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婷(Chloé Zhao)曾经说过,她经常会忘记自己是个亚洲人。这并不是她要放弃自己种族的声明,也不是“我们都是世界公民”之类的陈词滥调。这位奥斯卡大热门《无依之地》(Nomadland,2020)背后的电影人,对自己有着充分的认知:年届38岁、身高五英尺六寸(半),还有被她自己不客气地形容为中国北方人的典型特征,“大嗓门、令人生厌、大骨架——我喜欢用这种刻板印象来看待我们自己人。”她想表达的是对自己那种飘忽不定的自我意识的反省,这种自我意识由于多年来在全球各地的漂泊不定而变得更加难以捉摸。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她在北京长大的时候,身为中国人,就是她和周围所有人的一种生存认知。几经辗转,二十年后的她来到了美国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的松树岭印第安保留地(the Pine Ridge Indian Reservation)。在那里,她最终拍摄了同时代人中关于美国西部最好的电影。赵婷并不是第一个从土著社区之外来到社区并讲述关于社区故事的艺术家。但她来自遥远之地,远到她觉得自己不受美国殖民主义历史和随之而来的愧疚感的制约。赵婷试图入乡随俗,让自己沉浸在那里的生活中,并希望超越那些提供给期待的访客熟悉的叙事。她的电影里全是当地人,她引导他们通过虚构的表演来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她在一本学校年鉴中找到了2015年处女作《哥哥教我唱的歌》(Songs My Brothers Taught Me)的主角约翰·雷迪(John Reddy),并让他扮演一个希望远离保留地的少年约翰尼(Johnny)。她认识在牧场工作的达科他牛仔布雷迪·詹德鲁(Brady Jandreau),让他在《骑士》(The Rider,2017)中饰演布雷迪·布莱克本(Brady Blackburn):一个受伤的牛仔竞技明星,在被告知不能再骑马后,他努力寻找自己未来的生活目标。在这块恶地(Badlands)上,她回忆说自己是那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这让她觉得自己的出身只是偶然发生的。当没有群体只有你孑然一人时,把自己当作群体的一部分有什么用处?感觉不到自己来自何处,在这里会不会是一种优势?
对于赵婷的事业来说,无疑正是如此。在过去的四年里,她凭借三部执着的非商业片,成为好莱坞最受追捧的导演之一。当她在2018年秋天开始拍摄《无依之地》时,她已经吸引了一位大明星的注意,那就是联合制作该片并扮演女主角的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Frances McDormand)。
《无依之地》并不是一部标准的奥斯卡电影,但它距离标准的奥斯卡周期并不遥不可及。该片成功地成为了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可能的入围者之一,也是目前的夺奖热门。而它很可能是总结过去动荡可怕的一年的关键性电影。该片将镜头跟随着一群流浪者,他们在2008年的经济衰退中失去了所有积蓄,断绝了任何经济来源后,“退休”意味着要去全国各地从事季节性工作。费恩(Fern)经历了她的丈夫逝世和他们家园所在的社区关闭后,开始以面包车为家,通过她的眼睛,《无依之地》是对崩溃的社会保险体系、顽固的个人主义和经济衰退的中心地带的探索。
而现在,赵婷正在拍摄一部漫威电影,这部电影在很多方面都会让她之前的作品相形见绌。这部电影是整个系列崭新阶段的一部分,而这部分里充满了各式里程碑式人物的出场。《永恒族》(Eternals)将拥有漫威电影宇宙的第一个同性恋超级英雄和第一个聋哑人。它的演员阵容多元化,包括库梅尔·南贾尼(Kumail Nanjiani)、布莱恩·泰里·亨利(Brian Tyree Henry)、萨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陈静(Gemma Chan)以及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和理查德·马登(Richard Madden)。这部电影因为新冠疫情而被一推再推,赵婷现在正在进行一部千年跨度大片的后期制作,来回奔波于一个半小时的伯班克旅程之中,同时还要兼顾《无依之地》接近奖项活动的社交要求。她的事业弧线,从一部以保留地为背景的小成本微型剧,到一部关于不朽外星人的传奇,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正是属于当代好莱坞导演的成功。
赵婷目前住在洛杉矶郊外托帕托帕山的奥哈伊小镇(Ojai)上,她和她的男友兼摄影师乔舒亚·詹姆斯·理查德斯(Joshua James Richards)、他们的两只狗和几只鸡住在一所俯瞰橘子林的房子里。这就是家,虽然这个概念总是带着一些沉重。在为《无依之地》做调研的时候,赵婷发现,有些人在路上只是为了待到他们能攒够钱去另一固定落脚之处重新开始生活;而有些人则会发现,路上才是属于他们的地方。“我相信有些人天生就是为了移动。有些人则喜欢安稳。”她说。她对这两种冲动都表示理解。“我是个恋家的人。我是稻农的后代。但有时候,我也想跑。”
