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计划》｜©️Henrik Ohsten
“如果你看这部电影时笑了，我想可能是因为这四个人非常努力地想让他们的导演在他认为最不可能笑的时候笑出来。”
那是《酒精计划》（Another Round，2020）拍摄的最后一天，一切近乎完美。
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Thomas Vinterberg）正在他女儿伊达（Ida）就学的当地高中布置拍摄现场。整个剧组都出来观看麦斯·米科尔森（Mads Mikkelsen），他扮演的马丁（Martin）是一位处于中年危机中的高中历史教师，他的工作枯燥乏味，而他的婚姻也岌岌可危。他以一种令人惊讶的白日饮酒的复杂方式来面对他的幻灭和绝望。
伊达的许多朋友都在那里，有些人还担任了临时演员。阳光灿烂，这几乎完全符合温特伯格想象中的场景。
在拍摄了两部英语电影之后——2015年探照灯影业出品的《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2015）和2018年的《库尔斯克》（Kursk，2018）——这位丹麦导演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酒精计划》就在温特伯格居住的哥本哈根附近拍摄。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都是他认识并合作了几十年的人。除了米科尔森，温特伯格常用的演员托玛斯·博·拉森（Thomas Bo Larsen）、马格努斯·米朗（Magnus Millang）和拉斯·兰特（Lars Ranthe）扮演了马丁的同事，他们都是有着同样困境的中年男子。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的挪威作家和精神病学家芬·斯卡德鲁德（Finn Skarderud）那里得到了灵感，认为如果所有人始终保持一定的微醉，人类会变得更好–更快乐、更有创造力、也更外向。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四人组将芬的理论付诸实践，结果却悲喜交加。
“我们讨论过拍摄一部关于丹麦酒文化的电影，因为它是非常独特的，”《酒精计划》的联合编剧托比亚斯·林德霍姆（Tobias Lindholm）说，“丹麦人看美国人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应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但是，如果我们取缔酒精视之为非法，那么肯定会掀起一场革命。”
在风格上，温特伯格希望《酒精计划》能反映出他在“道格玛95”中开创的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他在25年前与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一起起草的回本溯源的电影“宣言”–放弃了特效、服装和花哨的电影技巧，而采用手持摄像机和自然光，将重点放在表现原始情感和真实表演上。
温特伯格甚至想让他的女儿伊达担任配角，与米科尔森一起演出，扮演一位受到马丁关心的青少年。在拍摄的最后一天，即2019年一个美丽的夏日早晨，除了伊达·温特伯格，一切都准备就绪。
在拍摄《酒精计划》的四天后，温特伯格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的前妻玛丽亚（Maria）之前开车送伊达去巴黎和一些朋友见面。在回途中，发生了一场事故，一个开车讲电话的男人撞上了他们的车。玛丽亚从车祸中幸存下来，而伊达则当场死亡。她当时19岁。
“我的生活被摧毁了。我当时、直到现在仍旧非常崩溃，”温特伯格说，“我几乎无法行动、我几乎无法进食，我甚至无法直视人们的眼睛而不痛哭。”
该片的制作立即停止。
“我们停止了手头所有的工作。电影是我们当时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试图想办法帮助托马斯走出来。”《酒精计划》的制片人卡斯帕·迪辛（Kasper Dissing）回忆说。
处于极度悲恸的温特伯格想象着伊达会如何看待这部电影因她的死亡而被停止。“我们非常亲密，她是我的知己。我们分享彼此的一切，”他说。
