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电影的过去对我来说变得触手可及。大概是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的某个时候，当电视放映、博物馆复兴、电影节和国内外的邪典出版物混杂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种修正主义的电影文化。在那之前，看电影的经历一直没有被刻上文化的烙印。没有课程，没有义务，也没有要求。我们去看电影，然后回家。电影本身映之即去，几乎一去不复返。老电影，就像老式汽车一样，是消费产品，是要被抛弃，换成据说在设计和技术上都有最新改进的新车型。
我记得是在四十年代中期看了1937年的电影《摘星梦难圆》（Stage Door）。观众对那些已经过时的长裙和卷曲的发型嗤之以鼻。我在七十年代中期也看过同样的电影，观众却看得津津有味，因为过时的东西被时间变成了历史–这只是诱发人们重新思考的成千上万部电影中的一部，但却昭示着一种新的形势，那就是老电影已经在我们的意识中成了一种活生生的存在。然而，仍有一些影评人似乎决心埋葬过去，因为他们对许多新发行的电影过度赞扬–就好像大约每个月都会发生一场品味革命似的。对于这些夸张的现代主义者，我建议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要想恢复作为电影观众的纯真为时已晚。我们必须学会与过去共存，即使冒着被人诟病迂腐的风险。
正如法国人说的一样，世界日新月异。电影也像其它所有事情一样，每个时代都认为自己比前一个时代更优越，更成熟。爱德华时代对维多利亚时代嗤之以鼻，而乔治时代又对爱德华时代不屑一顾。同样，早期的有声电影制作者们把默片视为狂热舞台情感表现的尴尬产物，而后来的有声电影则否定了早期的有声电影。四十年代的电影呼唤其增强社会意识，五十年代则推崇敏锐的犬儒主义，六十年代又迷上了痛苦的荒诞主义；现在七十年代了则以其高贵的虚无主义为荣。
然而，奇怪的是，当我们对任何艺术形式或媒介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变得不再那么天真（也许是不那么乐观）时，电影却失去了与观众之间的轻松亲和力。这并不意味着电影比过去更好或更差，而是说电影已经把大部分的社会学愿望让给了电视，因而不再是记录和现实的媒介。新闻片已经消逝去了显像管中，就连我们虚构的娱乐电影也普遍放弃了视觉语法，通过这种视觉语法，即使是最牵强附会的故事也会被插入到一个所谓的真实世界中。旧好莱坞曾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表现现实的概念，而新好莱坞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延伸的画面。整个世界现在是一个布景，而所有的人都成了临时演员。
老电影在今天看来已经不一样了。大多数情况下，老电影人都认为他们的产品是易腐烂的，但他们的产业会持续下去。媒介会活，但他们的电影会死。但这正是老电影的魅力所在。它们凝住了制作它们的那一刻时光，并保持着宝贵的生命力。在回应什么才是他们认为的公众的渴望时，他们帮助塑造了这些渴望。
有趣的是，在电影的大部分历史中，电影媒介被认为是处于一种不停变异的状态。直到最近，人们才发现，电影形式的延伸是有一定限度的。奇怪的是，当电影受到审查制度和行业惯例更多的限制时，它们对自身未来的发展也乐观得多。正是这种乐观的态度，让老电影在今天变得如此深刻。
｜原文题目为“he Myth of Old Movies”，发表于《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1975年9月刊，现经重新编辑发布于《哈泼斯杂志》2021年3月刊 PP33｜翻译：Der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