赵婷生性叛逆,读书时是个穷学生。她的父亲乘着中国工业化的浪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是在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的首钢集团担任高管,后来又从事房地产开发和股权投资;她的母亲在医院工作。(他们离婚了。在赵婷上高中的时候,她的父亲和宋丹丹结婚了。宋丹丹是在电视里陪伴赵婷长大的著名喜剧演员)。她的父母基本上很放任她,而她则寻找其它兴趣爱好。她爱上了漫画、迈克尔·杰克逊和王家卫的电影–尤其是1997年的《春光乍泄》(Happy Together),张国荣和梁朝伟饰演的恋人滞留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她仍然会在开始自己的项目工作之前看这部电影(“这就像一个仪式,”她说)。14岁时,还不怎么会说英语的她抓住机会留学去了英国的寄宿学校。这是她移动生活的开始。
2000年,她来到洛杉矶完成高中学业。她在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上学,独自住在韩国城一家时时乐餐厅后面的单间公寓里,她说,那是她成长的一年。“之前我对美国有一个浪漫化的版本。” 对于当时周围的环境,她记得自己在想,“嗯,这不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 她想对这个国家了解更多,而不仅仅只是屏幕上过滤给她的东西,这就是她最终在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主修政治学的原因。四年的时间足以让她对政治望而却步;在大学毕业做了一段时间的调酒师和打零工后,她发现自己更多的是被人所吸引,而不是政策。
电影制作是赵婷想从事的一个职业方向。她想以讲故事为生,但对绘画、摄影、音乐以及其他兴趣都不高。“做导演不需要精通一切,只需是个万事通就好了。”她说,“我雇佣那些真正擅长自己手艺的人,然后把他们放在一起。” 她报考了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她形容她很多同学都是经历青年危机(quarter-life crisis)的人。她提供的一个对话样本:“你为什么要去电影学院?” “我上的是文科大学,我不知道我的生活该怎么过?” “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她有斯派克·李做教授,她总能指望他搞笑而又残忍地诚实。纽约大学也是她遇到理查德斯的地方,他是一个来自英国康沃尔的学生。两人开始了浪漫而富有创意的合作关系,他还拍摄了她的前三部电影。“她很酷,也很偏激–是我希望在电影学院找到的理想的合作者,”理查德斯说,“大多数和我在一起的人都坐在一起谈论他们的项目。而赵婷却在做项目。于是我就这样上了她的船了。”
赵婷很喜欢这座城市,但难以保证拍摄地点这点让她感到窒息。“我在那里做不到。”她自己意识到,“我觉得我在纽约拍不出好电影。” 为了第二学年的电影,她飞回中国,做了她现在描述时还带有些不屑的“大量模仿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作品。她并不打算让这部短片见天日,然而它却借此成就了她的一些感受力。“这是我第一次和非职业演员合作。我去那里找到了一个在舞蹈学校的年轻女孩。” 任务的重点本来是与演员合作,但赵婷发现她更喜欢围绕为已经生活在此地的人制作一部电影,从而专注于她在屏幕上展现的世界。“我意识到,”她说,“我不是那种能在黑暗房间里自己创造这个角色的编导。”
在电影学院最后一年开始关注达科他州的时候,赵婷对美国原住民历史的了解还只停留在教科书上。在毕业作品中,她正在创作一个以北达科他州魔鬼湖为背景的剧本,原因无它,只因为她喜欢那里的平原和地名。在做这项前期准备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摄影记者艾伦·休伊(Aaron Huey)在南达科他州边境的松树岭印第安保留地拍摄的生动照片。她被这些图片所震撼,对照片展现的世界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充满了好奇心,正如她所说,“也许我可以通过讲故事让事情得以改善”。她不是第一个被善意和自我结合在一起驱动的艺术家,也不是第一个被生活在贫困中人物所吸引的生存于特权阶层的电影人。她现在将这种感觉描述为一种圈套。
松树岭的奥格拉拉·拉科塔(The Oglala Lakota)保留地是美国最大的保留地之一,包含了美国最贫穷的一些乡村。记者和艺术家们去探访那里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赵婷很快发现,居民们很善于告诉她他们认为她想听的东西–关于贫穷、酗酒、历史创伤的故事。“我花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迈过了这道坎。如果我只是想体验一把,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她说。她当时依旧还住在纽约,但她在南达科他州花了很长时间去了解当地人。“让我们谈谈你晚饭吃了些什么,”她会说,“你晚饭到底吃什么了?你想让我说你晚餐吃了什么呢?”
