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侯麦一起在拍摄《飞行员的妻子》现场
玛丽·史蒂芬（Mary Stephen)）是一位旅居法国的电影剪辑师，1992年开始与埃里克·侯麦合作，担任剪辑和联合配乐的工作。同时，她自己也是一位电影制片人。
比尔·莫索利斯（Bill Mousoulis，以下简称为“比尔”）：在《秋天的故事》中，实际上在很多侯麦电影里，总体的步调都是从容不迫的，设置的节奏也很和缓。你是怎样做到的？你常和侯麦仔细讨论这个问题吗？
玛丽·史帑芬（Mary Stephen，以下简称为“玛丽”）：我凭直觉分享着与他相同的节奏意识，因此，我们并不经常“讨论”总体步调与节奏。我们俩都是以音乐导向的，当我们勉力决定我们（作为观众）希望在哪一个点上看到另一个人说话或另一个镜头的时候，我们总是英雄所见略同，几乎指向一样的架构。他的主题要求这种从容不迫的、优雅的（在浑然天成的优雅的意义上）节奏。我无法想象侯麦电影用M6台的MV节奏。因此，回到你的问题：我们极少“正式地”讨论电影节奏，我们仅仅是感觉它。
比尔：我们在侯麦电影里看到的一些非常可爱的镜头是“侧拍”镜头，比如倾听的剧中人，或动作边缘的角色（比如，在《秋天的故事》里，玛丽·瑞莱[Made Rivière]的那个绝妙的近景镜头）。这些镜头是在剪辑室里完成的吗？你在剪辑时有多少创作自由？
玛丽：侯麦对自己的“建构”很严格，在我们动剪子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片子最终会“感觉”如何。他爱用正反打镜头，因此交谈的“倾听者”往往会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我们总是在倾听者的脸上捕捉“有趣的反应”。当他拍摄有正反打镜头的场景时，他每次都会将场景（或场景的部分）全部集中于一个角色，不管他/她是否在交谈。我也特别喜欢这些“反应”，我认为与交谈相比，角色更能通过沉默来展现自己（当然，这也是侯麦喜欢的主题：人们的言语如何遮盖自己真实的感受）。相比以前的电影，我在《秋天的故事》里在捕捉倾听者的反应方面走得更远。饰演杰拉尔德 (Gerald) 的阿兰·利博 (Alain Libolt) 在倾听时尤为出色。
我想说，在特定的语境中，在埃里克·侯麦电影的语境中，我在剪辑室里享有很多创作自由。譬如玛丽·瑞莱的最后一个镜头，我个人特别钟爱的一刻，这是原来剧本没有写到的。我选用了最后一支舞的四分之三个镜头，将它们混剪，指向这个对我而言充分表现故事的这个部分及她角色之暧昧的表情。侯麦看到这一场景的组接时，表示了认同，而我也确信他领悟到了这个表情的真谛。这便是（当影片在法国首映时）他为何要在胶片箱上贴上标签，告知电影院的灯光必须保持黑暗，直到最后一格。
比尔：许多元素构成了侯麦电影的独特性和与众不同，其中之一是音景，不管是市井杂音还是万籁之声，都完美地诠释了日常生活。你也做声音剪辑的工作吗？
玛丽：侯麦以自然声音的坚定拥护者而闻名，他不接受任何人造声。这也是为何他所有影片的母版都拒绝使用配音师（配音师仅限于在国际配音版中使用）。我做过《冬天的故事》的声音剪辑，随后接手的音效师帕斯卡·瑞必尔 (Pascal Ribier) 基于我们的粗剪版在他的电脑上做声音剪辑，他也为后来的电影做混音。我们已经在粗剪版上预留了音乐轨和音效轨。但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为《冬天的故事》营造合适的“声音”氛围：侯麦爱带着他的随身听去捕捉自然之声，譬如他办公室外的教堂钟声、剪辑室外庭院的狗吠鸟鸣等，都拿来做音效。没有什么比郊区深夜的狗吠声或晨睡醒来的鸟鸣声更令人思绪连绵。现在我们用AVID剪辑，可以让音轨做得更细致。帕斯卡接着在他的DD1500声音电脑上重制声音，让它变得更圆满，并在混音前加入自然音。
比尔：有时我们会发现剪辑的不连贯（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秋天的故事》里的风是间断的）。侯麦使用高遮盖力吗？有很多镜头吗？
