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

口述:贾樟柯|记录:赵涵漠,林天宏

这样想事情有点太冷漠了,把一个个体的痛苦、一个国家遭遇的困境变成一个机会,这是对创作的曲解。

去年(2012年)夏天,我去重庆白沙镇监制公司一位年轻导演的作品。那时周克华的案件发生了,一下飞机,重庆机场的显示屏上全是通缉令。剧组有些年轻孩子很害怕,不会流窜到白沙镇吧?他们问。那个事件让我想了很多东西,下决心要拍。

这些年发生了这么多暴力事件,它们严重影响到了我的情感。你看,最初这样的案件发生,我们会讨论一个月,再来第二个,讨论两个星期,再来了讨论一个星期,再来了叹气,逐渐地麻木,逐渐地我们以为很了解它,但真的了解吗?所以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去面对和理解它。

一方面,中国快速的社会变革,快速的城市化,所带来的离心力,那种边缘化。我们在重庆的时候选景,特意选了一个一江之隔的空间,江的对面就是繁华的城市,江这边是衰落的村庄。想象一下,我是那个村庄被困在里面的年轻人,我每天站在江边,可以听到江对面卖彩票或者是卖楼盘的各种广告声音飘过来,江上也是一船一船的汽车漂过去,我没有能力购买,我的自我在哪儿?我要实现自我,有的人可能考大学,有的人做生意,有的人可能就走上不归路了。还有压断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尊严。当你把人的尊严剥夺到那种程度时,兔子急了还会咬人,所以说尊严是所有暴力问题的触发点。

我在试图描绘一个社会全景,这些年突发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它有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背景和根源,以及笼罩在社会上的挥之不去的紧张气氛。这很难选择只讲一个故事,特别是你叙述重点不是一个日常状况,而是一个突发的高度戏剧性的状态,只讲述任何一个孤立的事件,会显得有它的偶然性。

《天注定》(2013)

这四个故事主要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完成。真实的案例是震撼人心的、让人不能平静的触发点,以及某些令人难忘的细节的摘用。比如小玉那段,那个顾客拿钱打小玉的细节当然来自邓玉娇事件。不过,这些故事其实是生活里面这类型事件逐渐形成的记忆,最后发酵成一个东西。但四个故事其实离事件很远了,对我来说,重新叙述我们所生存的氛围,这很重要。

实际上,虽然是四个故事,但整个剧本写作是严格按照整合封闭的传统模式写的,起承转合。

姜武演的胡大海是第一个故事,突发事件的现场。理由的交代都很直接,商人承包了煤矿,却不分红给村里,大海去问村干部,你们是不是贪污了?我很喜欢《水浒传》,我觉得大海就是鲁智深那样的人,有鲁莽有心细,有慈爱有粗暴,一个混合体。我就想到姜武,就是他,凶狠和柔情之间奇妙的混合。并不是具体哪个案件触发了第一个故事的灵感,灵感来自整个大背景下存在于中国乡村的纠纷。我记得广东有一个案例,一个农民种金橘,结果土地被征用了,他说征用没问题,能不能等我丰收了你再用这块地?结果开发商等不及,残酷地把那些树全砍了,我觉得它也是个故事的来源。有时候不一定是煤矿问题,也许是拆迁问题,乡村纠纷密布中国。

接着在王宝强的部分,我们看到了贫穷是怎么回事。三个兄弟要平分(母亲做寿剩下的)九根烟,这种贫穷无法摆脱。今天国家经济实力很强,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并不代表你这个国家已经消除了贫穷,因为分配不公,所以贫穷仍然存在。

《天注定》(2013)

第三个是赵涛饰演的小玉的故事(按摩店服务员小玉杀死了羞辱她的顾客)。赵涛身上有剑气,有古意,我第一次带她见陈丹青老师,老师说她像晋祠里的雕像。赵涛经常得罪人,因为她很直率,虽然我们两个是夫妻,在一起生活,可她给我的印象就是独立,她不依附于人。我特意设计了小玉感情有缺失,父母离异,母亲在机场做饭,小玉在广东做衣服,跟她相爱的男人有家庭,而且看上去那个男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生命有很多限制,无法逾越,而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尊严,尊严可能是所有暴力问题的触发点。

等到第四个部分(一个年轻工人跳楼的故事),我特别想找个湖南孩子来演,因为很多湖南小伙子在东莞打工,湖南的少年很猛。可在东莞跟深圳没找到合适的,我又让副导演去长沙找,在那儿找到了罗蓝山。我最初看到副导拍回来的视频,他是一个爱打扮的孩子,发型都弄得很好,可是也盖不住他的野性,我很喜欢他原始的野性与后天精致化的自我认定。罗蓝山的故事其实是“合”,其中来自家庭的暴力是最暴力的,来源于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个真实细节:有一年,深圳一个工人要跳楼,因为他真的受不了一到发工资那天妈妈就给他打电话,催他把钱寄回去。他连支配自己的收入都有负疚感,他不能因为喜欢苹果手机就买一个苹果手机,因为妈妈告诉他不能乱花钱,要帮他把钱攒起来,最后,他宁愿用跳楼来了结。

