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庆祝希腊裔法国籍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近60年的电影创作生涯，洛迦诺电影节于2022年授予他终身成就奖，并放映了他的电影长篇首作《火车情杀案》（Compartiment Tueurs，1965年）和《多余的人》（Un Homme de Trop，1967年）。《火车情杀案》由西蒙·西涅莱（Simone Signoret）、卡特琳娜·阿莱格雷（Catherine Allégret）和伊夫·蒙当（Yves Montand）这三位西涅莱家族成员担纲主演，由娴熟的摄影技巧引导出悬念，精心刻画每个角色。《多余的人》则改编自让-皮埃尔·沙布罗尔（Jean-Pierre Chabrol）的小说，法国抵抗军战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发去解放被德国军队俘虏的12名囚犯，却发现还有第13个人。这两部电影是科斯塔·加夫拉斯不太为人所知的作品，比1969年为他赢得奥斯卡外语电影奖的那部关于希腊政变的《焦点新闻》还要早上几年，但是已经看得出科斯塔·加夫拉斯对历史和政治惊悚片节奏和复杂性的掌握。
科斯塔·加夫拉斯的职业生涯横跨两大洲、将近六十年，他对于政治性的关注是有目共睹的，正如他著名的一句话：“一切皆为政治”。从《焦点新闻》（Z，1969年）到《大失踪》（Missing，1982年），从《职业杀手》（Le couperet，2005年）到《资本之战》（Le capital ，2012年）和《房间里的成年人》（Adults in the Room，2019年），他的各种题材都保持了当代性、相关性，以人为本，同时兼顾娱乐性。
陈韵华（以下简称: CYH）：您的很多电影都被理解为政治惊悚片，你认为这种类型的电影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以下简称：CG）：犯罪电影总是作为非比寻常的“奇观”（spectacle）而存在，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演技、人物和剧本，直接或间接地谈论我们的社会。电影《火车情杀案》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机会，法语原标题 “Compartiment Tueurs “来自 “compartement fumeur”（吸烟车厢），过去为吸烟者准备的火车车厢，所以这个标题是一种改编、改写的练习。当时我在等待下一部电影的拍摄，读了那本原著，认为我有时间做改编，所以做了一些手写的笔记，然后交给了制片公司。制片公司的主任联系了我，说：“这是个好故事，我们想把它拍成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很惊人，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成功，也是痛苦的来源。如果这部电影失败了，那将会是一场灾难。幸运的是，这部电影收到非常好的回响，特别是在美国，有一篇文章说这部电影是当年度的十部最佳电影之一。
我的第一部电影《大失踪》在美国大获成功，《焦点新闻》也大获成功，所以我开始接到在美国拍电影的工作提议，他们想让我和五个编剧连续拍摄五部电影，并留在那里工作，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认为这不是制作电影的正确方式，也并不想再次移民，我觉得在法国的生活很好。而我在美国拍摄的三、四部电影，也都在法国做后期。在美国拍片是非同寻常的实验，因为当时我完全可以在美国做我想做的事情，特别是拍摄《大失踪》时。今天，这种电影在美国已经不可能了。
惊悚片是讲述关于社会的故事的一种方式，而政治惊悚片是关于特定情况下的人的电影。我们称它们为惊悚片，因为它们是惊悚的。它们的结构与我们今天常用的一样：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这是不同方式的奇观，给了我们另一种可能性。一切都是政治性的，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访谈也是政治性的，政治并不是你投票给谁，而是你与 “polis”的关系，在希腊语中“polis”是“城镇”的意思。我以前曾经谈论过政治电影，发行商会说，不要谈论 “政治”，但从那时起，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我们常把对 “政治”与“政治权力”的理解混为一谈，但一切都是政治。
CYH：你的电影在政治的背景下有人性化的层面，在过去的几年里，你在电影里探讨了难民危机和希腊危机，而我们现在看到匈牙利等地的民主处于危机之中，在当今的架构中，也可以通过“奇观”来谈论吗？
CG：当然，这些都是重要的主题，可以被做成一个奇观、通过奇观来谈论。我们不是在做关于政治家的宣言，而是像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的故事那样的奇观，有感情和情绪。有了这些情感，你就会在你的生活中做一些事情。今天，外面发生了很多事，我们遇到了 “民主 “的困难，我们看到美国的民主正在发生什么。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社会是最原始的，而电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在电影中遇到的困难是要找到正确的故事，尽可能地找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例如，我拍了《大迫供》（The Confession，1970年），是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由于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共产党人开始对自己的政党提出问题，开启了很多讨论。
CYH：你现在正在筹划拍摄电视影集，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选择吗？
CG：我正在写这部影集的剧本，这是一种新的制作“奇观”的方式。自从我开始这个项目以来，想了很多问题：影集是一件艺术品吗？一部电影是一件有开头和结尾的艺术作品，你看了这部电影，你可能喜欢或者不喜欢，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跟别人进行讨论。而影集，你看完了一部，会去看另一部，然后再看另一部。另一方面，拍摄的影集可以在平台上触及到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不必支付很多钱就可以在这些平台上观看，特别是当你附近没有电影院可以去的时候。我还在问自己这些问题，会思索一下我的这个项目最终的结果将会如何。
CYH：有可能在流媒体平台上拥有你需要的那种自由吗？
CG：流媒体平台为数百万人提供了观看电影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些平台的话，由于花费的问题或者电影院可及性的问题，那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一点一点地完全控制电影制作和节目制作的方向，以获得更多的观众，他们感兴趣的是订户的数量，而不是真正看电影的人的数量。他们并不关心文化，而是企图拥有更多的订阅者。就像一些电视平台，他们会降低“奇观”的质量来吸引更多的人。这是个大问题。对每个国家来说，拯救他们国家的电影文化都是很重要的。
CYH：你提到了《大迫供》与其对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你对现在的共产主义者和资本家的论述有什么看法？
CG：我们从未达成一个共产主义制度，的确曾经有了一些尝试，可是之后变成了独裁，以一种来势汹汹的形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共产主义制度中的资本主义制度。
希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从一周前开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媒体揭露出希腊政府以国家安全作为借口，对其他政党的政治家和记者进行了监视，并试图控制他们。这就是一种独裁统治，带有独裁方向的民主。
CYH：你能谈谈你与西班牙作家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ún）的合作吗？
CG：在开始合作之前，我们就成了朋友。豪尔赫·森普伦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那里的领导人之一，然后他就完全改变了。我们之间一直都维持著非常友好的个人关系，一直到最后。拍摄第一部电影时，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问了豪尔赫是否愿意帮助我，他说，他讨厌警察的故事，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完成它。而《焦点新闻》，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做，所以我们就一起做了两部电影，其实我们原本可以做得更多，但那时他正在写他的书。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