在制作开始前几周，伊达正在非洲旅行，温特伯格把剧本的最终版本发给了她。“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对这个项目无条件的爱。她说，她觉得能在这个项目中看到她自己，它以最有爱的方式描述了她的国家，她告诉我再也不要怀疑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他回忆说，“这些话对我来说如此重要。当我决定继续创作时，那封信就在我的脑海里。”
在伊达的葬礼之后，《酒精计划》重新开始制作。起初，联合编剧林德霍姆暂时代理了导演工作，直到温特伯格觉得自己能够重新开始工作。
“托马斯告诉我，‘要么我以胎儿姿势躺24小时，要么我以胎儿姿势躺12小时，再工作12小时，’”米科尔森回忆道，“我们四个主要演员坐下来讨论我们全力支持托马斯。我们将会一起工作完成这部电影，将之作为对伊达的致敬。”
结果，这部获得了两项奥斯卡提名（最佳国际影片和温特伯格个人的最佳导演）的电影成为了一部感人的黑色喜剧，赞美了生活中所有混乱带来的狂喜。米科尔森扮演的马丁是他多年来最好的表演之一–一个处于绝望边缘的人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在电影中场，当四个人决定把他们的日常饮酒“提高到新的水平”时，一个醉酒跳舞的情节既让人不舒服–事情显然已经失控–又充满了欢乐。
温特伯格说：“如果你看这部电影时笑了，我想可能是因为这四个人非常努力地想让他们的导演在他认为最不可能笑的时候笑出来。”
林德霍姆说，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找到平衡–制作一部不是《宿醉》（The Hangover，2009）或《离开拉斯维加斯》（Leaving Las Vegas，1995）的关于酒精过度的电影–是写作过程中最难的部分。在与温特伯格来回讨论的过程中，剧本从直接的喜剧转变为厨槽现实主义剧（kitchen sink drama[1] … Continue reading），然后变了回来。
“我们最初的草稿非常有趣，非常有娱乐性。但我们向对方承诺完全诚实。如果我们想展示酒精积极的一面，我们必须对酒精的消极后果保持诚实，”林德霍姆说，“因此，我们会朝着更符合社会现实的方向前进。”
温特伯格补充说：“但每次我们要重新清理故事，让它保持清醒，我们就会把它扼杀了。最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保持剧本的这种不羁性。保持这个狂野的、坎坷的旅程，而不是制作一部正儿八经的戏剧或循规蹈矩的喜剧。”
对于曾是一个酒精上瘾者、现在已经戒酒七年的联合主演拉尔森来说，这种联结正是吸引力所在。他说：“它展示了酒精的阴暗面，但它也如实讲述了你在喝酒时得到的兴奋感。我在戒酒会里的朋友都很喜欢它，因为它并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指手画脚感。”
但是，让四个演员如实地表演极端醉酒的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扮演微醉？这很容易。但要扮演真正非常醉的状态？然后你就进入了卓别林式的状态–东跌西撞，”在影片中扮演音乐教师彼得的兰特说，“要表现出真实的表演而又不陷入滑稽的境地，这真他妈的难。”
温特伯格让他的演员在YouTube上观看马拉松式饮酒的视频。米科尔森说：“俄罗斯人是最棒的；他们喝醉的样子太疯狂了。”他至今仍然感到震惊，“不过这些场景启发了我们。”米科尔森、兰特和米朗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醉酒训练营”，来测试不同程度的醉酒状态，温特伯格拍摄了他们的醉酒过程。“不同程度的醉酒是有一整套科学的，”米朗说，“当你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0.05时，与0.08或0.10相比，你的语言和动作发生的变化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决定做成熟的事情，真正地演戏，”米科尔森指出。在拍摄现场并没有喝酒，但培训打破了尴尬和自我的障碍。兰特说：“这是让我们抛开了愤怒和焦虑，放手去做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在事故发生后，我们都认为：‘为了托马斯，我们必须勇敢地竭尽全力。也是为了伊达’。”
温特伯格指出，“我们卸下了所有的障碍。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演员，我们都失去了我们的负担。”
