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音乐家和电影制片人阿曼达·克雷默（Amanda Kramer）被选为2022年鹿特丹电影节（IFFR）的聚焦电影人，她的最新作品《求求你宝贝》(Please Baby Please，2022年) 和《给我怜悯》(Give Me Pity，2022年) 与之前的电影《巴黎之窗》(Paris Window，2018年)、《女子求生园》（Ladyworld，2018年）和四个短片一起在电影节期间线上放映。在《求求你宝贝》中，安德里亚·里瑟伯勒（Andrea Riseborough）和哈里·梅林（Harry Meilling）扮演一对50年代的新婚夫妇，在他们的公寓大楼前遇到一群暴力的摩托车黑帮，转变了他们对于性别角色和性觉醒的思考。《给我怜悯》由索菲·冯·哈塞尔伯格（Sophie von Haselberg）扮演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她的独角戏以对话、喜剧、歌唱和舞蹈等多种形式演出，颂扬70年代和80年代达到顶峰的“女伶文化”(diva culture)，也探讨女人的身份和自我形象，以及表演者在舞台上演绎出的另一个自我。
阿曼达·克雷默的电影具有强烈的复古感、无可取代的戏剧性、音乐性和肢体丰富性，源于电影作者对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和艺术形式的深刻反思，具有鲜明的个人旗帜、挑衅性、蔑视性、实验性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胆。
陈韵华（以下简称“CYH”）：你的电影中有一种强烈而原始的力量，通过挑衅和实验重建电影美学，这使你的电影在当今电影圈里独树一帜。你能否谈谈你对电影美学的想法源自哪里呢？
Amanda Kramer（以下简称“AK”）：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拼贴艺术家，所以我的答案是：无处不在。美术、视频艺术、音乐、电影、文学、舞蹈、谈话、时尚、戏剧、梦想、幻想、历史、室内设计、建筑，所有这些观察者和思考者可以取得的一切。电影需要一个内爆的框架，这个媒介正在乞求能有更多的规则破坏者、激进者、实验者和媒介跳跃者。我的电影美学主要来自其他艺术形式，那些并非围绕典型思维的电影语法和语言、非传统情节设计、非线性叙事的艺术形式。我首先是一个作家，所以我对我的文本深信不疑，但最终我其实是个图像至上主义者。德里达说，图像总是拥有最后的话语权。我不与德里达争论。
CYH：从形式上看，《拜托了宝贝》和《给我怜悯》强烈反对经典的电影制作惯例，例如定场镜头、光泽度、色彩校正，以及虚假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在题材方面，《拜托了宝贝》、《给我怜悯》，以及你以前的电影，都关注于把被各种条条框框限制住的性别身份和女性身份释放开来。你如何看待你的电影制作中电影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融合？
AK：表演是我所有作品的一个中心主题，也是我电影创作的一个中心主题。也许我的电影是在表演 “电影 “的角色，也许它们更真实的身份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人们是否害怕色调混乱、模棱两可、神秘莫测，或者这是我们行业里的误解和误读？人们是否真的渴望这些边缘空间呢？当艺术因为它是 “高傲的”、”晦涩的 “和 “自命不凡的”，而被贴上 “坏 “的标签，我们便失去了一条思路。艺术是人性、是意识，是关键而且必要的。电影中的艺术可以是愉快的、娱乐性的，如果允许更多的艺术家在好莱坞可以发出不间断的声音，就可以成为市场的现实。我不认为我的电影适合于某一个类型或某一个确切的盒子，我也不以单一的基调或指令来拍摄我的电影。我的目标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让人惊喜。
CYH：你在talkhouse.com网站上写了关于“现代丑陋”（modern ugliness）的文章，这很自然引起了很多共鸣。这是一种新兴电影的宣言吗？
AK：我从不自以为是地写宣言，但我确实对电影制作目前疯狂地将自己引向华而不实、技术官僚、把预算水平误认为风格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烈的感受。当听到电影制作人继续谈论他们对卡萨维茨和法斯宾德的热爱，但又坚持认为他们不能以低于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完成一部电影，我觉得很尴尬。钱是制作的必要条件——我不是小孩子，我理解资本主义——但整个产业已经失控了。现在，那些不是以Netflix原创电影或企业广告中的那种时尚、商业、最新风格拍摄的电影，都会被嗤之以鼻，被视为低预算或 “独立电影”，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笑话。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多数人看不到这些作品中的陈词滥调。我喜欢多莉·帕顿（Dolly Parton）的一句话：”看起来这么廉价是要花很多钱的”。她可能也是在讨论好莱坞的陈词滥调。
