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比娅，我唯一的心愿》（Bebia, à mon seul désir，2021）｜©️IFFR 2021
身兼画家、作家、导演多重身份的Juja Dobrachkous，用纯粹而宁静的黑与白拍摄了第一部长片Bébia – à mon seul désir，入选鹿特丹电影节的竞赛单元。祖母（Bébia）死后，在格鲁吉亚首都走秀的十七岁年轻模特Ariadna返乡参加葬礼。根据古老的当地传统，Ariadna作为家中最年轻的成员，必须拉着一条棉线，从祖母过世的医院，一路走回祖母家中，才能引导祖母的灵魂回家，与身体重聚、得到安息。
起初，Ariadna不愿履行如此离奇的仪式，但应家族要求，不得不扛着棉线，与村庄里来帮忙的Temo一起走在25公里长乡村小径上，用一日一夜的时间，穿越这片原生态的自然地貌。也因为这趟旅程，她得以反思原生家庭留下的童年创伤，从伤痕累累的母女、祖孙关系中松绑开来。
Ariadne的旅程和村里人一起参与的葬礼仪式、童年的倒叙紧密交织在一起。她也像是希腊神话中爱上雅典英雄Theseus的Ariadne，用一捆线帮助他杀死半人半牛的Minotaur后，走出迷宫。只是格鲁吉亚的Ariadne走出的，是她自己的迷宫。
陈韵华（以下简称“CYH”）：我很喜欢电影中“线”的概念，从物理意义上说，线是电影中的道具，而在隐喻意义上，线是电影叙事线也是回忆往事的思绪线。感觉上是一个非常个人化、非常私密的故事，请问您的起心动念真的是电影中那样私密的往事吗？
Juja Dobrachkous（以下简称“JD”）：这部电影的想法来自于我与祖母的关系，电影中主角的童年，绝对就是我的童年。我是全家唯一一个红发的孩子，没有其他人的头发是红色的，也没有人记得谁曾经有过红发。也因此，我的祖母不相信我是她真正的孙女，我的童年里有很多痛苦的回忆，这就是电影想法的开端。而用线牵引灵魂，是格鲁吉亚仍保留的传统，不过现在很少见了。我觉得这个传统很有趣，决定将故事这样组合在一起。实际上，在拉线牵魂的旅程中，Ariadna应该原谅她的祖母，以及她童年时所承受的痛苦。有时候，亲人死后，会让人了解很多事情。我祖母过世死后，我觉得，也许这是她的一种古老而奇怪的爱，她可能已经尽力了，可能没办法做到更好了。我认为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爱的不同状态，很多时候无法表达，就像母女之间的关系。
就像在圣经中一样。我们都应该具有如此不凡的能力，我们不仅应该原谅我们所爱和所关心的人，还更应该原谅我们的敌人，这部电影也是关于如何去爱一个对你不好的人。
一些同事会问我，为什么我不把叙事简化一些，但这样的叙事正是我想要的。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一切都那么干净简明。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比较印象派的面向，有很多思维概念的联想。我喜欢能使观众思考的艺术作品，不想把所有东西都咀嚼过了，再喂食给观众。
CYH：例如，Temo这个角色，是刻意模棱两可的，对吧？
JD：格鲁吉亚的家庭都很庞大，人们生活在大集体中，有些人是亲戚的亲戚，是远亲的表亲，是同学的儿子。他们对周围的人非常开放。Temo是谁都没关系。他就是帮助牵魂引线之旅的人。他和所有人都不同，而有时的确就是需要在周围有个想法完全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理解。 Ariadne一开始并不接受他，她的抵制是和童年创伤有关的。当孩子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时，他们不会懂得如何给予爱。而当她开始对他产生感觉时，他不在。有时候，做出决定或采取步骤时，为时已晚了，在生活中常常会发生。所有这些关系、爱、误解，就是我们生活的网。我想从这个网，拍这部电影。
CYH：这部剧情片的纪录片般真实感很强，例如葬礼的过程、一起煮饭和一起吃饭的场景。这里面有多少是演员的自发表演，有多少是您的指导和调整？
JD：大多数人都不是职业演员，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不用任何职业演员，不过后来决定的人里面，有一些是艺术家，有些有一点剧场经验。最困难的部分是不让他们在拍摄过程中“表演”，这就是为什么我不采用专业演员的原因。我不希望他们想象自己应该表演成什么样子，因为我希望让电影具有强烈的纪录片风格，非常真实可信，就像在附近观看故事一样。我不喜欢假装、表演的东西，也许这就是我不喜欢戏剧的原因。与非演员一起工作时，要使用特殊的技巧，工作起来完全不同。例如，没有人在拍摄前可以阅读脚本，也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也不知道对手会怎么说，所以当他们听到出乎意外的对白时，反应会更加自然。但是所有对话都是我写的，他们并不是即兴创作，我会在拍摄当天用我的话解释那天要拍什么。拍摄的时候得按下一些特殊的按钮，让非演员可以根据情况做出反应，而不是假装去成为另外一个人。这些非演员是我从外观上挑选出来的，在试镜时与他们交谈，问了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童年，然后观察了他们如何谈论自己。如果他们可以侃侃而谈，那么就可以一起工作。排练时像是编舞，让他们反复照着移动，最后变成像自动化的舞步。我总是在拍摄前给他们一些休息时间，例如十分钟的时间，不要想拍摄的事情，而是纯粹放松。这些技巧很有效，当这些非演员百分之百信任导演，相信导演不会使他们看起来很蠢的时候，就会跟随导演。
拍摄村庄场景的地点是在第比利斯的民族志博物馆，所有这些房屋都是博物馆里的建筑实例。而演出的人员都来自首都，扮演外祖母的女演员是一位音乐老师，Ariadne是个模特，而Temo本职是助理导演。
CYH：为什么选择在格鲁吉亚拍摄？
JD：我热爱这个国家。七年前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爱上这个国家了。电影里走过的那条小路，让我想起了我在俄罗斯的童年，重返过去的感触实在太多了。
