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索尔》：或是真相，或是救赎（作者：Jay Kuehner）

马克·吐温有句名言：美德从来没有像金钱那样令人尊敬。这句话用来描绘《阿索尔》（Azor，2021年）中所展示的极尽奢华却又污秽不堪之地再确切不过了，那正是影片中的富豪们和鞍前马后的金融家们在他们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在烟雾缭绕的会客厅、绿树成荫的大堂、修剪整齐的赛马场和一尘不染的泳池中自鸣得意的炫耀之语。马克·吐温的格言显然低估了资本积累的贪婪，在安德利亚斯·丰塔纳（Andreas Fontana）的这部处女作中，1980年期间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瑞士私人银行家和他的妻子肯定不是前往国外旅行的无辜者。

尽管如此，在他的商业伙伴雷内·凯斯（René Keys）莫名失踪后，久经世故的伊万·德维尔先生（Yvan de Wiel，法布里齐奥·隆吉奥内［Fabrizio Rongione］饰演）被迫需要重新和外国客户取得联系，他的优雅举止和彬彬有礼获得了足够的同情。他既非天真无辜，也并不阴险狡诈，他的任务主要是通过用精明的安抚方式来巩固公司的海外客户群，从而保护公司在国内的声誉。在彼此以礼相待后，德维尔（所有人都称呼他为伊万）受到了阿根廷达官贵人的欢迎，而他也逐渐感受到，尽管文化连续性使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欧洲的延伸部分，但这里的情况还是和欧洲截然不同。这种尴尬在人物对话和行为姿态的社会性细微差别中得到了巧妙的体现，从门房的双关语到律师粗鲁地叫唤着上威士忌。

不要特别在意军政府——酒店的游泳池在一楼就可以找到。对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肮脏战争（Dirty War^[1] … Continue reading）的描述是暗示性的，而且大多是在画面之外，除了在电影开场时扫过武装士兵在搜捕市民的镜头，刚刚抵达此地的金融家和他的妻子伊内斯（Ines，斯蒂芬妮·科蕾欧［Stéphanie Cléau］饰演）被接机的司机保证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阿索尔》将“缺席”作为电影中构建情节的原则，通过暗示或以闲言碎语谈资的方式展开叙述。不同人口中大相径庭的凯斯印象，而他的神秘失踪既是贯穿电影始终的未解之谜，也是最有效的无用物。关于他被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某处地下室的说法，就是用一种更为温和宽容的态度来看待那个时代被军队绑架失踪的人。“所以，你是凯斯的替代品，”见到伊万后，油腔滑调的律师德克曼（Dekerman，胡安·巴勃罗·格雷托［Juan Pablo Geretto］饰演）说，“或者可以说，凯斯在哪里，伊万就应该在哪里。”

越来越谨慎的伊万发现，关于凯斯堕落的传闻有些言过其实了，但他在凯斯寓所呆的时间并不长，只找到了一张写在索引卡上的几个人名。与其说是凯斯的缺席让伊万感到困惑，不如说是这位前辈依旧存在的强大阴影让他感到不安。代理人的角色在伊万身上播下了自我怀疑的种子，在一些对话和场景中暗示了他个人和职业的缺陷（“你父亲是对的。恐惧使你变得平庸，”指尖永远夹着香烟的伊内斯这样对他说）。这种无助的感觉在伊万半夜偷偷造访凯斯不久前无故遗弃的公寓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次造访是在一位名叫但丁（Dante）司机的怂恿下进行的，他是一个糟糕的司机，但很显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帮助”），伊万在黑暗中一阵翻找，最终发现了家庭记事本类的小本子。很显然，通往地狱的道路就是用这样的人名铺成的。

或许是受到波拉尼奥^[2]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 Continue reading的启发，丰塔纳仅用人物姓氏就为电影设计了分类学上的诡谲结构和喜剧性的荒诞不经：塔托斯基（Tatoski，巴勃罗·托雷·尼尔森［Pablo Torre Nilson］饰演）、法雷尔（Farrell，伊格纳西奥·维拉［Ignacio Vila］饰演）、拉克斯特盖伊（Lacrosteguy，卡门·伊里翁多［Carmen Iriondo］饰演），以及通过电话在日内瓦接受伊万股票市场竞标的没有出场的比约（Bijou），然后还有帕德尔-卡蒙（Padel-Camon）、德科姆（Decôme）、帕塔罗尼（Pataroni）、拿撒勒人（Nazarian）、来自楚格（Zug^[3]楚格（德语：Zug）是瑞士联邦楚格州的市镇和首府。）的卢茨（Luts），还有不幸被命名为“篡位者（Usurper）”的赛马。名字似乎就是一切，只是眼下，在“最近有点骚动不安”的军队的统治下，即使是被某位要人视为属于“高层人士的私人狩猎场”里最有特权的人也无法幸免于难。