CYH：这些问题在整个食物链中根深蒂固，从电影学校到制作、发行和消费。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AK：我的想法是：去他妈的。这些是值得破除的神话。我们仍然在崇拜那些制作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Pi）、《橡皮头》（Eraserhead）、《追随》（Following）和《杀手悲歌》（El Mariachi）的电影人，这些男性为我们共同认为是艺术上成功或经济上成功的电影获得了像是抢银行一般的预算。但事实是，改变不能从艺术家本身开始——因为专注的艺术家不论任何限制下都会做出作品——改变必须从电影节和强大的演员开始。电影节的选片人需要更具远见（是的，我知道他们都已经声称这样做了），而不是把焦点放在 “明星 “或预算等级上。几乎每个电影节都有任务声明，其中包括 “打破边界 “或 “突破极限 “这样的短语，他们应该为这样的说法负责并且真的这么做。他们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媒体和行业里有限的艺术渠道。接下来，那些只需要说一声 “是 “就可以为电影制作大开绿灯的一线明星，需要拓展他们的审美。是时候承认，与其说他们冒险拍摄一部不知名但生动鲜活的自创电影可能造成太大的损失，不如说他们领头拍摄毫无头绪的好莱坞失败之作必须承担更大的损失。艾玛·斯通（Emma Stone）正在与莎拉·温莎（Sarah Winshall）合作，为简·肖恩布伦（Jane Schoenbrun）制作下一部电影，肖恩布伦是个前卫、有思想的电影人，他的处女作《我们都要去参加世界博览会》（We’re All Going To The World’s Fair，2021年）超越了怪异的境界，进入了深刻的人性。艾玛-斯通的这一举措令人印象深刻、值得尊敬，非常酷，而且会带来改变。
CYH：电影是否是艺术，以及电影在多大程度上是艺术，一直是一个持续的讨论和辩论主题；《电影手册》和法国新浪潮时代深刻辩论过，也是现今被大量视听内容淹没的时代里讨论的话题，我觉得你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你如何看待电影作为一种媒介，整合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艺术表达？
AK：雇用艺术家为你的电影制作打光；雇用艺术家来构思和设计布景、准备服装；雇用艺术家来拍摄你的镜头；雇用艺术家为你的电影配乐、设计音效和混音；雇用艺术家进行剪辑，因为他们是共同的编剧，因此必须是有远见的人；雇用你认为可以提升作品高度的演员，不是因为他们有名，而是因为他们散发光芒、扣人心弦、充满魅力，因为他们是为作品带来生命的标志。如果你的项目中充满了能够带来体制外影响力的合作者、不同的艺术灵感和独特的想法，你的作品将会加倍地好，你自己的个人艺术表达将会被放大，你的电影不会与其他电影相似，而是深具独特性和挑衅性的。
CYH：我特别想知道你如何看待电影与戏剧的交叉，以及戏剧性如何成为电影的一部分。
AK：有这样一个笑话，严肃的演员在成名后会回到剧院做“真正的工作”，对吗？这是个富有含义的概念——电影绝对可以避免废话连篇，戏剧也可以是混乱的、无关紧要的——但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核心的意义。戏剧是没有花招的，戏剧没有剪辑，没有通过后期处理，没有润色，没有提示卡，没有投射情感的乐谱，在你和观众之间没有障碍。戏剧是有生命的，它有呼吸，它也会死亡——它不像电影那般不朽。戏剧表演里没有特写镜头，也无法窃窃私语；它是丰满的，因此具有 “戏剧性”。戏剧是假的，因为它像一幅画一样是平面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戏剧），还有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身临其境的感觉（电影）。我两者都想要，我全部都想要，所有创造超感官作品的潜力，包括镜头、音乐、效果和特定的摄影机运动，而且我还想要假象、表演性的演技、排练，任何可以保留的呼吸/生命。我不认为这有任何矫情之处。电影是一个巨大的媒介，应该有空间给我们这些想用两个跳绳玩双截棍的人。
CYH：是什么促使你在带领洛杉矶自己的地下舞蹈品牌多年之后，转向电影制作？
AK：我想，图像制作比声音制作对我更具吸引力。另外，我想离开舞台，停止巡回演出，不再假装我有任何类似于歌声的东西。把其他音乐家的作品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我的电影制作有深刻的启发，但我最适合的是写作和提供想法。而且我知道，如果某种媒介可以挑战或打击，推动和定义我自己，那将是编剧和导演的工作，而不是音乐。
CYH：你的电影制作是大胆而且必须承担一定风险的，但你还是得以持续制作电影，并在这种昂贵的艺术形式中保持生产力。你是怎么办到的？
AK：能办到，也不能办到。我不喜欢剥夺艺术和合作伙伴的权利，但多年来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需要很多人的帮助，像是不计酬的工作、低薪的工作、追加的时间，有些不至于无礼，有些则是无礼的。每部电影都是一个奇迹，也是一种挣扎。我不是一个骗子，但我是一个拉客的人，而这种拉客是我的电影获得资金和完成的方式。
CYH：你的舞蹈经验可以从你的电影里主要演员的肢体表演性中强烈感受到。你如何看待你的电影是一种“奇观”（spectacle），而这种“奇观“是对好莱坞“奇观”的反叛？
AK：舞蹈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希望舞蹈和电影，或者歌曲和电影之间的区别更少，因为我不喜欢 “音乐剧 “的包袱。我总是会在我的作品中加入奇观元素，因为我处理的是幻想和梦境/恶梦的现实，并没有欲望去描绘现实世界。我对奇观的迷恋让我发现，我想做的，不仅仅想通过单纯的对话来让人物展露自己，而是透过能剧、吉卜力、哑剧、现代舞、经典编舞、对嘴唱、卡拉OK。好莱坞一直在玩这些形式，但好莱坞需要标签、流派和类别来定义，而我不需要。
CYH：在《拜托了宝贝》和《给我怜悯》中，你与安德里亚·里斯伯勒、索菲·冯·哈塞尔伯格和黛米·摩尔（Demi Moore）等让人着迷的女性合作，并带出了她们的独特一面。你与她们的合作是怎么样的？
AK：我不是出于沮丧或懒惰，我是出于真实的粉丝心理和崇拜而选角的，也是出于好奇和尊重。我想执导这些女性，你可以在我的电影中看到为什么。她们时髦优雅而且充满惊喜，迷人而且让人无法抗拒，俏皮而且具有讽刺意味。她们都敬业而执着，她们也都很善良。这三个人在片场都很出色，在我的镜头里也都具有杀伤力，和她们合作是最让人快乐的事，我在她们带来的象征中看到的，也许是许多其他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也许甚至于她们自己也没有看到，而我只是想突出和展示他们体内的新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