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字幕视频】拉斯·冯·提尔专访：源自唐老鸭的重担（访谈者：Christian Lund）

当你在地球的某处行走时，总会有些东西吸引了你。于是你会收集这种小东西。我对电影的志向就是想以某种方式扩展这种媒介。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令我坐立不安的就是戏剧性（Dramaturgy^[1]在社会学中，这个词语理解为“拟剧论”，纵观访谈全文，理解为戏剧性较为准确。）。最好的事情就是如同你在冥想中漂浮起来一样放任自流。你在写作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境况，然后你就下笔如流，似乎经历了一次高潮。

—— 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

您是否能解释下您在做的事情，以及您刚经历了什么？

这几年来我一直还在创作，不过就是在写作。我已经花了两年时间来写作《医院风云》（Riget^[2]拉斯·冯·提尔关于“王国医院”（英文名字为：The Kingdom）电视系列的第三季）系列的结局。相比之下，《狗镇》（Dogville，2003）的剧本我只花了七天时间，而且还是一气呵成，都没有重新看一遍。这是另一种方式，就是推着前进。年纪大了，想法就更多了，“你应该做这做那。”事实上，我并不太以此为荣，但一个人就是变得愈加挑剔了。

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和比约克（Björk）谈话终于不再大喊大叫时，我们同意永远不会在C调上结束，这意味着你不会实现高八度，因为那只是当时的预期。对我来说，重点是要使用戏剧性，就像当年我和约尔延·列斯（Jørgen Leth^[3]丹麦诗人和电影导演，被认为是实验纪录片制作的领军人物。曾因创作瓶颈在拉斯帮助下一起拍摄了实验纪录片《五道障碍》）一起拍摄电影《五道障碍》（The Five Obstructions，2003）时，我在为自己制造障碍物。那是一个奇怪的过程。当时我服用了高浓度的药物，双手颤抖只能让别人帮我打字。另一方面，在那段时间里我都无法进行阅读。所以我算是欺骗了一下，听《新约》和《旧约》的有声书。我不得不说，那非常有趣。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就像布努埃尔说的，“感谢上帝！” 不过《圣经》里满是神奇的素材，这个认知应该是从我读那本特别有趣的小说《约瑟和他兄弟》^[4]Joseph and His Brothers, 托马斯·曼（Thomas Mann）花了16年时间创作的四卷小说，这部小说也被认为是托马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开始的，它和托马斯·曼^[5]（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德国作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写的其它作品截然不同。你能容易就能想到了他。我非常敬重托马斯·曼，他其它的作品都比较沉重，但这一本读起来倒有些轻盈的感觉。不过它有五卷，所以很长。因为他要遵循“圣经上如是说”的这个障碍，所以就他照着圣经上来写了。

我对障碍原则深信不疑，因为它让创作变成了一种游戏，而非责任。我记得帕尔·科比沛（Per Kirkeby^[6]（1938年9月1日-2018年5月9日）丹麦画家、诗人、雕塑家和纪录片导演）痛恨白色的画布，所以他专门找了个助理帮他画，所有的画作都是如此。那也是一种新起点，它可能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过他当时那种纯粹的自由真的很有趣。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艺术性。你也能感受到一些人身处的政治局势。比如说塔科夫斯基，他最好的电影是他在苏联时拍摄的，因为当时的他处于一种政治压迫的特殊状况下，但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所以也得到了回报，但是再他去了意大利和瑞典之后拍摄的作品对我来说就不再具有特殊意义了。显然你需要找到某种方式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一副枷锁。就像运动员或者马戏团表演者为自己的训练增加一些特别难度一样，最终他们都能得到回报。

你之前已经谈论过障碍。您也说过要避免自己的控制欲望。你能解释一下吗？

我们在拍摄《大老板》（The Boss of it All，2006）时开发了一个电脑程序，我将相机放定位在它的位置上，以便对重要的事物进行最理想角度的拍摄。然后我们只要按下电脑的按钮，摄像机就会自己移动。它可以改变倾斜度和高度，也可以平移。也许我的脑袋在那个角落里探进去才能看到。可惜的是，我们用的不多，但是确实很有趣。我所追求的，我们称之为自动视觉（automavision）。技术人员们很不高兴。我们又在声音上做了同样的尝试，用电脑程序来控制滤波器。但我是在唐老鸭的伴随下成长，当时就认为唐老鸭已经戏剧性十足了，所以尽管我很努力了，但对戏剧性的认知上还是很困难。至少对我来说如此。

怎么做到的呢?

