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一个声音在昏暗的大厅里喊道。一支乐队在大厅中央高耸五米的巨型刨花板和支架构造的临时舞台演奏着“带我飞向月球”（Fly Me to the Moon）。婚礼派对的场景，一切幻觉的中心。在大厅的黑暗中，我们通过小屏幕看到克斯汀·邓斯特（Kirsten Dunst）和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Alexander Skarsgård）在盛装出席的派对宾客欢呼声中跳舞、接吻，切婚礼蛋糕。这个场景拍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有新的台词、语调和动作变化。每次他们都必须稍微转动蛋糕，以免摄像机拍到已经被切过的部分。
这是2010年7月28日星期三，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灾难电影《忧郁症》（Melancholia）在位于瑞典哥德堡北部Trollhättan电影制片厂的第五个拍摄日。在这临时搭建的宏伟布景中，五十多名身着盛装的演员和临时演员正在为主角贾斯汀（Justine）举行婚礼，而“忧郁症”（Melancholia）行星正稳步逼近地球。
这是导演本人扛着摄像机带人引入这个奇特的小世界，而它正愁眉苦脸地面向另一个大世界。不过仅从内部来看，那还是一个豪华的婚礼派对，有豪华吊灯、木雕镶板、管弦乐队和五十多名婚礼客人。画面中，克斯汀·邓斯特正在与一位年轻人共舞，目光恍惚。“看着别处！” 提尔的声音透过刨花板传来。年轻人的目光在大厅里四处游离。最终，她在舞蹈中途离开了他。镜头找到她的“姐妹”夏洛特·甘斯布（Charlotte Gainsbourg），她身材高挑，穿着一袭银灰色长裙，表情忧虑地看着她。“谢谢，停！” 提尔的声音又从里面传出来。
“克尔斯滕·邓斯特表现得出乎意料地好，”导演在休息时说。“他们都表现得很好。这让我非常感动……”他摇了摇头。“只是这很有效。”他迟疑了一下，语气恢复到他惯有的俏皮：“所以只有我是愚蠢和无聊的。”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演员们表现出色。提尔本人看起来泰然自若、表情专注。当我走过他面向阳光的大门时，他对他的助手说：“我想我会为这部电影感到高兴。”直到晚上，他的情绪才重新有所波动。他开始变得沮丧。或者可能是悲喜交加的感受。“我想我可能又开始了，”他在电话中对妻子说。
然后，他开始哭泣。
每个丹麦人都知道拉斯·冯·提尔。或者觉得自己了解他。作为丹麦最具争议的艺术家，我们对他了如指掌。从恐惧症、露营车、抗抑郁药到几乎是仪式性的挑衅。他被称为一个能将自己和他人置于舞台上的木偶师。当他引诱演员超越所有界限时，他冒险成为观众的替身。他自我陶醉、神经质、又独树一帜，但这又仅限于能被媒体关注的程度，这也是他为何能够在各种场合制造出古怪的行为和出格的话语。他沉迷于自己的神话。正如《拉斯·冯·提尔的电影——强迫与解放》（Lars von Trier’s films – compulsion and liberation）的作者Peter Schepelern所描述的：“他以一种独特的人性羞怯的炫耀方式吸引了媒体的注意。”
我记得自己坐在大剧院（Grand Teatret）里，一边啜泣着一边观看《破浪》的结尾，但之后，当我站在剧院外的街道上，和其他那些伤痕累累的人一起时，一个想法突然涌上心头：导演自己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还是他仅仅像演奏乐器一般操纵着我？是否像一个聪明的小男孩用小棍搅动蚁窝来看看能引发什么样的动荡一般来操纵我的情绪？或者换句话说：提尔是不是又一次耍了我们呢？
我对这个人的不信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被问过很多次，他是否真的患有焦虑症，或者这仅仅是他为了让自己显得有趣而编造出来的。还有人问我与他相处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如果我给出的答案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我就会受到这种可疑的想法的折磨：“也许他也在操纵了你。”
