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母亲》：弗朗哥时代的遗产（作者：Lidija Haas）

我第一次看到佩内洛普·克鲁兹（Penélope Cruz）扭曲和哭泣的脸，是在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1997年的电影《活色生香》（Live Flesh）的简短开场。克鲁兹扮演一个性工作者，她于圣诞节之夜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电影未来的主角）。当时好莱坞还没有把她塑造成一个狂野的西班牙性感宝贝，而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已被她打动了；在阿莫多瓦1999年的杰作《关于我母亲的一切》（All About My Mother）中，我再次被她古怪的、迷人的肉体所征服。她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长长的鼻子和突出的嘴唇，看起来有些笨拙，甚至带有些突乎其来的喜感。克鲁兹绝对可以成为默片时代的大明星–仅用一个眼神她就能让你感动，或者让你崩溃。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部根据露丝·伦德尔（Ruth Rendell）小说改编的、具有绚丽鲜艳色彩、交织着性痴恋和仇恨报复的耸人听闻的电影《活色生香》的时代背景是在弗朗哥统治时期。那是1970年，政府颁布的“例外状态”法令限制了言论和结社自由。在一个镜头中，克鲁兹临产时乘坐的公共汽车驶开后露出墙上的涂鸦，上面写着：自由/打倒例外状态法!

在阿莫多瓦的作品中，这种对历史和政治的直接引用是比较罕见的。他在本世纪中叶保守的西班牙农村中长大，之后成为了马德里运动（La Movida^[1]La Movida Madrileña是一项反文化运动，主要发生在1975年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 Continue reading）的代表人物，那是佛朗哥政权在1975年结束后发生于马德里的一场跨文化运动。在一个混合了另类戏剧、朋克摇滚和色情的场景中，阿莫多瓦开始拍摄超8电影，然后以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等导演的风格拍摄故事片。在节奏急促、反现实主义、反父权制和略显嬉闹的早期电影中，他寻找每一个可能的禁忌，挪用和颠覆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风俗，并将其与经典的情节剧和黑色电影的套路相融合。(罗马天主教会是他最喜欢的攻击目标，不过在《斗牛士》（Matador，1986）里，一个连环杀人的女人以斗牛士的方式挥舞她的发卡作为武器）。

如果说阿莫多瓦的无政府主义、感性的早期作品经常被解释为对佛朗哥主义压迫的回应，那么他对社会和性自由、享乐主义和心理特质的强调还是倾向于被视为非政治性的。虽然阿莫多瓦之后的电影发展出一种更丰富、更忧郁、带有更复杂情感的模式，但前述一点依然成立，而这也确保了他作为“马德里运动”（可能也是整个西班牙）最著名电影人的国际地位。不过，他的许多电影还是在一个几乎是积极的流动和女性化的世界中展开，其中女性，特别是女性的兴趣、快乐和困难决定了一切。(同样的道理，在对他作品的反应中，你有时可能会发现一种厌女症的边缘，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一种对不严肃、不守纪律、病态的审美主义、幻想的内向性的假设）。在这个意义上，他对表演和假象的关注感觉更像是对日常生活条件的审视，而不是面对它们的一种退缩。

阿莫多瓦的新片《平行母亲》（Parallel Mothers, 2021）既是一种出发，也是一种回归。它以乌拉圭左派人士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Eduardo Galeano) 关于过去在我们体内持续存在的一句话结束，并将西班牙法西斯主义时期的遗留物作为一个明确的主题。影片开始时，佩内洛普·克鲁兹扮演的中年摄影师雅妮丝（Janis），被派去探访英俊的法医考古学家阿图罗（Arturo，依斯拉尔·埃雷贾德［Israel Elejalde］饰）。在工作过程中，她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以便挖掘和鉴定她被谋杀的曾祖父的遗体，他是内战期间被丢弃在乱葬岗的10多万失踪西班牙人中的一员。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详细讨论毫无保留地占据了电影开篇的一大块内容，之后阿莫多瓦将雅妮丝送入更熟悉的领域：与已婚的阿图罗的婚外情使她怀孕了，在她分娩的诊所里，她与另一位单身准妈妈、一个名叫安娜（Ana，米莱娜·斯米特［Milena Smit］饰）的不快乐少女成为朋友。安妮的亲身母亲全神贯注于作为舞台演员职业生涯姗姗来迟的辉煌，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安妮的身边。