是啊，怎么做到的呢？如果你把唐老鸭的故事分解开来，你会发现很多主流电影的影子。我可以换种说法来讲：我看到了易卜生《群鬼》（Ghosts^[7]易卜生1881年写的剧本）的瑞典版本。易卜生是斯特林堡^[8]指瑞典剧作家、作家和画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同时代的人。我非常喜欢斯特林堡。他在这Geels Bakke附近^[9]指拉斯本人所住房子附近，位于哥本哈根北部15公里左右住过几年，在那段时间里写了《父亲》（The Father）和《朱莉小姐》（Miss Julie）。易卜生算是成功了，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很受欢迎，当然他现在依旧还是。他几乎重新发现了戏剧，并让它更为普及。当你在第一幕中听了两三次说孤儿院的火灾保险没有缴纳时，你可以出去休息放松下，然后在第三幕开始时，“孤儿院着火了。”就这么简单，他每次都会这么做。他还举过一个例子：如果在第一幕中有人买了一颗步枪子弹，那么它必须在第三幕中开枪。这种方法让戏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问题是每个人都这样套用，很快就变得陈词滥调了。每个人都视他为偶像。不过后来者并没有能够持久，因为他们随后只成了文化历史发展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斯特林堡一直有精神问题，所有人们能想到的坏事都发生在他身上。他一直在和自己作斗争，这是我们从易卜生身上感觉不到的。不过斯特林堡是个神奇的疯子，所以他创造的东西也是完全无法预料的。有一段时间里，他着魔于炼金术希望能够炼出金子来。一种“地狱”危机感……他一直都是有那种危机。当时关于女人喝酒的事情，他是坚决反对的，那是超越了女人喝酒的话题本身。易卜生则更像是……“让娜拉走吧！”^[10] … Continue reading对此他们是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更相信斯特林堡的作品会比易卜生的流传得更为久远一些，尽管易卜生是现代戏剧发展的奠基石。鉴于易卜生遗留给后人的珠玉在前，戏剧发展对其他人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空间了。所以为了创造生活，我决定尝试不同的方式。我对自己用和他们同样的方法做过的事情并不太满意。

我一直对克劳斯·里夫比约（Klaus Rifbjerg）写他如何开始写作的那本书印象深刻，他当时根本不知道写作的方向，但在适当的页数之后，书还是顺利地结尾。小说呈现出了一种轻盈性和即时性的效果，这在电影中是很难实现的。他做事的方式确实让我很受启发。我希望我能够还有机会凭借自己的直觉来拍摄一部电影。但是我陷在一种困境中，关于戏剧性的困境。事实上，最后一部电影花了两年时间来写，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我想我们有八个故事情节。在一个正常的戏剧性故事情节中。你要从一个爆炸开始，开头永远是最棒的事情。每个人都喜欢开头，导演也是。一切都很有趣。一个人站在篱笆边上，一声巨响，电影开始了。但之后的故事就需要落实到细节了……

我们在写《医院风云》时，当时公司位于Rysgade这条路上，丹麦广播公司（the Dan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丹麦语简称为“DR”）一个人打电话过来冲我们怒气冲冲地吼叫着：“你们的标题在哪里？”“好的，我们也必须这么做。”彼得·阿尔巴克（Peter Aalbæk）努力让我们有机会去做这个电视系列，所以我们最好快点想出一个标题来。我们办公室当时是落地全景窗户，从那里看出去正对着天国医院（the Rigshospitalet），于是我说，“就让我们叫做‘天国’（Riget，英语为“The Kingdom”）吧！”“好的，听上去很有趣啊！”“肯定的，就发生在这个医院里。别担心。”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不过我们之后写得时候很顺利。我和尼尔斯·沃塞尔（Niels Vørsel）就不同的场景分工，就这样开始。当时我们需要钱来维持公司的生存。这是一个很好的障碍。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艺术家为了创作要保持贫困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要在截稿日当天的星期五上午才开始写作。据我所知，大部分是连载作品。他坐在那里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在晚上，他却能写出那20页来。我不知道托尔斯泰是怎么工作的，但《战争与和平》仍然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