她发现,只要坚持的时间足够长,人们除了粗暴回应和表现真实之外别无选择。她在当地一所高中做创意写作的代课老师,学生们写下了从动画片到恐怖电影等一切想要创作的内容。不过当到了申请独立电影制作资助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转向了挣扎对抗的题材。“我当时就想,‘僵尸启示录哪里去了?’ ”
这让她很沮丧。“为了迎合电影节去讲一种特定题材的故事,这不是一种进步。” 然而,当你要向相关文化机构进行项目推介时,往往需要这样做。赵婷最终经历了一个相似的循环,努力为她希望的第一部电影找到投资,那是一部以松树岭为背景的名为《李》(Lee)的故事片。她计划使用该地区的非职业演员,并根据传统的剧本进行创作。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男孩试图决定是否离开保留地的剧情片。她写了30稿,每次都根据不同的预算调整故事情节。三年后,赵婷和理查德斯正准备拍摄这部电影,但投资却没有了。他们得到消息时正在新泽西州试镜,当他们开车回到位于布什维克的公寓时,发现公寓被人闯入。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其中包括笔记本电脑和存有已拍摄素材的硬盘。
那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却也是一次自我解放。“我自作多情了。”赵婷承认说,“我以为那部电影就是我的身份。当它被拿走的时候,我其实是找回了自己,因为那样我是做不好它的。” 把它做好,意味着取出他们在银行里的7万美金,再加上另外筹集的3万美金,带着最少的剧组成员去松树岭做一些更为灵活、更接地气的东西。由此产生的电影《哥哥教我唱的歌》讲述了一个名叫约翰尼·温特斯(约翰·雷迪饰)的少年,他考虑在女友奥蕾莉亚(塔亚萨·福勒[Taysha Fuller]饰)去上大学后,跟随她去洛杉矶。他并没有要去那里做什么的计划,但他对继续生活在保留地觉得焦躁不安和毫无前途。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将抛下11岁的妹妹贾肖恩(Jashaun,贾肖恩·圣约翰[Jashaun St. John]饰),让她独自与他们的酗酒母亲丽莎(Lisa,艾琳·贝达[Irene Bedard]饰)生活在一起。虽然影片并不缺少赵婷在众多其它关于松树岭的艺术作品中看到的那些优先考虑的元素,但它的重点是她一开始就想探讨的一个想法–关于家庭,以及去留的选择。
每天早上,赵婷都会写下当天他们要拍摄的场景,融入当地发生的事件和演员生活中的素材。当圣约翰儿时的家被烧毁时,她和家人同意让这个事件放入电影中。部分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不过圣约翰在灰烬中寻找所有残留物时表达的痛苦是真实的。这种协商结果需要有着超乎常人的信任度。“老实说,当我见到赵婷时,我觉得她身上有些土著印第安人的味道,”有过职业经历的演员之一富勒说,“她非常合拍。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 他们还要求赵婷确定了一些可以利于展现的脆弱性。在拍摄这三部电影的过程中,她对表演者的要求也是她更为自信的表现之一。“我要求了他们很多,”她承认道。
非专业人士,未经培训的演员,真实的人–赵婷所处的传统并没有一个理想的名词,这个传统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乐园》(The Florida Project,2017)的肖恩·贝克(Sean Baker),他在发现非专业往往会让业内人士把“表演者”(performers)去掉之后,开始使用“初学者”(first-timer)这个词。而一个拿钱演电影的人,难道不是符合“专业”的定义吗?不是有很多明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也能成名吗?挑选非专业或非志向的演员的想法是为了摆脱传统电影制作中固有方式的技巧–但这往往会低估其中的艺术性和为此付出的努力。