当然,这部片子有一个结尾,结尾里小玉无罪释放了,可是没有人会真正地无罪释放,尽管她的身体自由了,但仍旧背负罪名,那种痛苦和压力会伴随她一生。

《天注定》里意外很多,因为我是特别依赖现场的导演,也依赖实景,我的剧本往往比较粗放,整个拍摄很多是临场发挥。比如《天注定》里出现了很多动物,可那些动物在剧本里面是没有的。就像在山西片场看到一个小女孩抱着一只鸭子在哭。小时候,我家养了一只鸡,过年的时候要杀掉它,我就会很难过,但长大了就麻木了,每天在菜市场都能看见。完全是现场,我突然跟道具说给我准备两只鸭子,他说好,马上来,还以为我中午要吃鸭子呢。

在戛纳的时候有人问我(动物给我带来了什么灵感),我说最近几年我和赵涛养了一条狗,狗教给我很多东西,动物能够带给我们反思,包括在暴力问题上。只要我们在食物链里面,我们就在施暴,这是一种人性的困局。同时,动物也能创造神秘的气氛,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的事件或多或少有些出乎当事人意料,怎么生活就一团糟,把自己缠绕在一个无法脱壳的绝境里面?所以像小玉的故事里出现白蛇也是在增加电影的神秘色彩,对我来说它并不是隐喻,而是一些气氛。

《天注定》(2013)

现在《天注定》初步定在2013年11月份上映,但具体的日期还没有确定(编注:当然最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电影并没有如期上映),因为整个准备工作我们还是感觉时间有点不够用。现在电影的发行一般从拍摄之前就开始宣传了,可《天注定》整个拍摄过程是保密的,这就让我们缺少了一半的宣传时间。

保密是因为这次拍摄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往返山西、重庆、湖北和广东,这几个地方正好是我们朋友特别密集的地方,如果被人知道拍电影会多很多应酬,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拍摄状况,我特别怀念大学拍短片的时候,特别寂静。

商业有它的规律,可商业也有很多弥补的办法。可拍摄弥补不了,四个月的疯狂拍摄以后,不可能再来四个月拍摄。上片的时间可以推后,这都是可以弥补的,但那样一个专注的拍摄状况必须自己创造。

我觉得(那些暴力事件)不是机会,因为机会不会让我激动到去拍一部电影。我是看到了生活中的悲哀才想拍电影,生命本身的悲哀感染了我。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机会,我不想要这个机会,这是什么好事情吗?这样想事情有点太冷漠了,把一个个体的痛苦、一个国家遭遇的困境变成一个机会,这是对创作的曲解。触发电影拍摄的是痛,一种痛感。

《天注定》(2013)

这个电影原则上通过了。目前审查意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认为必须修改的,一部分是建议修改的。必须修改就是没有太多讨论的余地,建议修改就是大家可以斟酌,是可以讨论的。我拿到意见之后觉得很高兴,环境宽松不仅仅是创造者本身的努力,也有来自体制内部的努力,我觉得在《天注定》看到了合力。

包括具体的台词,一些微小的细节,我觉得这些都不会有什么影响,有一些意见甚至对创作有帮助。比如说节奏的问题,有些片断确实会显得冗长,有一些方言里面的脏话,有些暴力场面上建议减少一些。从我个人来说,我也不是太喜欢赤裸裸的暴力。必须修改的意见,比如说群众接机时喊的口号,类似于“共赴小康,和谐社会”等等。

我身边大多数人对这部电影通过审查都持怀疑态度,他们非常焦虑,因为大家把钱投进去,最后他们说,因为是朋友,相信你陪着你。大家陪得没有什么信心,但我是最坚定的,因为我从来没有丝毫怀疑。有的时候会反思,会不会真的像他们担心的那样,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我对这部电影的票房比较有信心,因为整个电影表达的方式,相对我以前的电影,比较通俗化,而且一些片断也采用了武侠片的方法,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改变,对票房会有一些帮助。

合作方跟我说过对这个电影票房的预测,我觉得他们太乐观了,对我来说有一点太乐观了。他们基本上都说,导演你放心吧,轻轻松松怎么样怎么样。不过也补充一句,如果中间不受到非商业因素的干扰。


贾樟柯:一个可能伟大的中国导演 (中国故事)

作者: 赵涵漠 / 林天宏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4-1
贾樟柯

中国当代著名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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