由劳拉·斯凯尔德·奥斯特鲁德（Laura Skiöld Osterud）和塔妮娅·法伦纽斯（Tanya Fallenius）完成了时长为四个半小时的粗剪版本，联合剪辑安妮·奥斯特鲁德（Anne Osterud，粗剪版本剪辑劳拉的母亲）和雅努斯·比利斯科夫·扬森（Janus Billeskov Jansen）与导演一起在戏剧和喜剧之间寻找平衡。他们不停地实验电影的节奏，加快了场景画面以强调人物狂喜的陶醉，当事件出现黑暗的转折时则放慢了速度。马丁第一次在中午溜进学校厕所喝酒的场景，这个场景本来可以演得很悲惨，而在奥斯特鲁德加入了屏幕上的血液酒精测量仪后，随着第一口酒的偷偷喝下而滴答作响，使这个场景变得轻松起来。
摄影师斯图拉·布兰特·格约弗伦（Sturla Brandt Grøvlen）的手持镜头也有助于反映人物的情绪，在马丁在教室里的第一个（清醒）场景中平衡了平静与混乱。格约弗伦的镜头颤抖着，不安地看着它。喝了几杯后，随着酒精抚平了马丁生活周围的尖锐边缘，摄像机的运动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流畅。
“我用阿莱艾丽莎迷你摄影机（Alexa Mini）拍摄，它非常轻巧。我不必把摄像机放在肩上，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身体前面，我可以用脚尖站立或蹲下，”格约弗伦说，“托马斯把所有东西360角度都照亮了，所以我可以把摄像机指向我想去的地方。我有完全的自由。”
马丁的解放是在影片的最后一幕。过度酗酒的经历以悲剧和死亡告终。马丁处于人生的低谷，但有一丝希望：他收到了妻子的短信，暗示他们可以团聚。当老师们正在为逝去的人分享最后的祝酒词时，他们的毕业班学生在外面的港口与他们相会在一起，在丹麦乐队Scarlet Pleasure[2]Scarlet Pleasure是丹麦的R＆B，灵魂，放克和流行音乐三重奏，由主唱Emil Goll，贝斯手Alexander Malone和鼓手Joachim Dencker组成。的歌曲“What a Life”中跳舞和庆祝。老师们冲了出来，之前曾经听说他以前上过爵士芭蕾舞课的马丁，也禁不住诱惑加入了舞蹈。起初，他的动作是不确定的，试探性的；他在中途停了下来，坐下来看了看他的手机，再喝了一口啤酒；然后他又站起来，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了。55岁的米科尔森曾经是一名职业舞蹈家，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跃过长椅，在鹅卵石上滑行。很明显，这种舞蹈是马丁看到的第二次机会，他打算把握时机抓住它。
林德霍姆说：“舞蹈一直存在剧本中，但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在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中完成这样一个神奇的舞蹈节目。”
“我们怎样才能使它不成为一些媚俗的宝莱坞场景？这是一个问题，”温特伯格指出。“托比亚斯和麦斯都非常犹豫。”
米科尔森回忆说：“我不希望它被认为是自命不凡的一种姿势。但托马斯很是坚持。他给我看了他女儿写的信–那是在事故发生之前–她说她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我跳舞。所以这个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米科尔森、温特伯格和编舞师奥利维亚·安塞尔莫（Olivia Anselmo）设计了一个反映马丁故事的舞蹈。“他一开始很紧张，他害怕开始，”温特伯格说，“走了几步后，他退缩了，坐了下来。然后他去找他的朋友，重新开始。最后他屈服了。这成就了一个狂喜的时刻。”
“我们在两天内拍摄了这支舞蹈，没有替身，没有摄影技巧。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麦斯本人的，”制片人迪辛说。摄影师格约弗伦回忆说：“整个过程中，我都在担心他那双在潮湿的鹅卵石上的滑溜溜的服装鞋。但麦斯是一位如此伟大的舞者。那是一种天赋。我们不需要任何魔术技巧。只有麦斯。”
温特伯格补充说，“当我们来拍摄那场戏时，我们所有的障碍都被打破了，我们所有的保护层都消失了。我们无法再进行讨论或争执了。反正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麦斯就这样做了。他只是跳舞。”
｜原文发表于《好莱坞报道》2021年4月15日期刊，PP.44-46｜翻译：小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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