《哥哥教我唱的歌》去了圣丹斯和戛纳,赵婷带着雷迪和圣约翰来到了法国南部,并安排演员们分享电影所产生的任何利润。这部电影并没有赚到足够的钱,但这也是她为《骑士》和《无依之地》做的事情。“大多数非职业演员是不会去做演员的。他们的事业不会因此而受益。”她说。“如果你用这种方式给予他们支持,你自己也会睡得更安心一些的。”
赵婷的第二部作品、2017年的《骑士》是她自费拍摄的,比她的处女作预算更紧,剧组更小。《哥哥教我唱的歌》像在松树岭不同地方流淌过的涓涓细流,而《骑手》则紧紧围绕主角布雷迪·布莱克本展开。她在南达科他州考察下一个项目时,遇到了影片的主演布雷迪·詹德鲁,他是一名拉科塔马匹训练师和马术比赛选手。他有一种张力和镜头感,让她想起了希斯·莱杰(Heath Ledger)。她想围绕他打造一部电影,但还不知道会是什么。
然后,在2016年4月,詹德鲁在一次牛仔竞技中被一匹野马击中头部,昏迷了五天半。医生告诉他,再次骑马可能会对他的大脑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几个月后,无论如何,他还是重新回到了马背之上。赵婷目睹了这一切,《骑手》就这样诞生了。这部电影既是关于一个牛仔的肖像画,也是关于一个比他自己的自我想象还要复杂得多的人。布雷迪觉得自己有义务展示男子汉气概,但电影本身却有着惊人的柔情–和他在一起;和由詹德鲁的姐姐和父亲扮演的他的家人在一起;和他最好的朋友莱恩·斯科特(Lane Scott)扮演的同名角色在一起;和布雷迪在漫长赛道上工作过的那匹马在一起。
《骑士》从一开始就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索尼影业经典公司在戛纳电影节上拿下电影的发行权。该片在特柳赖德、多伦多、纽约等著名电影节上连续展映,受到了影评人的热烈评价,并收获了众多知名影迷,其中就包括奉俊昊,他将赵婷列入他认为将影响未来20年的新锐导演名单,而奥巴马则将该片列入他当年最喜爱的电影名单。另一位影迷是麦克多蒙德,她在《三块广告牌》(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2017)的特柳赖德电影节新闻发布会间隙偷偷跑去看了这部电影。她不仅仅是被感动了,她觉得这部电影有一种包罗万象的品质,说出了她自己职业生涯中所珍视的东西。“我不做很多宣传,也不卖香水或手表的主要原因之一,”她解释说,“因为我希望能够为一个故事和观众服务,这样他们就可以像我在《骑士》中那样进入那个房间,在最初的几帧内,迷失在一个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世界中。”
麦克多蒙德想和赵婷见面,虽然她不确定会有什么结果。结果,把自己的制片生涯形容为“初生牛犊”的麦克多蒙德,拿下了杰西卡·布劳德(Jessica Bruder)的《无依之地:二十一世纪幸存的美国》(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版权。这是一本关于美国老年人旅行工作的非虚构作品。赵婷自己也在写一个类似的项目,不过写的是关于年轻的房车生活者(“可怕的剧本–根本没用,”她说)。老一辈人选择在移动中过着简朴生活的原因让导演着迷。“这感觉就像命运。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跳到别的地方,而是对我想做的事情更深层次的了解。” 她们一起完成了一个合成品–一部以麦克多蒙德饰演的费恩的细腻表演为中心的电影。费恩是一名寡妇,当她的社区在附近的矿场关闭后成为鬼城时,她开始了房车流浪。麦克多蒙德的转变融入了一个由真实的流浪群体本色参演的世界。他们中有包括该运动的YouTube传播者鲍勃·威尔斯(Bob Wells); 向费恩(Fern)提供如何自给自足课程的斯旺基(Swankie); 还有热情洋溢的琳达·梅(Linda May),她讲述了一个关于考虑如何结束自己生命的故事。