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yusuke Hamaguch, réalisateur du film "Drive my car" présenté en compétition au Festival de Cannes 2021, photographié sur la terrasse de l’hôtel Grey d’Albion à Cannes le 11 juillet 2021
自2008年的毕业长片《激情》以来，滨口龙介（Ryūsuke Hamaguchi，1978年出生于日本神奈川）的电影语言日趋成熟，他将自信的节奏、微妙而充满张力的情感表达和俏皮的叙事转折结合起来。而且从2015年在鹿特丹展示了突破性作品《快乐时光》（Happy Hour）以来，他一直是戛纳、洛迦诺、纽约和柏林电影节的常客。他在日本国内也很受欢迎，在东京、神户、广岛和其它地方与不同层次的演员一起合作拍摄电影，有经验丰富的，也有初出茅庐的。
在他的最新作品，即获得奥斯卡提名的《驾驶我的车》（Drive My Car，2021年）中，滨口改编了村上春树的一部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失去妻子的戏剧导演和他在旅途中形成的意外纽带。这部电影本身成为滨口追求对表演的长期兴趣的载体。在他的早期电影中，包括《景深》（The Depths，2010年）、《亲密》（Intimacies，2012年）和《触不到的肌肤》（Touching the Skin of Eeriness，2013年），摄影师的模特、舞台演员和舞者的形象体现了挖掘真实性和经验以产生表演的职业。
在《驾驶我的车》中，滨口在舞台和银幕表演之间创造了相似之处，并且以此导向导演在排练的过程中自我反思关于自己演戏或设身处地的存在性问题。在个人和职业、真实和表演自我的间隙空间里，主角们驾驭着创造性的、有时是压迫性的冲动。角色在剧场中遵循剧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社会剧本，欲望、谎言和记忆不断扰乱他们，并改变了电影的叙事方向。
事实上，记忆一直是滨口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的电影经常探索与记忆中（和错误记忆）事件有关的时间和感知。《夜以继日》（Asako I & II，2018年）和《偶然与想象》（Wheel of Fortune and Fantasy，2021年）通过玩弄双重性、巧合和重复性的方式质疑记忆的真实性，从而被提到了与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和埃里克·侯麦（Éric Rohmer）进行对比的高度。
语言是《驾驶我的车》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参演的人物排练了一个多语言的节目，结合了日语、韩语、普通话、英语、手语以及滨口在手势和身体语言中捕捉到的无数表情。
这种表现力部分体现在一些场景的宽松长度上，而滨口一些电影的持续时间本身也促进了这种表现力：《欢乐时光》时长五个多小时，《驾驶我的车》差一分钟就达三小时。这位导演的工作方法也很广泛，包括研讨会、排练和几个月的拍摄期。这部电影的自信节奏为观众提供了与角色一起思考的空间，因为他们也会犯错，也需要成长。
在滨口的《驾驶我的车》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的第二天，《视与听》杂志邀请他讨论他所欣赏的电影和电影人。
—— Becca Voelcker
我是在东京南部的神奈川长大。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就在当地的电影院看过一些动漫电影。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很喜欢《永无止境的故事》（The NeverEnding Story，1984年）。那时的我对电影导演还一无所知，但我喜欢那部电影里的幻想元素，以及它的伤感故事；它相当吸引人。我记得之后又看了《回到未来》三部曲(1985年、1989年、1990年）。中学时，我开始频繁地跑去电影院，和朋友们一起享受电影放映的节日般的气氛。我开始意识到，电影可以把观众带到不同的世界。是《回到未来》向我展示了这一点。我想，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和阅社会历的不断丰富，对你来说，电影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是更重要。但《回到未来》一直伴随着我，让在我生命的不同时期体会到了不同的共鸣。不过，我不太喜欢三部曲中的第三部。
中学时期，我也开始从租赁店租借录像带，享受艺术电影给我带来的初始体验，比如王家卫的电影，还有像好莱坞的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诸如此类的东西。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会看电影不仅仅是为了享受，还要尝试研究它们的结构，并惊叹于会有如此多制作电影的方式。
在大学里，我加入了一个电影俱乐部，结识了一个真正的影痴圈子。在那个俱乐部的经历、以及曾经参与的一个学生电影制作协会，都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我意识到还有这么多的电影可以欣赏，可以学习。我记得我看了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电影，还有约翰·卡萨维蒂（John Cassavetes）的几部电影，他们的精神和对原始情感的表达至今仍在影响着我的电影风格。
在俱乐部里，我们还看了很多法国新浪潮电影–我特别喜欢埃里克·侯麦（Éric Rohmer）。有时候一些电影评论人会将我的作品与他的作品做比较，偶尔也会提及与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和洪尚秀的区别。相比而言，我不太确定我的作品和洪尚秀的更为接近。我们都对人际关系和对话感兴趣，但除了这种形式上有些相似之处，我想说他在用定格一对人物的方式和碰撞变焦（crash zooms）拍摄上有着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我很喜欢洪尚秀的《这时对，那时错》（Right Now, Wrong Then，2015），因为他对时间和重复性玩笑般的处理方式。
我们还模仿好莱坞的经典作品。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语材料中关于他的内容不多，不过通过反复观看他的电影录像，比如说《赤胆屠龙》（Rio Bravo，1958），我观察到他是如何用非常经济实惠的方式将演员的手势和肢体语言表达得非常清晰。
那时，我也开始了解了日本的一些伟大导演。小津安二郎和成濑巳喜男那些低调且非常人性化的作品最能引起我的共鸣。黑泽清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我在电影学院读研究生时就上他的课。