阿图罗继续帮助雅妮丝挖掘她曾祖父遗骸的事情，但影片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阿莫多瓦式经典版本上：女性角色在应对各种肥皂剧的情节发展时，一起建立了另一种家庭结构。虽然电影的效果明显不依赖于这些发展，但我不会在这里做过多剧透。我只想说，随之而来的是浪漫的失望；秘密、欺骗和错误的身份；代际冲突和痛苦；悲剧性的死亡使情感的解决变得更加不可能；半隐性的性纠葛，还有必须解决的痛苦的遗留问题。

在个人和家庭的麻烦与整个国家的痼疾之间建立如此清晰的联系是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不禁让人对阿莫多瓦早期的一些作品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对希区柯克式的代际创伤、强迫性重复、隐蔽多年发酵的秘密感兴趣–有时几乎是公开的，但却坚持不承认–现在似乎有了更为具体的国家价值。我想到了贝尔纳多·贝托鲁奇 (Bernardo Bertolucci) 的《同流者》（The Conformist，1970），它是法西斯主义性心理病理学电影映射的伟大典范。我还想到了几年前的一次采访，阿莫多瓦在采访中提到了导演路易斯·加西亚·贝尔兰加（Luis García Berlanga）作为西班牙电影的两大源泉之一（另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是超现实主义者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他称赞贝尓兰加1963年拍摄的《刽子手》（The Executioner，1963）巧妙地躲过了审查员的检查，在佛朗哥统治下拍摄这样一部电影肯定需要“惊人的技巧”，把对死刑的尖锐处理表现为“礼仪喜剧”。这种对伪装的政治勇气的钦佩来自一位性喜剧大师真是耐人寻味的。当然，阿莫多瓦并不害怕审查员，但在他那充满喧嚣的作品中，一些隐晦暗示或长期未被提及的主题以惊人的规律性反复出现，就此营造了他作品中特定时空的感性。

实现完美的政治寓言有些困难，它可能会让人觉得是在说教或在有意操纵；或者，当观众被邀请去理解隐喻层面上的行为时，它可能会冒着消除任何紧急状况下出现紧张感的风险。有人对《动物农场》（Animal Farm^[2]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的托寓小说，在1945年8月17日正式于英国出版。）中的居民有什么好感吗？如果我不是因为怀疑这部电影将自己定位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有益声明而分心的话，我可能会更为放松地享受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最近的《静水城》（Stillwater，2021）带来的类型片乐趣了。就阿莫多瓦而言，我也感到一种条件反射性的抵制，即不得不通过这种历史镜头来彻底重新理解他的作品–好像这会证实他对戏剧女性世界的关注是微不足道的，根本不值得代表；又仿佛我们的争执、疾病和蹂躏应该总是需要和更为重要的东西做类比。

然而，当我看完《平行母亲》时并没有产生这种不安感。我承认，电影确实缺少普通故事片的老套剧情。这类情节通常依赖的悬念在这里感觉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在它们发生之前由一些启示猜测到大概会发生些什么，而这又不会破坏故事性；事实上，它使悲剧性的讽刺更加尖锐。这部电影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它别出心裁的比喻让它的历史性主题和更多的亲密关系相互加强和丰富。这要归功于克鲁兹，她的表演足以支撑并体现了这两个层面。

但这似乎也是阿莫多瓦相信并致力于他的政治隐喻的一个标志–他确信，这不仅仅是他碰巧选择的一种手段，而是西班牙日常现实的一部分。在一次关键的争论中，雅妮丝与安娜对峙，说她与她的原生家庭同谋，坚持对西班牙的可耻历史视而不见。你必须了解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位稍微年长的妇女说，她显然是有感而发的，暗示了一种个人的、亲密的需要以及该有的道德义务。成千上万的人仍然“失踪”，让他们的家人无法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直到2019年，佛朗哥的遗骸才在大量的反对声中从烈士谷（the Valley of the Fallen^[3] … Continue reading）中移出，那里已经成为极右翼分子的一个非官方圣地。

换句话说，政治健忘症是一个积极的、持续的项目，整个社会都参与其中。《平行母亲》似乎表明，法西斯主义的遗产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在几十年和几代人的时间里，继续扭曲着人们的生活–直接受害者的后代，以及其他所有人，直到他们的私人生活和心理。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想法。虽然它不需要改变你对阿莫多瓦其他作品的解释，但它可能有助于解释它们怪异、痛苦的共鸣。

｜原文发表于《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2022年1、2月合刊 PP.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