拉斯·冯·提尔在丹麦以及国际的文化视野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我们几乎都会——通常不自觉地——模仿他电影里的角色、台词和现象。不论是像《白痴》（The Idiots，1998）中的模仿，还是在《医院风云》（The Kingdom，1994-1997）中像蒙古合唱团那样带着“这太可怕了（»det er uhyggeligt!«）”的情绪，或者是引述他在《医院风云》中一集后的希区柯克式忠告“好坏兼收”（»tage det gode med det onde«）。几乎无论拉斯·冯·提尔触碰到什么东西，都会在丹麦语中占据一席之地。他的“障碍”（»benspænd« [1]来自2003年纪录片《五道障碍 De fem benspænd》）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概念，“一切事务的主管”（»direktøren for det hele«[2]来自2006年同名电影《真假老板 direktøren for det hele》）也成为了一种常用表达，就如同《反基督者》（Antichrist，2009）中那粉笔画的线和割掉的阴蒂那样。教条主义概念早已传播到许多领域，人们试图通过自我约束的规则来激发创造力。而只有手持摄像机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在戛纳电影节不景气的年份，提尔几乎是人们争相追捧的对象。如果有人想描述一些与众不同、独具匠心而又品质出众的事物–例如 Noma餐厅的主厨–通常也会以提尔作为参照。有些东西甚至被形容为“冯·提尔式的”。在这方面，我们接受了提尔。但他并没有得到别人的爱。也许是因为在今天的许多丹麦人看来，拉斯·冯·提尔就像19世纪中产阶级心中的安徒生：容易让人印象深刻但又难以亲近。一个你在世界各地都引以为傲的同胞，但你却无法确定自己该如何看待他。
这本书不仅仅是面向对电影特别感兴趣的人，也适合那些被拉斯·冯·提尔及其电影吸引、困惑甚至激怒，但又有足够好奇心尝试更好地理解他及其作品的人。
提尔十二岁时出演了一部电视剧，然后在一家周刊的采访中自信满满地表示：“我是一个天才。”记者补充说，你可能不是。那么谁是对的？年少的拉斯·提尔还是那位记者？拉斯·冯·提尔真的是一个天才吗？还是仅仅在假装？他是否如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是当今最伟大的丹麦艺术家，创作出带入自己和他人潜意识的影像和故事，并塑造出我们熟悉却依旧被震惊到的东西的特殊才能呢？是一位不断挑战可能和允许边界的艺术家？
还是他只不过是自我炫耀的大师，从职业生涯的开端，便有意制造和维持那个他如同洗礼时获得的自我形象。甚至包括那个略带颓废的“冯”，这个贵族式的添加，就像在两个资产阶级名字之间铺开了一条红地毯，赋予它们一种德国世袭贵族的氛围。显得置身事外，超然其上。完全不像丹麦人。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具有挑衅性。
当我开始这个项目时，自己对此也有所怀疑。冯·提尔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冯·提尔。他的作品真的如此独一无二具有无可争议的艺术价值？或者仅仅是一些生活在世外桃源的法国人、戛纳前卫艺术的代表人物以及艺术最边缘的观众才将他视为革新者、电影先锋和真正的艺术家，而我们这些文化乡巴佬在经过多年迟钝后才半信半疑地意识到，当我们的浪子在外面世界下大雨时，间或也会有露珠降于后院。
多年来，关于拉斯·冯·提尔的故事层出不穷。有些是传说。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合二为一。本书旨在汇集这些重要故事，并首次相对真实地讲述出关于导演生活及工作的整体故事，由他自己讲述，他的朋友、同事和评论家提供他们对事件、核心电影以及一些人认为是丹麦最伟大导演的看法。我采访了 24 个人，选择他们并非基于他们对这位导演的感受，而是在于我认为他们是其人生和作品的关键见证人。
我第一次见到拉斯·冯·提尔是在2007年夏季位于电影城（Filmbyen）的Zentropa电影公司大厅。我是来问他是否愿意参与制作一本关于他人生的书籍。在采访之前我忐忑不安，因为传言称他极度厌恶记者。而即便他出乎意料地答应，我也担心他会将这次对话视为一次破坏行动，把我拉进他的圈子，让我成为他众所皆知的动物园的一员。