你能谈谈文学对你的重要性吗？

对我来说，文学是最基本的工具。在我生命的某些阶段，我很难让自己集中精力去阅读。而记忆这个东西。目的并不是让你读完书后要背诵。我喜欢文学的原因是可以一个人做决定，也算是某种独裁吧。相比而言其它事情都需要经过很多人。尽管我算是一个左派分子，但在艺术世界里……也许有一天会发展出一种方法来创造集体性的艺术作品。但是目前我只看到卓越超凡的库布里克才能实现，要不谁还能编排这样的一种卡片集？我首先发现可以用来转移到胶片上的是那些库存的镜头，还有别人之前拍摄的图片或者其它各种不同的信息。小说之所以如此出色的原因是因为你手里有个朋友：一个希望讲述故事的作家。也许突然之间他就开始讲故事了。普鲁斯特用了20到30页的篇幅，讲述了法国城镇的名称，以及它们现在不延续原有名称的原因，就像我们现在在厄尔霍姆（Ørholm^[11]Ørholm是位于丹麦哥本哈根北郊Lyngby-Taarbæk市Mølleåen河上的一个地区。），然后为何它不再称为霍尔河（Ørå）。也许是因为å这个发音被曲解了读错了，诸如此类。因为他对这个感兴趣，虽然和故事没有关系，但他很高兴地谈论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普鲁斯特的故事都是一个有着巨大体量的完整性。

我想说说基本结构，它从一粒小种子开始，然后慢慢成长起来，这八个故事线也被奇怪的方式各自衍生发展。大卫·林奇（David Lynch）就这样骗了大多数人。我们所有人都被第一部《双峰镇》（Twin Peaks）给震撼到了，我想：“他妈的，真是太出色了！”但这些都是基于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假设为前提，你期待的是所有这些小事情到最后都会引领到结局某个更大的意义。但他从来没有做这种打算，我知道那不是他的方法。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你认为这是最好的一部作品。我们都知知道只有16集。我还没有看最后几集，那还不是一个完全结束的故事，他还试图用一部故事片和另一个系列来完成它，但这从来就不是他的本意，或者说这也表明了他很难让故事有个善终。但这就是好奇心：“一个人爬上了梯子。”这是一个开始，然后他消失了。我们期待他从梯子上下来或者发生些别的事情，比如梯子翻滚之类的，这样故事里有些小事件本身就具备和完整作品一样的戏剧性。最好玩的事情是揶揄的过程，而不是如何看到结局。问题是我对这个过程太清醒了，想得太多。我想芬奇应该不会这样。［笑］

我还告诉你一件关于林奇有趣的事情。有一次他被邀请来丹麦电影学校做一个关于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讲座。我自己坚持冥想15年了。我被邀请去和他见面。那里有一个办公室走廊，我看见他和几个西装笔挺的人坐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上去就像是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12] … Continue reading）成员。我想，“我绝对不能和这些人一起。”我无法接受看到一部分我非常敬重的事情和我最为鄙视的事情如此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快步走进办公室躲在了秘书的办公桌下。会议正常进行，而我躲在桌子上面呆了一个小时，然后设法悄悄地离开了。这就是我和林奇未遂的会面。突然间他变成了一个冰激淋售卖员。他完全脱离了我对他的印象。

读书时你在寻找什么呢？

主要是读过那些伟大的作品。我喜欢这些。当然，我也剽窃了别人的东西，但这是你在这个球赛中避免不了的。我不知道……但我就应该读些什么书上有很好的建议。我读俄罗斯作家的书比较晚，但托马斯·曼（Thomas Mann）我读的比较多一些。托马斯·曼和普鲁斯特有同样的问题，也许不能说是问题。他们都是同性恋。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并没有表现出来。对普鲁斯特来说，想出一些女孩的名字一定很重要，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同性恋的环境里。在这里我们又可以提到障碍。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对自由主义的做法感到高兴。如果一切都是平等的。我只是觉得应该拍一部关于两性斗争的电影。一场女人和男人之间的世界大战。这可能会很有趣。

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到性别政治。于是我拍了一部《破浪》（Breaking the Waves，1996），它原本只是一个玩笑。这个想法是为了测试一个人在感情方面能走多远，尤其是涉及到宗教。其实，故事本身还是很有煽动性的，但显然人们还是接受了这个故事。故事的结尾是两口大教堂的钟声在空中飘荡，这是从某幅画中偷来的点子。但大家都认为它们不应该在那里，所以，当然，最后它们并没有被剪掉。人们在给我下命令的时候必须要小心。我有一种非常非常愚蠢的倾向，就是会做和大家意愿相反的事情。所以当然，必须要有钟声。