玛丽：什么风？不，说真的，风的不连贯纯粹是因为侯麦不会在没“拍摄”到的地方增加任何声音，也不会在风天拍摄的对白里使用画外音。他用的镜头很少，有些甚至是“单镜头”——一次性拍摄完成的。
比尔：《人约巴黎》这样的电影就很美，因为它很明显是“小”电影——摄制组可以在很多公众场合取景，但这也是令剪辑成功非常头痛的事。在前期制作时，你经常和侯麦讨论那些可能会发生在剪辑室的问题吗？对于这类在难以控制的地方拍摄的镜头，侯麦有什么策略吗？
玛丽：《人约巴黎》这部电影是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而成，然后进行放大。你所谓的摄制组，其实是一个人负责镜头、一个人负责声音，一个人负责其他的一切，至多是还有一人在负责其他的一切。多数时候，街头上的人群会以为他们只是在拍摄学生作业或者纪录片。事实上，侯麦曾经向我要了一些我的加拿大公司的名片，以便他可以告诉别人他是在为加拿大的一所电影学校拍摄纪录片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除偶尔删掉一些路人直视镜头的画面之外，我们从未因为街头拍摄而遭遇任何剪辑上的难题。
就这个意义上的前期制作而言，我们真的不讨论什么（除了那些马上要开拍的新片），因为没有什么要谈的。侯麦非常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包括剪辑。在拍摄《夏天的故事》时，摄制组带着摄影机和全套家伙在海滩上拍摄，海边的那些人并不显得多余。在真实的海滩拍摄真实的日光浴者和游泳的人，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摄影机。侯麦经常说，人们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奇。同时也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街头拍摄状况：几辆摄影车，一队跑来跑去的工作人员，打着灯光，引起交通堵塞……所以，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教授模样的人和他身边年轻的女人拿着小摄影机（还有帕斯卡，一个永远像学生的白人小伙子）；《人约巴黎》中的许多镜头都是这样完成的：女摄影师黛安·巴拉蒂尔 (Diane Baratier) 坐在轮椅上（我们自制的移动摄影车），侯麦推着她。
比尔：从《冬天的故事》开始，你就作为剪辑师和联合配乐与侯麦合作，一直到他最后的五部影片。显然他有一批御用合作者，那么在近10年或20年中，谁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呢？
玛丽：实际上，我早在《飞行员的妻子》就已经和他合作了，那时我是剪辑师赛西尔·德古西 (Cécile Dégucis) 的助手（赛西尔当时是他的剪辑师，曾经参与过戈达尔的《筋疲力尽》和特吕弗的《四百下》），我甚至在这部片子中客串了一把，并且还与侯麦合作了相关主题曲。但是当时我在拍自己的影片，而且没有入法国籍，所以我并不是核心人物。我参与了他接下来的两部影片，之后就离开了巴黎，有8年之久。后来从《冬天的故事》起，我们又重新开始合作了。因为我当时回巴黎了，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们并没有失去联络，他立即把《冬天的故事》推荐给我。当时他想为影片配上一首赋格曲，于是我就为他写了这首总是萦绕在他脑海中的曲子。
他有自己的御用团队，从《大树、市长和文化馆》开始，核心成员从未有过变化；《大树、市长和文化馆》是一部16毫米影片，是在《人约巴黎》之前完成的，非常有趣，但很遗憾的是，很少在国外放映。团队核心人物包括：摄影师黛安·巴拉蒂尔、声效师帕斯卡·瑞必尔、制片人弗朗索瓦·埃沙加雷 (Françoise Etchegaray), 我则负责剪辑。近几年又加入了两位助手。许多演员也是侯麦大家族中的一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侯麦身边，一次又一次地参演侯麦的很多电影或短片。事实上，弗朗索瓦、黛安、帕斯卡和我干活时就像一家人一样融洽。
