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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杨德昌——与策展人王俊杰和孙松荣对谈(作者:Nicole Lee)

左: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学系教授孙松荣
右:北美馆馆长王俊杰

|Interview and Text Nicole Lee, Photographer Hedy Chang

今年七月下旬,台北市立美术馆(北美馆)即将展出知名台湾电影导演杨德昌回顾展「一一重构:杨德昌」,由北美馆与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影视听中心)共同策办,分别以展览与影展同步于两馆进行。除了张震作为封面人物,我们本次也与两位策展人:北美馆馆长王俊杰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学系教授孙松荣,聊聊杨德昌,谈谈展览,和电影如何在美术馆场域被呈现。

杨德昌或许是台湾在国际上最成功的导演之一,但在本地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他是八零年代“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以独特的运镜、剧情和视觉美学,开创了电影的新样貌。

杨德昌关注都会生活,尤其是台北。他独树一格的影像语汇,在现实中带有极深的意涵。比如说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恐怖份子》以大台北瓦斯作为隐喻,象征都市人的情绪未爆弹。获第28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及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则是以忽明忽暗的灯泡,强调男主角小四的摆荡心理状态。2000年的《一一》则让杨德昌一举成为首位在戛纳获得最佳导演奖的台湾人。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与《一一》,则是名列在英国电影协会(BFI)影史百大片单之中。

即便杨德昌的作品影响无数人,但「一一重构:杨德昌」之所以能够开始启动,最关键的还是2019年,杨德昌的遗孀彭铠立女士与国家电影中心(现影视听中心) 洽谈《独立时代》与《麻将》的数位修复事宜,并寄存了一大批杨德昌的遗物。里面的东西包罗万象,有手稿、剧本、照片,还有部分电影的道具、笔记等等,大概有几十箱,一万多件。

北美馆馆长王俊杰说:“台湾几乎没有针对电影导演策办的大型回顾展。2019年,那时候我还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任教,孙老师在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我们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因为杨德昌过世得早,2007年就过世,台湾对他的研究没有非常多,反而好像他在国际上的名声比台湾更高,所以我们觉得满有意义的,如何透过这个研究,更理解杨德昌的创作历程,不只是透过他有限的八又四分之一部影视作品,而是属于他生命历程的所有文物。”

策展人王俊杰和孙松荣著手于这个展览已经将近三年多,对他们而言,电影展览办在美术馆里,是一个跨领域的对话,这样的展出在西方时常可见,可是在台湾其实还没有发生。现在,就让我们透过访谈,来聊聊他们对杨德昌的想法,以及这个展览的迷人之处。

本件出自杨德昌拍摄《麻将》工作照相本,推测拍摄年代为1995年,杨德昌时年47岁。|©️国家影视听中心

你们个人最喜欢展览中七大主题中的哪一个?

孙松荣:我们让展览以七个子题呈现,分别为「时代的童年」、「略有志气的少年」、「城市探索者」、「多声部复语师」、「活力喜剧家」、「生命沉思者」、「梦想实业家」。我个人对「活力喜剧家」最有感。杨德昌在九零年代曾经到现在的北艺大(当时的国立艺术学院)兼任老师,开了「电影原理」这堂课。在这将近六年时间里面,也启发了不少演员,像是陈以文、王维明、陈湘琪等,他们当年都是北艺大戏剧系的学生,所以这些人后来也成为他的班底。《独立时代》就是由陈湘琪主演。

杨德昌九零年代的作品,透过非常多戏剧、剧场的方式去培育演员,我觉得他想做出一种都市喜剧。他常常说很喜欢伍迪·艾伦,伍迪·艾伦用滔滔不绝的方式,来谈论一个故事。杨德昌则有点像是用嘻笑辱骂的手法,来讽刺台北人的势利、矫情、虚伪。虽然我们有儒家思想的背景,可是在很多方面已经西化的很严重,他想探讨这种中西文化的冲突,怎么反映在台北这座城市里。《独立时代》去年年底在金马重新上映,这部片九零年代的时候票房很不好,但去年观众非常喜欢,还被票选为观众最爱,所以我觉得杨导在三十年前要谈的事,反而好像到这时代,大家可能才比较理解,或许就是一种时差吧。

《恐怖份子》剧照|©️国家影视听中心

两位最喜欢杨导的哪一部电影?对你们而言,杨德昌的电影魅力是什么?