不过你经常会拿一种电影类型，然后又肆意对之进行改造？

是啊。这很好玩。这也算是一种障碍，对吧。因为它总是会变成别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像在军队里。我们收到的命令是只要清除乌克兰或者什么的。问题是然后到处都有人。然后你会发现一个趋势，那就是路中间没有人。他们要么一起走一个方向，要么就是走另一个方向。原则上，我可以用不看新电影来说明我选择的路径。我只看从电影学院毕业那天或之前的电影，之后的就不看了。因为我相信我的任务是去西部，这只是个比喻。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向西，就是在一个荒岛上你一直往一个方向走。问题是，如果我要画一幅岛的图画，我就需要不断地在不同的方向之间来回徘徊，“哇，那是一条美丽的瀑布，还有一头猛犸象和独角兽。”虽然这样是可以描述这个岛的，但对科学上来说是破坏性的，因为从科学目的上要求我一直走，直到我来到水边。那样我就算完成了我的任务，穿越了岛上的每一毫米土地。

首先，我相信，挑衅行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危险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敢质疑任何事情。然后一切都停止了。我试过了，通过挑衅和各种技巧，我试着去帮助他们。在政治上也是如此，虽然很多人可能不会相信。还有我们所说的戏剧性，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想说，我对此已经很不满意了。

但有些电影我认为还是有效率的。《破浪》从一开始只是个笑话。你能不能通过搞的方式进入天堂? 你可以讨论钟声是否应该在那里。许多人建议他们应该听到钟声就好了。在《医院风云》中，我在一个精神世界里工作。在那里，你有机会看到一点或听到一点。就像德卢丝（Sigrid Drusse^[13]《医院风云》里的虚构人物，由丹麦演员克里斯蒂·洛夫斯（Kirsten Rolffes）饰）说的：“为什么和灵魂相处会这么困难？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说好好说话呢？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先出一个K，再把你引向另一个字母？” 她说这真是些无稽之谈。灵魂应该振作起来，不一定每次都要玩拼图游戏。但对我来说，事物的组合方式是有逻辑的。我不知道这最后一部电影会如何配合。我还没有完全接受《此房杰克造》（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2018），因为自己的怠惰，里面内容太多了。

所以当你考虑要接受你的电影时，你会考虑它们是否已经足够激进？

是的，但同时我也不禁在想，就像你看到一个花瓶，它可能会让你讨厌，也可能是美好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大脑中是有层次的。我们在理性回应之前需要先做评估。这也是艺术的一个因素。自动写作是一个极端，但很多事情……比如说“小火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不，它可能没有，也有可能。如果它在公路上移动，那就有意思了。但你没有这样写，你写的是它沿着铁轨移动了。作为一个读者，你又回到了你的起点，因为那是大多数人的建议。我觉得挑衅和蒙骗都很有趣。让人们认真讨论那些钟是否应该在那里。听着：我不相信上帝，这些都是虚构的。但当你接受了这个前提可能会会无感。但是当你接受了这部电影、这幅画或这段音乐，你就会被情感所感染。这一直都是问题所在。我在大学里学过电影，看过很多电影，也很高兴认识了很多对电影感兴趣的人，但也看了很多我不太感兴趣的商业电影。

我突然想起了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另一部障碍之作《印度之歌》（India Song，1975）。她在远东地区长大，她写了发生在印度的《印度之歌》的剧本。她说：“我自己来导演。” 然后，他们在巴黎郊外发现了一座城堡，就把那里作为印度来拍摄。很多年来，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这部电影只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

我尽量抄袭得不太明显，比如盗用一些特效或场景之类的。但在《医院风云》里不太一样，我们不太在乎，“这会非常有趣。这里来一个手拿铃铛的年轻女孩子。”所有的一切基本都是我所能记得的那些看过的恐怖电影里的场景。突然间，由于恩斯特-胡戈·杰瑞加德（Ernst-Hugo Järegård）的加入，这种欢快的元素也随之而来了。那真的非常有趣。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工作，于是他就成了马尔默剧院的一个临时演员。在一次演出中，他有了三句台词。——这是你绝对不应该找临时演员来做的事情［笑］。那真是一个愚蠢的主意——他当时想，“我怎样才能让这个角色变得特别？” 他演的是必须送一封信或类似的事情。然后在首映式上，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我的每句台词之间，我停顿了两分钟。” 很显然他的所作所为毁了这出戏，但他的角色却变得神秘起来，赢得了观众的起立鼓掌，但最后他被赶出了剧院，因为他破坏了所有其他人的表演。但他因此认为，“我在表演上很有天赋！”