(虽然麦克多曼德的奥斯卡提名几乎是肯定的,但探照灯影业已经为这三个非专业演员进行了入围的努力,他们中的一些人宁愿选择独自清静而不去适应任何媒体的喧嚣,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布拉斯加州、内华达州和南达科他州的开阔地貌也许从未像《无依之地》中那样令人叹为观止。影片还进入了亚马逊仓库庞大的工业区内部。该公司的“野营者力量”计划(Camper-Force Project)是游民生活的经济来源,创建的目的是向社区提供季节性工作和房车停车位。麦克多蒙德打电话给亚马逊,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在其仓库内进行拍摄,然后剧组就被允许自由出入。考虑到该公司臭名昭著的劳工问题,当镜头跟随费恩进入大楼时,还真是令人震惊。麦克多蒙德将这一发展归结为最近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让亚马逊获得了一些相对的善意,“就在我们开始拍摄之前,他们把时薪提高到了15美元。他们有一些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们当时确实感到非常激动。”虽然《无依之地》对于60多岁的人从事拣选和包装的艰苦体力劳动的场景并不十分阳光,但它所描述的也不能说是对这家公司的抨击。费恩和很多真正的“野营者力量”成员一样,都很高兴能拥有这份工作。她说,这是“心安所得”(good money)。
这种在发表自己见解方面的克制——以及因为她的电影所处的背景,赵婷给人一种特朗普时期美国编年史者的印象(针对这个标签,赵婷只能回应说是一种“不幸”)–导致一些观众称《无依之地》为非政治性的。赵婷觉得这很是莫名其妙。比如,威尔斯在影片中给大张旗鼓地宣讲游牧主义,称之为类似于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用来逃生的救生艇一样的存在。赵婷称这是“我听过的最社会主义的演讲–而我来自中国”。而梅的自杀情绪,源于她劳苦一辈子七十高龄却一无所有的绝望。赵婷认为,比起让“野营者力量”得以存在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亚马逊是一个更容易处理的反派,这也是为什么她拍摄仓库场景的方式和费恩在内布拉斯加州斯科茨布拉夫市打扫营地厕所和铲除甜菜的场景一样。“如果你深究的话,作为资本主义的牺牲品,老年护理的问题在每一帧画面上都有。”她说,“只是,正如你看到的,后面还有美丽的夕阳。”
赵婷的电影有时会被冠以剧情纪录片(docudrama)的名号,但那意味着对真实事件的忠实,而她的作品并不受此约束。它们的目标不是非虚构的即兴感觉,而是西部片的宏伟,这也是真正属于它们的类型。它们将抒情和现实主义并置,利用魔幻般的光影,让赵婷得以与泰伦斯·马利克(Terrence Malick)相提并论。他们都还表现出对美国广阔风景的无尽欣赏。在结尾处,《无依之地》引用了约翰·福特(John Ford)《搜索者》(The Searchers,1956)在电影史上最著名的一个镜头:菲恩与约翰·韦恩(John Wayne)饰演的愤怒的内战退伍老兵埃森·爱德华兹可能没有太多共同之处,但这个镜头让他们并肩前行,边疆无根同病相怜的两人,大步走向广阔的地平线。
如今,独立电影制作人跳进昂贵的大片系列里并不罕见。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正在做《狮子王》(The Lion King)的续集;《惊奇队长》(Captain Marvel,2019)由安娜·波顿(Anna Boden)和瑞安·弗雷克(Ryan Fleck)执导,而他们是《半个尼尔森》(Half Nelson,2006)的幕后团队。只是现在能成长为中等规模的电影已经不多了。赵婷回忆说,从电影学院出来,被问的最多的如何提升恐怖片,“这里有鬼吗?也许,就在你的家里?”