然而，迎接我的是一位友好和蔼的中年男子。一个微小、稍显柔弱的身影，身着宽松T恤，胡须和头发间夹杂着灰白。动作缓慢而略显不稳，仿若刚从船上下来。他的每一句话都带着静谧的温情。几个月前，他公开宣称他深陷艺术危机，这可能意味着其职业生涯的终结，他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制作电影。他说，写一本关于自己生活的书并不是最为迫切的需求。但他补充说，现在他有的是时间，并承诺会考虑一下。他确实这么做了。事实上，他考虑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最终开始制作《反基督者》了。
我第二次见到拉斯·冯·提尔是在2009年5月。此时《反基督者》已经完成，我在《政治报》的安排下，获得在他位于哥本哈根北部的家中进行采访的机会。这些年来，许多同事在与他那难以捉摸的心智交锋时，都撞上了“冯·提尔之墙”。有一次，其中一位同事甚至被迫喝下满满一杯烈酒，导演才允许继续采访。这就是众人所知的真正的冯·提尔。一个冰冷的神经病人，总是带着焦虑和恐惧。这就是我要采访的人。但他也展现出了另一种面貌，一个愿意敞开心扉的人。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他好奇地跟随我探讨自己的生活。即便是不擅辞令者，他也流露出坦诚态度，整场对话在一股轻松幽默的阴郁中展开。他是一位神经质的孤独者，焦虑缠身、不断挑衅，对自己的才能信心满满，却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能力感到怀疑。此外，他尖锐以至于会伤及身边的人。为确保万无一失，我用了两个录音机记录这次谈话，但他对此讽刺不已。“哦，停了一个！”他打趣道。“我们必须同时有两个。”最后，他悄声补充：“这太神经质了。”还有：“你需要一些强迫症药物。”
显然，有些事情进展顺利。他在采访结束时说：“关于我们讲的那本书……”他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随后又补充道，以典型的古板冯·提尔风格：“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
我们第三次见面是在 2009 年的一个夏日，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 “诚实病 ”显然已经发作。一个朋友曾描述过，拉斯·冯·提尔这时候的状况就像普通人酒后吐真言的状态一样。他的前妻甚至称其为轻微的妥瑞氏症。他无法说谎，即使在应该说谎的时候。
那是冯·提尔自己要求召开的会议，尽管我了解他愿意参与该书项目，但这也确实让我有些意外。他解释说，这有违他的本性，但有些事情他不愿在书中提及，所以我现在需要知道这些，以免日后失望。他说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他也不愿伤害到他的妻子，就像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读到关于父亲可能做过的事一样，这些都是他今天努力让孩子们远离的东西。这些问题将在其妻本特（Bente）和制作人梅塔·福尔达格（Meta Foldager）审核草稿时得到解决。
拉斯·冯·提尔本人也怀疑自己是否会读这本书。他认为这跟听自己声音的录音一样不舒服。但他愿意讲述。所以我们同意迈出第一步，进入这个你可以称之为“冯·提尔症候群”的迷宫。这是一段曲折的旅程，我们走了无数弯路，走进了死胡同，产生了错觉，几乎整整一年后，我们才从迷宫的另一端走出来。很明显，这不是提尔状态的完整勾勒，仅是穿越迷宫的多个可能路线中的其中一条，但对我而言，这是一段充满惊喜的旅程。因为拉斯·冯·提尔不仅与我想象的不同。他在专业上和私人生活中都是如此。他与我们许多人所接受的公众形象也截然不同。在一些方面不那么古怪。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更为怪异。最重要的是，他确实与众不同。
Nils Thorsen，2010年9月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