比尔：侯麦电影最终的价值观都指向了“道德”范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他对普通人特别是女人的生动描写。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是怎样创造这些人物的吗？
玛丽：他确实与这些“普通人”度过了许多时间，别忘了拍摄和剪辑只是他生活的一小部分，剩下的时间他都在公司的办公室里与年轻人谈话，分享他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有关情感的，他从这些与他共事的年轻人身上发现了很多灵感。
侯麦不仅受启发于周遭，而且也深受他身边的追随者的生活的影响。《冬天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一面要独自抚养女儿，一面还要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因为在那段时间，侯麦周围很多亲密的追随者从无忧无虑的女孩变成了刚刚离婚或者分手的单身母亲（我带着3个孩子刚刚回到巴黎，弗朗索瓦住在巴黎的乡下，也是同样的情形，他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因此，《秋天的故事》变为了一首歌，一种致意，当年的那群无忧无虑的女孩已经成为40多岁的中年人（作为演员，她们都曾出现在《高卢人帕西法尔》这部影片中），拥有简单的生活，渴望爱情，有时也会感到失落，但是在心中仍然保留着侯麦式纯真的信仰。电影中年轻女孩对贝阿特丽斯·罗曼 (Béatrice Romand) 说，她永远保留着年轻的心灵，有些女人生来就老了，有些女人像她一样生来就年轻。通过这席话，侯麦给予了我们很多慰藉，深深触动了我们的内心。感谢侯麦，让我们好似都受到了这种魔法般的庇护，并且生活不管好坏，仍然在继续着，在40多岁的年纪，经历着侯麦式女主角的欢乐与痛苦。
比尔：侯麦电影中的表演看起来十分自由，无拘无束，然而其剧情却非常严谨。二者间似乎有极大的信任。究竟侯麦与演员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方式呢？会事先安排很多排练吗？
玛丽：他确实做了很多排练，有时甚至在开拍前一年就开始了。多数时候，对话是用演员所扮演的角色的方式进行，这就是他的电影看起来那么自然的原因。
比尔：与其他电影导演相比，侯麦可真是个十足的隐士，很少在电影节上露面和接受采访，他在电影节上有代表吗？
玛丽：有啊，我们就是！！只要有人邀请，我随时都可以去澳大利亚！不过说实话，侯麦的确很少去参加电影节，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偶尔他会去参加一个法国小镇上的电影倶乐部组织的电影晚会，仅仅是因为他不久要去那儿拍片，希望获得当地电影俱乐部年轻人的支持。他不去公共场合露面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他经常在大街上拍片，因此希望保持不被人熟知的状态；其二，他知道他的电影有特定的观众群（相对于大众来说）。他说，在一些电影节上拋头露面并不会提高电影票房。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呢？弗朗索瓦、黛安和我以及其他一些演员已经作为“侯麦大家庭”的代表参加过一些电影节或者影片的宣传活动。在每部电影上映之前，我们（摄制组全体人员、演员们）都会承担一些任务，作为影片代表去不同的电影院参加讨论、进行宣传等。这是我们“侯麦大家庭”的事。
比尔：侯麦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艺术片导演之一，他的电影半有规律地在世界各地发行。在你看来，他得到世人的正确理解了吗？哪些国家喜欢他电影的观众多一些？他在自己的国家又是如何被看待的？
