起《天堂电影院》剪下来的那些胶片。
【天时·戊戌志】以六部90分钟影片的篇幅，深情但不煽情地带观众进入六地十二个家庭的平凡而值得尊敬的生存现场，浙江天台山、郫县安龙村、泉州台魁巷、盘锦胡家镇、洛阳鼓楼下加上致敬费孝通《江村经济》的“江村”，形成类似诗歌的“外一章”的5+1结构，展开一轴影像长卷。
我们的片子就是顺着时节变换在天地之间长出来的，雨露滋润，风吹日照，病虫害全都没拉下。我们和影片中的人们一起经历了戊戌年的每一寸光阴，告诉他们你我都困在同一个系统里，不过也好，这样不易被风吹散。
在这个推崇短、快、奇的时代，我们这次用最笨的办法诚意献给大家的这部片，不知会不会是对观众的一次冒犯？这是我的忐忑之处。
有时候，我发现很多自己想说的话，已然被民国时代的人说过了。1934年沈从文在《＜边城＞题记》里曾写道，他的这本书只预备献给“在说谎造谣消息达不到的社会里生活”的人，和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和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
他将把“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听上去这仿佛就是我们这部片的导演阐述啊。
而同一篇文字里，沈从文对读者的预设也十分契合我所设想的【天时·戊戌志】的观众定位。
沈从文期待他的读者应是有理性的，“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如果弥漫在手机里的那些社交媒体、眼花缭乱的各种广告或者带货直播，建构起来的是一个浮华虚幻的花花世界的话，我们这套片子应该算是浮华世界之外的一座淡远的“边城”。
台魁巷紧邻著名的泉州开元寺，从过路亭旁边有一条小路可走侧门进入那座香烟萦绕的古寺，途中会经过弘一纪念馆，可以说弘一大师一直在加持我们这部不合时宜的纪录片，前后四年所经历的辛苦遭逢自不必再提。
最后不妨以《晚睛集》里的文字作结：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收到了。凡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因它在传递你心间的声音，绵绵不绝，遂相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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