好莱坞对白人男性常规名册之外新人才的渴求,意味着年轻导演不再总是需要一个有票房号召力的商业项目才能引起电影公司高管的关注。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关注真实性和地域质感的高手,并不一定会是投向商业大片的障碍。赵婷职业生涯的成功是对当代好莱坞导演要求的一个典型例子:既要能处理好精致的亲密关系,又要兼顾大型企业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她一直在拍摄一部关于巴斯·里维斯(Bass Reeves)的传记片,巴斯是美国西部最早的黑人副警长之一;2月初,她宣布将为环球公司执导一部未来主义题材的科幻西部片《德古拉》。
导演可能会有机会执导这些项目,但他们能在这些电影上打上多少个人印记的问题仍未解决。2018年,阿根廷电影人卢奎西亚·马特尔(Lucrecia Martel)向孟买电影节大师班的与会者讲述了她被考虑执导《黑寡妇》(Black Widow,2021)的经历(赵婷一度也是这个工作的竞争者之一)。“他们在会面时告诉我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女性导演,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主要关注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角色发展的人,’”她说,“他们还告诉我,‘不要担心动作戏。我们会处理好的’。我当时想,好吧,我很想见到斯嘉丽·约翰逊,但我也很想拍动作戏。”
虽然漫威电影宇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多平台娱乐帝国,目前几乎统治着流行文化,但它也需要像赵婷这样的声音。随着它不断向流媒体扩张,电影已经开始引入那些对漫画只有一知半解的观众不太熟悉的角色。以70年代杰克·柯比(Jack Kirby)的漫画创作为基础的《永恒族》比《蜘蛛侠》的内涵更为深远。漫威电影宇宙在大银幕上的新时代,似乎需要有远见的导演,对电影角色不能依赖其过往的知名度。赵婷现在可能正与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演员团队合作,但她发现,当你掀开演员的名人魅力保护膜时,有趣的事情就会发生。她指导他们的方法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库梅尔·南贾尼回忆与赵婷见面时的情景,他的角色是一个以宝莱坞明星身份生活的永恒族成员,“我当时想,‘好吧,你是怎么看金戈(Kingo[1] … Continue reading)?”她说,“‘他就是你。我选你是因为我想让他成为你。’她就是这样挑选所有演员的。她希望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一部分融入到角色中去。”
慢慢地,漫威电影宇宙也尝试在镜头前和镜头后为其名册增加更多的多样性。《永恒族》就是这种进步的一个载体。南贾尼回忆说,看着最后合成的镜头,热泪盈眶,“你从未见过一部电影的演员阵容如此多元化,更不用说漫威电影中的超级英雄了。”现在被冠以“首位执导该系列电影的亚洲女性”头衔的赵婷曾经在采访中向同为电影人的詹姆斯·庞索特(James Ponsoldt)抗议说,她没有兴趣做“你们象征性的亚裔少数族裔女导演”(“太晚了!”她现在开玩笑说)。她意识到这种讽刺是,她从专门拍摄探讨身份标记不明确的电影,到现在却在做一些除了这些含糊不清的成就之外不能谈论的事情。对于所有这些的“第一”,考虑到现代商业大片所需要的全球观众,无论如何,《永恒族》可能更适合用国际化来形容,而不是多元化。
最近,赵婷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拒绝了之前一直存在的无域感,持续不断地提醒她来自哪里–比如她失去了随口随地忍受披萨的能力,还有又重新开始了喝热水的偏好,不再喝美国标准的冷水。她说,好像她的胃口已经决定权衡那些影响了她数十年职业生涯的问题–你是谁?你属于哪里?以米饭和青菜为准绳来衡量。“我觉得它确实在召唤你。”她说,“人越老,越是被召唤着回家。” 但这就是拥抱无根之木的好处。它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权,可以继续前进或到其它期望您会被接纳的新地方,并在感到被召唤回家时返回家中。
当赵婷回到松树岭拍摄《骑士》时,当地社区里很多人都欢迎她回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她在处女作中为更真实地描绘该地区所做的努力与之前的电影人有很大不同。“感觉就像,哦,我们又做了一次,”住在保留地的奥格拉拉·拉科塔电影制片人和社区组织者威利·怀特(Willi White)回忆起他看《哥哥教我唱的歌》时的想法,“这陷入了我们许多人开始职业时的那个比喻,就是将我们的叙事玩成了一种‘贫穷色情’(the poverty porn[2] … Continue reading)。”
这仍然是表象(representation)核心的两难境地:既希望承认存在的伤痕,引起人们对忽视和压迫的关注,同时又尽量不在银幕上沦为那些东西,以摆脱对悲惨主义的期待。对于自己在美国意识之外的位置,以及美国历史的痛楚,赵婷一直有一些不同的思考,“我应该考虑到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深深扎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的心里,而不是我的心里。”她说,“到最后,我们是离开了,但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
|原文发表于《纽约》杂志 2021年2月15日|翻译:育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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