在新的《医院风云》里你会做些什么呢？

有各种类型的坏品味和血腥暴力。坏品味的一切都在里面。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可以得到一个原创想法，或许两个人的想法也会一样，然后依此类推，那么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大众品味是不好的。就像有人说：“那些挂钟很有趣^[14]拉斯在这里继续指《破浪》里的悬在天空中的挂钟。不过让我们再想想。”为什么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钟声有反应？我了解这是人为的东西，但很多东西都是如此的。但在这里你可能会说像这样的东西只能被认为是人为的。但其实，如果你已经接受了电影和电影中的宗教，那么钟声就会很自然。对我来说，最伟大的文化英雄之一是我一直追随的大卫·鲍伊（David Bowie），自从他死后我就对他另眼相看。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错误的方式。他应该要去火星的，他需要在那里终止他的传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原谅他。

除了他的歌曲出现在你的电影中，他有没有给你带来其它灵感？

非常多。

他是如何给你带来灵感的？

有时候他写歌的方式和和约尔延·列斯一样。他会先写好一段文字，然后切成一行行，让它们掉在地上，再随意排序。他会用一些简单的单词和短语作词。他有着如此巨大的音乐天赋。我想说关于他的是：对我来说，他和他所做的一样重要。他是他自己伟大作品的一部分，因为他如此彻底地出演自己。太了不起了。我总是说，我想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电影这样我就有能力去拍下一部，没有更多。而这个“没有更多”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最终因为以赚钱成为目标变得敷衍塞责。我们拭目以待会是如何发展的。我有点担心。

对你来说什么才是重要的呢？如果不是赚钱，那你的动力是什么？

这就像演奏音乐。当你有一个三和弦的时候，听起来会很美妙，这是你能得到的最棒的一击。我可能会叫它三和弦，其他人可能会称呼它为其它东西。这是一种乐趣，尤其是在写作的初始阶段。剪辑也有一种极大的乐趣。导演本身就像一场战争。这就是你要冒险的地方。你必须召集一个团队和全部演员，让他们做一些你能用得上的事情。我已经开发了一套系统，我认为它很有效。我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记录一个场景，并取消了轴线规则^[15] … Continue reading。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轴心规则？如果我们像在这里做了一个十字，轴线规则说所有的摄像机必须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轴线的一侧或另一侧。有几个这样的规则是非常老套的。在默片时代，人们认为他们会被迎面而来的火车压死。“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让人们知道他们可以看什么。”但我们已经抛弃了这一点，所以演员们更加自由了。在过去，演员有五个交叉标记需要他对应特定的台词和特定的光线，等等。我一直强烈反对这样做。问题是我们现在有这些低劣的无人机。我经常用直升机上面的图像，那是贵得离谱，而且很麻烦。现在，在Geels Bakke散步的人都会在口袋里装一个无人机，然后把它扔到空中，这样就可以从上面拍摄他。太没品位了，不应该这么容易。这就是我们讨论障碍物的原因。事情不应该是简单的，就像一个登山者会说：“不同的山有不同的吸引力。”