CYH：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电影标题？
JD：Bébia在格鲁吉亚语中是祖母的意思，我不想翻译，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很美。格鲁吉亚语很特别，一切听起来都像是倒过来了一样，格鲁吉亚语的父亲是mama，格鲁吉亚语的母亲是dada。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保留最初的单词Bébia的原因，因为这个词不仅代表祖母，而且还带有孩子气的感觉。每个人到最后，其实都还是会犯错的孩子。
标题的第二部分是十五世纪挂毯的名称，在巴黎的中世纪国家博物馆中的一系列六幅挂毯中的一幅。前五幅挂毯分别代表五种感官，即触觉、嗅觉、听觉、视觉、味觉，而第六幅挂毯是第六种感觉，没人知道确切的含义。字面上的意思是，我唯一的渴望，我独特的渴望。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种爱的感觉，可能不见得是肉体上的爱，而是一种灵魂之间的爱。这很符合我想要表达的那种不是很清晰的、奇怪的爱，也就是为什么我决定用这个法语全名的原因，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看不懂标题。如果有人感兴趣，就可以看到那里隐藏的内容。
CYH：在拍摄这部首部长片之前，您原本是画家和作家。为什么现在选择电影作为您艺术表达的方式？与之前其他形式的艺术有什么不同的体验？
JD：是的，我的背景是画家，在莫斯科的艺术学院接受教育，画了一辈子画，然后开始讨厌绘画，因为想法和结果之间产生很大的鸿沟，让我觉得不满意、不快乐。所以二十年前就停止绘画，开始写作。我喜欢讲故事和创造故事，这让我觉得更满足。我出版了两本书，也在不同的杂志出版我的文章，用俄语写作。但是后来，年轻导演开始把我的短篇小说改拍成短片，因为那些故事非常具有电影性，而我看了总是不满意，觉得那不是我的故事。所以，我觉得需要自己创造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电影。实在是野心太大了，因为我没有上过任何电影学校，只是做了各种准备，自己画了所有的故事板，也研究了指导演员的方法，然后花一些时间找到我的摄影师。整个过程感觉像从悬崖上跳下来一样。
CYH：您觉得电影创作是一种更让人满意的表达方式吗？
JD：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艺术形式，因为首先，需要与团队一起合作，我很喜欢被人们包围。一直以来总是绘画和写作，让我多年来都很孤独。而现在创作电影，可以整合自己所有的能力，包括艺术知识、讲故事的能力，有点像是某种小小的神，因为可以创建自己想要的世界，而且由于某些神秘的原因，有这么一群人愿意提供帮助、一起完成。这真是太奇妙了，是一种令人上瘾的感觉，不过同时也相当困难。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都会出错，每时每刻都必须决定该做什么。现在，我只希望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至少再创作出一两部作品出来。
CYH：您已经在计划下一个剧本了吗？
JD：我写了一些剧本，现在病毒大流行期间，我不想就这样浪费了一年。 有个剧本规模很庞大，需要很多场景和演员，但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计划有点不现实。 现在，我专注在一个关于三个人物的故事，很多心理层面的东西，想尽快做出来，是关于失去孩子的故事，是个非常悲伤和痛苦的故事。
CYH：您电影中的女性群像很有趣，她们既坚强又脆弱，女人似乎是家庭的核心，可是重要决定却都是男人在做的。
JD：我在苏联长大，一方面，我们享有的权利少于男性，例如，我们和男人一样要工作，但是当我们回到家中时，还要带孩子、准备食物、做家务，这很不公平。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让我们变得非常强大，也许因为男女不平等的历史，而造就了非常坚强的女性。现在的女性已经可以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了，她们在任何领域都可以非常成功。
CYH：您是否觉得在目前电影节圈子里，格鲁吉亚的电影越来越重要？像您的电影、《起点》（Beginning）等电影都在今年的鹿特丹电影节中，而扮演Temo的演员Alexander Glurjidze也参与了《我的快乐家庭》（My Happy Family）的拍摄。
JD：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认为格鲁吉亚人很有创造力，在音乐、雕塑等各个方面。您刚才提到的所有电影都是由女导演制作的。现在对女性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有了自己的声音，我们可以与男人处于同一水平，这非常重要。由于经济形势的原因，格鲁吉亚比较传统，但我很高兴在格鲁吉亚电影里，女人的声音和男人一样大。
CYH：头发在您的电影中是很重要的意象…
JD：因为我的红发，从小就和周围的人不同。在电影中，扮演Ariadne的女孩也是一头红发，不过在黑白片里你看不到，只需要感到她与众不同就可以了。因为头发的关系，我受了很多苦，所以整个童年时期，我都讨厌自己头发的颜色。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天早晨走进洗手间，再次看到我的红头发时，都有点惊讶，因为我一直忘记自己是红发的，我想成为正常人，想要让人认不出来。现在我把头发留长，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身份，也不再挣扎了。这就是我的力量，我的头发使我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