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房间》剧照｜©️KVIFF 2022
这部格鲁吉亚电影的标题《我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My Own，2022）是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引用，明显地预示了电影与女性主题之间的关联。这部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Karlovy Va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上首映的电影，聚焦格鲁吉亚大城市里年轻女性的觉醒，是电影节圈子里非常少见的主题。导演Ioseb ‘Soso’ Bliadze（以下简称“ISB”）和编剧兼演员塔基·穆姆拉泽（Taki Mumladze，以下简称“TM”）结合他们个别的电影专业和女性视角，共同合作之下一层一层地拨开过时和压迫的父权制价值观与年轻一代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已久、日益加剧的冲突。
来自乡下地方的二十四岁女子蒂娜试图寻找疗愈过去创伤的避难所，搬进了一间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的合租公寓，室友是个性直接、火爆而独立自由的年轻女孩梅吉。原本只打算短暂合租几个月，却逐渐演变成一段自我探索、直面伤疤、逐渐觉醒的旅程。虽然影片开篇时人物个性和文化之间的冲突让人想起《西班牙旅馆》（L’Auberge Espagnole，2002）的结构，但是电影远比开头看到的表层更加深沉，极为勇敢地直指当地最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普遍存在的厌女氛围。
这部电影层次分明、细致入微，随着处于格鲁吉亚女性生存状态两个极端的女性逐渐互相靠近，他们对于自我的认同也产生演变。蒂娜很年轻时就从大学辍学、结婚了，被制约于依赖男人而生存，而梅吉则自由自在，享受着她自己定义的女性魅力。在一个对男性过分宽容、对女性犯错却零容忍的社会中，她们两个人努力寻求还能让她们自由呼吸的小缝隙，在那里，她们可以自由地实验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自己的全部潜力。
在新冠疫情的限制下拍摄的《我自己的房间》是合乎时宜的，电影大部分的场景在她们合租公寓中的家庭空间，两名主演的表演源于内心，场景也无限接近于生活。透过摄像机能够感觉到演员对于拍摄团队的信任；镜头离得很近，探索的角度很私密。这是一部由一群朋友一起合作完成的电影，有一种手工的手艺人精神、集体创作的氛围，和方法派表演的真情实感。
这是继你们在《奥塔之死》（Otar’s Death）合作之后的第二次合作。你们是如何认识的呢？
ISB：我们是在《奥塔之死》选角时认识的，我当时正在执导我的处女作，并为其中一个主要角色进行选角，塔基来参加试镜。我选择了她，因为我很快就感觉到她是一个超级有才华的年轻女孩。去年我们在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首映了《奥塔尔之死》，然后就成了好朋友。随着新冠疫情的发生，处于封控的状态，我们决定一起拍一部电影，但没有预算，所以我对塔基说，我想拍一部关于一个年轻女人的电影。她说，如果你要拍一部关于女性的电影，也许我和你一起写剧本会更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更了解格鲁吉亚的女性议题。于是，我们开始一起写剧本。这真的是很有趣的经验，也是很好的尝试。我觉得对塔基来说，为她的角色写对话是相当有挑战性的。最后，我们用七个月的时间拍摄了这部电影，拍摄了二十六天。
共同创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TM：非常有趣。我们经常吵架，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做决定。我们经常彼此交谈，有时在晚上不工作时，就会打电话给对方，分享我们新的想法。我们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轮流妥协。
ISB：我认为，最后我们一起做出了最好的决定。因为我们一起写了剧本，所以在片场和塔基一起工作时就容易多了。这是一部由一群朋友一起完成的电影，我们整个团队之前就都认识，所以与影片中所有演员的合作是很纯粹的快乐，我自己也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有一个演员本来要扮演我后来扮演的角色，但是在拍摄当天，他给我发了他的腿的照片，他前一天晚上醉倒在壁炉旁边、睡着了，烧伤了腿。所以，我就叫他呆在家里。当时我是长发，但那个人物是短发，所以我直接去了一家理发店，把头发剪了。其实我自己并不喜欢演戏，大多数时候我喜欢在镜头后面，而不是在镜头前面。
你如何看待格鲁吉亚社会里这两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冲突？
ISB：这部电影可能有点雄心勃勃。在格鲁吉亚，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往哪个方向走。现在我们有机会成为欧盟成员的候选人，但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取得候选人资格了，而我们没有。我们仍然有六个月的时间来改变一些东西，以获得这个候选资格，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政府。格鲁吉亚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和保守的国家，但我们想成为这部电影中格鲁吉亚年轻人的声音。我们现在更加开放，更加自由，但是在格鲁吉亚，即使是现在，也有两个冲突群体的抗议活动，一群更自由，另一群更保守。在涉及到LGBT权利、妇女权利时，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想展示我们在格鲁吉亚每天都面临的这些问题，在格鲁吉亚做一个女人是非常困难的。
你提到了格鲁吉亚的年轻人，我很高兴我们能看到一部以格鲁吉亚城市为背景的电影。我想知道为什么电影节上很少看到关于格鲁吉亚大城市生活的电影呢？
ISB：这很有意思。在我们写剧本的时候，我就在想，这部电影可能很难融资。当我们申请一些资金时，他们对其他话题更感兴趣，而对于关于年轻人的话题并不感兴趣。在格鲁吉亚，年轻人与出生在苏联的父母有着本质的区别；年轻人出生时，YouTube已经在那里了。我认为，新的格鲁吉亚正取决于这些年轻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并理解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你是否觉得格鲁吉亚的电影制作中存在着自我异国情调化的一面呢？