王俊杰:我最有感觉的应该是1983年的《海滩的一天》,这是他第一部正式电影长片,这部电影超过两个小时,当时他可能对演员指导还不是那么成熟,可是里面有很多的手法在台湾当时很少见,比如他对都会女性的议题探究,是一种非常前瞻的导演创作手法,诠释女性在都会里面对事业、爱情、家庭的样貌,可以说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一种冲撞。

再加上他虽然不是电影科班,但是用了非常多当代电影的技巧手法去处理,很多的隐喻、声音、画面、对位等等。我觉得杨导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从大学开始,都是念电子工程,后来他选择以电影作为艺术创作的媒介,就可以感受到他将理性思考跟感性创作融合在一起,他还对于国际的环境、政治、女性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孙松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恐怖份子》,从头到尾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最后结局是不是真实发生,所以我一直会把那个结尾当成角色的一场梦中梦,所以其实是一个循环。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像是不停轮播的一个作品,没有开头、没有结尾。这就是杨德昌去批判台北的方式,这个都会越来越资本化,人跟人之间失去了信任,人和人的关系,都是为了利益。他很早就看到这个部分,我觉得他是台湾新电影里面,最能把那种台北慢慢失去人性的部分,拍得很精,而且是用非常视觉的方式。

他在八零年代,就把都市里的冷漠,在电影中表现出来。杨导对这个都市有很严厉的批判,而且经常站在中产阶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社会,他的魅力应该就是很理智的那个部分。也确实他九零年代的作品,在二、三十年后真的获得很大的共鸣。如果把杨导和侯导放在一起看,虽然他们在八零年代一起在国外成名,可是在台湾,杨导受到的爱戴和拥护其实少了非常多。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工作照,小四(张震)、小明(杨静怡)。|©️国家影视听中心

有没有展览中任何一个物件,特别感到被启发?

王俊杰:他正式对外发行的,是八又四分之一部影视作品,还有四部剧场导演作品,这个是比较少见的,然后他写了大概二、三十本大纲和剧本,没有被导成电影。他在剧本里面,会有非常多的眉批,可能会画画,可能会写意见,然后再不断的誊写。还有很特别的就是漫画,从高中到大学,他画了很多漫画,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未来的电影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画漫画就有点像是在写电影脚本的分镜表,要去处理镜位、构图、角度、故事。

《独立时代》工作照|©️国家影视听中心

对于一个馆长而言,筹备一个以电影为主的展览,遇到的挑战为何?

王俊杰: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把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电影,变成立体的展览空间,转化成视觉跟空间的展览,所以不会是把那部电影重新在美术馆放映,基本上它要被转换。一个部分是,怎么爬梳导演创作电影背后的想法,还有他留下来的手稿、文献。但如果我们只展览档案文献,我想观众应该没有办法进入,必须要用所谓的当代艺术手法,把他的创作想法,转化成艺术展览。所以我跟孙老师也像在编写剧本,必须把他所有电影内容研究过,重新组织他创作过的东西,变成一个新的意象空间。所以比如说,你会在展览里看见七频道的录像装置,把他所有的电影,只要跟这个主题有关的经典画面,都剪接出来,然后重组成沉浸式的录像空间。我们从电影里提取精神,然后让观众感受那个情境,在台湾没有人这样做过。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工作照,杨导、小四(张震)|©️国家影视听中心

杨德昌的电影魅力,对你而言是什么?

王俊杰: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从最早拍的《十一个女人》电视剧,到最后的《一一》,甚至于他未完成的,就是过世前还在做的那个动画电影《小朋友》,你会发现他的题材、手法,差异性其实都蛮大的。他早期是用一个比较写实的手法,譬如说《海滩的一天》、《恐怖份子》、《青梅竹马》,然后到后期,就转变成比较喜剧、夸张的方式,像是《麻将》。他一直在尝试各种不同风格,还有那些未完成的电影剧本,各种各样的类型都有。

另外一个就是,他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跟他过世前未完成的动画长片《追风》,主角都是一位14岁的少年。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杨德昌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其实一直保持一种少年看世界的纯真,然后不断在批判、回应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工作照,小四(张震)|©️国家影视听中心

杨德昌的电影可以怎么样吸引年轻人?在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怎么去欣赏?

王俊杰:我想很难期待来看展览的人,都看过他的电影。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把他当成一个非常独特,而且值得我们去认识的创作者。我很期待观众会怎么样在美术馆里重新回顾这位已故导演,也希望年轻观众可以好好认识他。可能他们会在现场被某个片段或文物感动,就回去找他的作品来看。

没看过他的电影也没关系,你可以知道台湾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这样独特的创作者,然后再去认识他创作的电影,再从电影里面,去理解这样一个很有想法的创作者。他的历程、他写过的东西、他谈过的话、他画过的漫画等等,重新去认识这样一个有才气的人。

《麻将》的电影场景之一。杨德昌与彭铠立坐于其中,分不清是模拟电影的仿拍照片,还是两人真实的用餐生活照|©️国家影视听中心

「一一重构:杨德昌」回顾展
2023.7.22-10.22
展览:台北市立美术馆
影展: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

Cineph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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