不过伊万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使他的一些客户成年子女也开始神秘失踪的时候，他还对他们敷衍了事，将责任归咎于左翼激进分子。《阿索尔》主要由伊万对富裕阶层挨家挨户风平浪静的“探访”组成，这些人越来越对他们的财富甚至他们自己未来的命运持将信将疑的态度。需要感谢丰塔纳的是，并不是电影里所有这些权贵富豪的代表都是衣冠禽兽，这种略显微妙的暗示也模糊了伊万所作所为是非曲直的定论（即所谓的恶果论）。

将一个塞满现金的行李袋偷运出国，对瑞士人来说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为，不是吗？外表体面正直的中间人德科姆（Decôme），似乎对这样的“解决方案”肆无忌惮，他早就认识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巴黎和日内瓦有很大的不同。或者正如和蔼可亲的行业元老帕德尔-卡蒙（Padel-Camon，胡安·特伦奇［Juan Trench］饰演）所感叹的那样，他们家人靠植树确认属于自己的土地财产，而如今，奥斯曼^[4]指乔治-欧仁·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 Continue reading的伟大之处也所剩无几。

然而，让伊万感到疲惫不堪的并非因为深受良心的折磨，而是时差。或者也可以说是因为随着情节的推进，他不得不放弃了他习惯饮用的矿泉水，而选择了随处可得的金汤力酒。他通过引用埃尔南·科尔特斯 （Hernán Cortés^[5] … Continue reading）刚到美洲时的那种迷茫情绪来表达自己的失望，同时借此暗示了导演丰塔纳本人这个故事预设前提，即现在和当时一样，关于帝国的某种想象力仍然在发挥作用。这个主题的的推论之一就是，白领阶层的邪恶行为即使不是过于平凡，那就往往是难以察觉的–导演（他那位身为银行家的爷爷的工作笔记直接启发了这部电影）观察到的这种微妙而敏锐的不安感似乎是当今在阿根廷拍摄的任何电影的共同特色。

因此《阿索尔》看上去平静而不痛苦，温和而不酸楚。但焦虑却不断地侵袭着影片中那些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虽然从未试图破坏它们的平静，暴力的威胁也还没有完全渗透到富裕阶层慵懒华丽的光泽中；就好像影片本身在小心翼翼地关注着据称是导致凯斯失踪的恶性繁荣。像伊万一样，丰塔纳如履薄冰，以免轻易暴露自己的意图，尽管有些机会太诱人而无法抗拒。在试图留住他最棘手的客户失败后，伊万开始感受到像他前辈那样开展业务的局限性，也就是说，需要保持一定的外交礼仪。在一场交易失败后德克曼安慰伊万的对白中，剧本（由丰塔纳和马里亚诺·利纳斯［Mariano Llinás］联合编剧）不再受限于那种欲语还休的情绪，说出了电影中最为尖锐的台词：“不要折磨你自己，他们的决定早已经做出了。”

“当地上有老鼠时，它会感到害怕，”当伊万拼命抓住缰绳的那匹马突然一惊时，帕德尔-卡蒙解释说。撇开马靴不谈，伊万的这趟商务旅行很显然不是一次值得享受的假期：当他试图进入一个对他日渐漠视的上层阶级时，事情自然而然地变得更为糟糕，其黑暗的轮廓在一个故意模糊化的“军人俱乐部”（Circle of Arms^[6]The Círculo de … Continue reading，就在阿根廷，地点无需编造）的见面中暴露出来。来者不善戴着圣带的塔托斯基主教主持了见面会，并安排讲解员向伊万介绍俱乐部的发展历史（请注意，大厅以前的剑道已被改建为水疗中心），而“教皇大人”在向伊万发出晚餐邀请前陈述了国家“净化”的必要性。

塔托斯基主教本身可能就是黑暗的核心，但他似乎依旧礼貌地屈从于“拉扎罗（Lázaro）”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复杂性（这个名字的确切含义，人？地点？精神状态？依旧是电影里诱人但未知的秘密所在），而这也促使伊万奋力一搏做最后的尝试。沿着浑浊的蒂格雷河的一趟船上旅行，让他更接近属于他自己的“黄金国”收获之旅（El Dorado^[7]黄金国（西班牙文：El … Continue reading moment，埃尔多拉多时刻）。《阿索尔》最终对电影命名的主题进行了批判性的反转：那些被军政府绑架失踪的人的财产被分门别类、估值计算交易成现金以便存入银行。电影结尾对所有被占有的日常物品的估价和逐条清点，可能是作为对真相的无情揭露，也有可能是为那个时代的商业精英们对社会现状采取视而不见的一种救赎行为。最后观众会发现伊万原来是个持有双重标准的人（也就是两面派）。至少凯斯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他承认“我们都是杀人犯”。对所有人来说，踏足任何一个新领域都是一样，一开始可能都很难适应。

｜原文发布于《Cinema Scope》杂志第87期，2021年夏季刊，PP.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