玛丽：长期以来，与国内观众相比，外国观众对他的欣赏更多一些，比如日本、美国等。在国内，他只有一小部分观众。随着《夏天的故事》和《秋天的故事》的上映，喜欢他的观众越来越多了。从《夏天的故事》开始，许多法国的年轻人也开始看他的电影了，他们并不知道侯麦已是年近耄耋的老人，还以为他是个年轻的新导演！日本的观众非常喜欢他，他们甚至以《人约巴黎》的故事为蓝本制作了一张流行音乐唱片。在香港、台湾，他也有许多追随者。在我看来，是他电影里的单纯的情色描写对亚洲的大学观众比较有吸引力，那些无害的法国式性描写确实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也非常清楚该如何在他的电影里展示法国风情。巴黎从未像在侯麦电影里这样显得如此浪漫和富于魅力，《秋天的故事》里展现的罗纳河谷一定会让你想去那儿参加品酒会的。
比尔：《秋天的故事》看起来几乎就是侯麦电影生涯的完美谢幕。尽管这条路很漫长，有时甚至很艰难，但最终证明却是成功的。尽管已经80高龄了，侯麦依然很活跃。你能说说他最近有什么计划吗？
玛丽：如果说侯麦会考虑结束他的电影生涯的话，我表示严重怀疑，更不必说退休了。我有时会把一些年青人介绍给侯麦认识，他们总是被侯麦的年轻活力惊呆。他们说，5分钟后，他们居然忘了自己是在跟一个80岁的老人聊天！侯麦常说他的心理年龄只有18岁，确实是这样的。再过一周，他将开拍一部叫《贵妇与公爵》的时代片，改编自一个叫格蕾丝·艾略特 (Grace Elliot) 的女人的传记，法国大革命时期她就住在巴黎。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将用具有特殊功能的数字视频进行拍摄。多年来，侯麦一直对数字视频很感兴趣，他后期的一些短片也是先用数字视频的形式拍摄的，然后再放大成35毫米的胶片。《曲线的诱惑》 (La Cambrure), 就是我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给大家看的最后一部电影，画质非常精美。侯麦新片的人物将穿行于时代画卷之间。最后，现代技术才以真正的“侯麦风格”增进画面的古典美。对此，我不会说太多，因为你必须要自己亲自去看才能发现这些。
比尔：很明显，在过去的大约10年时间里，你一直与侯麦有着密切的合作。你还与其他导演或者影片合作过吗？
玛丽：从1977年与侯麦相识起，我们就一直在合作，那时我还是第一次从加拿大到法国。当然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合作也中断过。从他差不多一年一部电影（包括他在法国作为一个长期计划不断地拍摄和公映的短片作品集），我真的是没有时间跟其他人合作，我自己除外！目前，我正忙着剪辑一部优秀故事片，美籍伊朗导演巴巴克·肖克里恩 (Babak Shokrian) 的作品。那是一部叫《美利坚何其美丽》 (America So Beautiful ) 的独立电影，正剪辑于巴黎的“解放者制作公司”(Liberator Productions), 即拉斯·冯·特里尔 (Lars Von Trier) 的丹麦电影集团的法国分公司。
比尔：过去20年里，你自己也执导了好些影片。以后还会继续执导电影吗？
玛丽：已经有20年了吗？哦，你指的是科幻电影吗？是的，我肯定还会继续做导演工作的，我也希望自己尽快达成所愿。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也没有停止拍摄有关作家和诗人的电影和纪录片。我最近的一部电影是《边瞳：画线条的布雷滕·汴庭博》 (Vision From the Edge: Breyten Breytenbach Painting the Lines ), 这是一部关于这位南非诗人、画家、活动家的印象派非纪录片式电影。这部电影正在各电影节巡展，去年7月到了布里斯班；顺便说一下，此次的计划说明书是杰夫·加德纳 (Geoff Gardner) 撰写。
｜原文首发于《感官电影》（Senses of Cinema）在线杂志2000年4月刊第五期
｜翻译：冯春燕、章蕴、汪剑锋｜校对：徐德林
｜中文译文首刊于《光影之隙:电影工作坊(2010)》（戴锦华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PP.318-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