如果我喜欢一部电影，就会反复看，甚至会看十遍或者更多。如果我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比如说我有时囧于一些表达困境时，我就会求助于电影，看看别人是如何克服类似的挑战的。看另一位导演的电影，并思考他们制作作品的背景，以及他们如何自己的生活或经验带入其中，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外国电影都有日语字幕，所以我有时会去看那些没有翻译过的电影。虽然我不可避免地错过了对话中蕴含的一些潜台词，但这种体验也很有趣，因为我在人物的肢体语言和电影的节奏、停顿和结构中注意到了更多。我最近看的几部由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主演的电影就是如此。这种体验与我理解对白不一样，但尽管如此，它在非语言方面揭示了很多东西，是研究她的表演的一个有趣的方法。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经常借阅没有日语字幕的电影–我想我从中学到了很多。
当我拍摄改编自村上春树短篇小说的最新电影《驾驶我的车》（Drive My Car，2021）时，我在叙事和人物中加入了一些元素。例如，在我的改编中，戏剧导演的角色家福先生对语言尤其感兴趣——口语、手语和一个人身体的各种姿态语言。我对意义是如何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速度上发展很感兴趣，这取决于你用什么手段来表达它，口头的还是其他的。当我剪辑这部电影时，它还没有为用韩语、英语和普通话说话的部分设置日语字幕。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编辑这些部分，使我对框架性的肢体语言和无言的情感氛围更加敏感。
改编本身就是一种翻译的形式。为了创作《驾驶我的车》，我把村上的短篇小说以及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剧本《万尼亚舅舅》（Uncle Vanya）读了很多遍。家福先生在电影中改编了《万尼亚舅舅》。村上的故事相当简短，所以我从他的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Men Without Women，2014）中吸取了其它故事的素材，并融入了我自己的想法。我对那些关于交流、语言和翻译的想法很感兴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让家福先生尝试上演多语言版本的《万尼亚舅舅》的原因。
最近我一直在重温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1927），我记得我在大学期间读过一点这本书。我现在正在读一本带有介绍性评论的译本，以便更彻底地理解这本书。海德格尔的思想正在帮助我思考我的下一个电影项目。我对探索感知和时间的位置性和主观性很感兴趣。我想更多地思考一个人的过去是如何影响他们现在和未来的行为，以及记忆如何像一个破坏性的访客一样突兀出现并改变事件的进程。我的想法还不具体，不过已经有了点想法，至少在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开始想象。当然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通过电影将时间和感知相当抽象的、存在性的方面直观地表现出来。电影表现和时间现象学意义之间肯定存在一种有趣的关系值得探索。
我思考了很多关于时间的问题–不仅通过探索电影叙事中的记忆，还通过试验电影的时间和节奏。我的几部电影都相当长。我承认，通常情况下，90分钟的电影是非常理想的观看体验。在这个时间里电影完成了它的工作，传递了它的信息。但比这更长的时间也是很有趣的，因为它们为人的感知提供了挑战和机会。例如，在观看一部较长的电影时，你可能会更多地体验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不一定打算把我的电影拍得这么长，但结果往往是我需要这种长度来表达人物的发展，并邀请观众真正体验电影中人物的发展和叙述的流程。我从戏剧中获得灵感，我想我已经习惯了相当长的戏剧长度，其中一些包括间隔时间。我的一些电影，包括《驾驶我的车》，其中就有一些真实的戏剧表演。当评论家讨论我对持续时间和戏剧的兴趣时，他们经常提到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的电影《出局：禁止接触 》（Out 1，1971），它超过了12小时–它更像一个系列，真的。我必须承认，我还没有时间去看它！不过我很想看，虽然……
观看文艺片和实验电影最好的体验应该是在电影院里，因为电影院能给观众带来气氛和归属感。但我想，电视屏幕越来越大，音响系统越来越先进，所以你可以在家里那些更为舒适和更具沉浸感的环境中观看。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当电影院关闭时，我在家里用电视看了许多DVD。当然，这种体验与在影院看电影是不同的，因为你的注意力是不同的。我当然怀念电影院，我忘不了在哈佛大学实习的那一年，我大多数晚上都会泡在哈佛的电影资料馆。那一年，我看了数以百计的电影。那是一个奇怪的时期–我记得特朗普当选后，波士顿的气氛非常紧张。我想，电影院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有点像一个避难所。
我经常回到神户一家最喜欢的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每年都会放映我的电影《欢乐时光》（Happy Hour，2015）。朋友们都回来，整个气氛就像我被家人包围了一样。他们每年都会放映这部电影，有点像美国的电影院每年圣诞节都会放映《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这已经成为节日传统的一部分。
去年，我对凯莉·莱卡特（Kelly Reichardt）的《某些女人》（Certain Women，2016）非常感兴趣，日本购买了这部电影的发行权，并在影院放映了。它的摄影很美，在大屏幕上看真的很棒。在被那部电影打动后，我又找了莱卡特的其它电影，并买了《第一头牛》（First Cow，2019）的DVD。我着迷于它的形式结构，以及它的形式如何创造悬念，并让莱卡特在叙事中探索友谊和梦想的发展。
在日本，每到新年，家人都会聚在一起放松和庆祝，许多企业和商店都关门。这是一个相当平和、静思的时刻。每年我都喜欢选择电影来在辞旧迎新的时候观看。2022年我以标准收藏（Criterion Collection）的小津《东京物语》（1953）蓝光碟开场。这是开始崭新一年的好方法。
｜原文发表于《视与听》杂志第32卷第3期（2022年4月刊）, PP.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