ISB：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格鲁吉亚，也存在于大多数东欧国家。这是一种诱惑，因为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在这部电影中，我们想拍一部没有任何自我异国情调化的电影，我们想拍一部真实的电影，讲述格鲁吉亚年轻一代的真实情况。
TM：我们真的想做到不妥协。
ISB：这就是为什么当塔基和玛丽亚姆在剧中有裸露的场景。在一个保守的社会里，演员真的很难拍摄这样的戏。这是格鲁吉亚电影中最早的裸体和色情场景之一，也是两个女人之间最早的裸体和色情场景。
TM：导演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拍摄，但是我们两个人选择了没有任何妥协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ISB：塔基和我都有拍这场戏的想法，但目的并不是要拍裸体的人。
TM：我们经常看到女性在电影中被物化，单纯作为性对象，而这不是我们想做的。
ISB：我不想用男性的目光注视着被物化的女性，我希望在拍摄的时候，可以展示她们内心的东西。这个情色的场景并不是我说一定得这样做，而是我们一起做出的决定，因为这部电影是关于自由的，对女孩来说，成为自由独立的人是多么的困难。我觉得角色应该是自由的，而我们也应该是自由的。我们无法预测这会在格鲁吉亚引发什么反应。我们整个团队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不过拍摄的时候当然还是很困难。
TM：我们感觉很安全，我真的很信任导演，也并不担心这场戏被过度美化和性感化。如果是别的导演，也许我就做不到了。
这部电影会在格鲁吉亚放映吗？
ISB：希望我们能在2022年9月格鲁吉亚的电影节上放映这部电影。我们当然希望能在格鲁吉亚各地发行这部电影，这部电影首先是为格鲁吉亚人而拍摄的，我们不仅想在大城市放映，也想在乡村放映。主角蒂娜来自偏乡省份，我们想把这部电影展示给国内的那些蒂娜们，并告诉她们，妳们是可以大声发表你的意见的。这很困难，但自由和独立是最重要的。
TM：我们现在正在极力争取妇女权利和LGBT权利，有很多问题和想要改变的东西。
ISB：今年我们在文化部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萨洛梅·贾西（Salomé Jashi）的纪录片《驯服花园》（Taming the Garden, 2021），一部不是真正关于政治的电影，但实际上也是关于政治的电影，打算在格鲁吉亚电影院上映，却被拒绝了。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格鲁吉亚一些审查制度的开始，我当然希望我们的电影不会被审查。
剧本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吗？
ISB：这不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社会上有很多杀害女性的案件，甚至在我们来电影节之前就有一个案件，一个女人被她的前夫杀死了。去年共有二十七起杀害妇女的案件，每年大约有三十起这样的案件，当这些案件发生时，大多数评论都是指责女性，不仅是男性这么认为，也有女性。他们会说：”也许这个女人做了什么坏事，死有余辜”，这是整个社会的症候。
TM：作为一个女人，你必须是好女人、好女孩、一位女士，有一些规则是女性必须遵守的。很多女人仍然过着被男人支配的生活，就像蒂娜来自一个保守的家庭，有保守的父母，然后结婚。
ISB：她先是被她的家庭拥有，然后被她的丈夫拥有，而她自己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想展示整个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以及这个社会如何总是认为男人永远是对的。
TM：格鲁吉亚的很多妇女不知道她们如何才能独立，我自己也有很多关于父权制社会和宗教的问题。
你是如何选择这间公寓作为主要场景的？
ISB：我们一开始就有这个地点，我们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地点了。
TM：事实上，这是我住的地方。
ISB：两位女演员是非常亲密的朋友，而且当时作为室友一起住在那里，这就是故事的开始。当我被邀请到他们的公寓做客时，我觉得这个公寓对我来说太有电影感了，于是我说，我们应该在那里一起拍一部电影。所有的场景设计都是完全真实的，因为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现在他们已经不再住在那个公寓里了，我们很怀念那里，因为我们就是在那里写的剧本，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摄像机的位置和动作编排。
你如何让演员们接近与他们本身截然不同的角色的呢？
ISB：塔基为这部电影所做的工作非常出色。我们拍了七个月的电影，在这七个月里，塔基真的成为了这个角色。她原本是一个与角色完全不同的人，出生在格鲁吉亚的首都，在一个良好的家庭里。
TM：比蒂娜幸运很多。
ISB：她把头发剪短了，这是她自己的决定，她也在在脸上涂了一些使皮肤看起来更糟糕的乳液。她为这个角色付出了一切，为了拍摄宿醉之后的场景，拍摄前一天晚上都没有睡觉。我们真的很努力让一切看起来都尽可能地真实，希望能在屏幕上看到。
蒂娜是一个来自农村的保守女孩，而梅吉更独立、更自由、更开放。梅吉想离开这个国家，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对这一切都感到厌烦，想离开这个国家。这是格鲁吉亚的年轻人非常典型的情况，我们在等待事情变得更好，当完全失去希望时，就会试图离开这个国家。四年前，我成为了一个女孩的父亲，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想，当我的女儿成为青少年时，她会看到什么，她将如何生活。我希望她能成长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女性。我的女儿在影片中也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在我有了女儿之后，我成为了一名女权主义者。我的女儿促使我阅读更多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倾听妇女讲述她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