你说你拍了很多不同的镜头。你也说过演员需要不同的调色板。

比如说，这有点像是让他们说：“在去开会的路上，你看到一只狗被撞倒了。我们要拍一个镜头，你就像这样表演。”我袖子里的这些小把戏越多，我带进剪辑室的调色板上的颜色就越多。在《破浪》之前，我的剪辑师朋友托马斯·吉斯拉森（Tómas Gislason）让我看美国电视连续剧《情理法的春天》（Homicide: Life on the Street）的其中一集，那里取消了轴线，摄像机是手持的。其它的我记不清了。于是我们决定在一种理论基础上更为扩展一下，如果是声音的话，单次剪辑就是单次，但是你可以剪辑多幅画面却仍能保持在同一个时间。但如果你从货运火车的声音切到田野的声音，那么时间就已经过去了。所以时间剪辑真的很重要。你能在电影院里让人哭泣，是因为你在段镜头间没有做时间剪辑。时间剪辑会让情绪归零。如果有孩子快死了，然后我们再把时间切到别的地方，你就不会哭了，因为它已经发生了。这同样适用于煽情镜头或者恐怖场景。如果你想在外星人攻击的时候做时间点剪辑，那你就需要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构思才能让场景变得恐怖。如果是预设的，你就得从头再来一次这种情绪。当我看到演员们的表演时，我真的很高兴。我们的第一次拍摄总是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那些摄像机可以容纳很多的素材。然后人们就可以完全按照他自己角色的想法去做。这会有很多好处。比如你可以得到三个永远无法从其它地方拍到的小镜头。没有什么可学的，如果摄影师想跟着某人，他必须跟着他，而不是在地上做记号，等等。发展这种技术很有趣，我会写一本小册子，来介绍这种方法。它只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而已。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用同样的表情表演同一个人物，这会令人乏味的。我想的正是像巴纳比侦探（Barnaby Jones^[16]指英国侦破电视连续剧《神威勇探》（Barnaby Jones），从1973年到1980年间在CBS电视台播放。）之类的。应该可以做得更为有趣些。在拍摄时，我经常会给演员新的台词。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扛着摄像机充当演员的助手。那太有趣了。比如说，在比约克拍摄执行吊刑快要晕倒时，我就弯下腰和她轻声说：“删掉第2、第4和第7句台词。”我看不到她脸上有任何变化。我们就是继续摄影。而她做到了！归功于她的音乐天赋她完成得很好。

在我们小时候经常玩战争游戏，我自然一直都是扮演德国兵的。我刚注意到我有布鲁诺·冈茨（Bruno Ganz^[17]（1941年3月22日－2019年2月16日），瑞士演员。）的手机号码。在他住院的时候，我给他发了信息：“生活怎么样？”他回复说：“我还在，我只知道这些。”一天之后他就去世了。一个非常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一个出色的演员。

让我们看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吧。我为我们的下一代人感到担忧。我的孩子和孙子们都将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新冠病毒、右翼民粹主义。除了这些之外，另外还有特别是互联网、Facebook之类的东西，已经被证明是你无法控制的野兽。就像年轻人不小心放了一只可爱的小鸭子，那就是觉得太好玩而已。在某个时刻，人们觉得只有七台电脑联网，美国军方认为这就能满足需要了。之后却爆炸式扩展了。

我认为，孩子们应该在一年级就学习媒体知识。有这么多媒体操纵的方式，即使看起来不像，但也很疯狂。从始至终你都被操纵了。创造新闻的标准方法是找到某一个角度。你坐在家里，找到一个故事的角度。这不是新闻。新闻是要出去找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找到了一个角度，然后我想他们应该就有7个镜头。当然还有一个时间的计算，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成。开头必须是一个灾难，之后是一些说明，然后是关于对手的非常少的一点内容，然后在最后最好是有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而在直播的最后，还要有一只小小的北极熊幼崽。我们现在很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看显示屏上，而这个包括电影在内的媒介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如果你认为这一切都是虚构的，那自然没关系，但是如果不提早教授这种知识那就太危险了。

媒体爆炸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我看来，很遗憾，一切如常。我本以为，当像你正在使用的设备，甚至手机都能制作出比大型电影院的图像更好的4K画质时，你会期待创造力和新发展的爆发。但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没有看到新的东西，我是听到了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它还没有完全有所突破。我只能说，我自己一直是在激情的指引下，拿来一种电影类型然后扭曲它，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就是我所有关于电影的细微想法。我不会说我已经改变了什么，但我试图创造一种你可以称之为是自然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的电影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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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拉斯多年之后的第一次访谈非常琐碎，以下视频中的英语翻译并没有传达出这次访谈中他所有的意思，而他看似泛泛而谈的对话中除了涉及文学方面的内容之外，另外也提及了他在整个电影生涯中关注的两个主题：一是他对“戏剧性”（Dramaturgy）的探索；二是对艺术家创作生涯中“障碍”（Obstructions）的解读，这也是他拍摄《五道障碍》最深的体会。本文翻译主要还是基于他的丹麦语对白进行，视频英文可供参考。

—— T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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