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G is like a sun, as soon as you get too close to it, you burn. If you ignore it, you miss the light.”
瑞士导演托马斯·因巴赫（Thomas Imbach）从青少年时期就被戈达尔的魅力所吸引，他的最新纪录片《Say God Bye》记录了他与同事和好友、英国人大卫·查拉普（David Charap）一起徒步从苏黎世湖前往罗尔（Rolle）造访戈达尔的旅程。
因巴赫在疫情期间在线上看了这位年迈大师的座谈视频而深受震撼，迫切希望能够当面与戈达尔打招呼，并说服他合作拍摄一部电影。因巴赫和大卫·查拉普两人用iPhone和35毫米胶片纪录下这段徒步旅程，像是现代版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一般；两人性格迥异，大卫·查拉普对戈达尔也不像因巴赫一样那么执著著迷，更像是庄严朝圣者旁边的活泼陪衬。他们一路抱怨远征途中的耗尽的体力、起泡的脚掌、僵硬的后背，在路边休息时一起做了伸展操，并用iPhone自拍下来。大卫·查拉普在路上与不同的瑞士德国人的相遇也产生了一种文化差异下的独特轻松感，在湖边散步、观鸟、钓鱼的路人对他们这次走向“电影之神”的朝圣之旅往往一知半解，但每个在电影中短暂出现的身影都是五花八门也诙谐好玩的瑞士大观。
因巴赫一方面用脚程万分实在地走向戈达尔，另一方面把他们两人各自电影作品中的片段、关于各自拍摄方法的分析、戈达尔的名言锦句交织在一起，平行描绘戈达尔对自己电影生涯的影响，同时也从更个人化的层面将因巴赫家族的探险旅游事业与因巴赫自己的电影探险互相映照。
也因此，他们的徒步之旅不仅仅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奥德赛，更是一次以因巴赫个人视角穿越电影史的旅程，不但纪录戈达尔在因巴赫电影创作上留下的印记，更是戈达尔、因巴赫和他们一路上的偶遇的路人所共同阐述的瑞士。《Say God Bye》在第57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Proxima单元首映，审视电影艺术的影像遗产，也致敬自上世纪六零年代以来一直支撑着电影艺术形式的戈达尔的远见卓识。
陈韵华（以下简称“YC”）：为什么是戈达尔？为什么选择徒步旅行？
托马斯·因巴赫（以下简称“TI”）：我是在让-吕克·戈达尔的熏陶下长大的，作为电影人的第一步就深受他的影响。我十八岁时发现了他的电影，当时瑞士还没有电影学院，于是，我去纽约大学读了一个学期，但当时我已经被戈达尔的魅力所吸引，我想著，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开始自学电影呢？我当时已经看过电影《各自逃生》（Sauve qui peut (la vie，1980 年），就想，我们可以在瑞士拍摄这样的电影，为什么还要去纽约呢？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部最早影响我的电影旅程的作品。戈达尔在八零年代是我的大师，但我也明白了，要想拍出自己的作品，就必须切断脐带，不能照搬戈达尔，如果照搬，只会拍得磕磕绊绊。我很早就吸取了这一教训，虽然我知道他直到最后都非常活跃，但我自觉地停止关注他了。
后来，我看到他参加了喀拉拉邦国际电影节的在线讨论，我知道这个电影节，因为我的电影也在那里放映过，我很惊讶地发现他已经这么老了，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这会是我最后一次向他表示敬意并亲自向他问好的机会，于是我决定步行去找他。瑞士是个小国。戈达尔是众所周知的法国电影人，但对我来说，他是一位非常瑞士的电影人，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在法国人和瑞士人的身份之间转换，因为他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瑞士人；他小时候在巴黎，后来又回到瑞士，所以他在两个地方来回切换。六零年代初，他在巴黎取得了巨大成功，然后去了格勒诺布尔，从七零年代中期开始，他的余生都在瑞士度过。
戈达尔来自瑞士的法语区，而我来自德语区，所以对我来说，跨越语言的边界去找他是很自然的事，而不是坐火车。瑞士就像一座大城市，没有任何地方是只有自然风光的。当时正值疫情大流行，所以我觉得步行而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方式是很自然的。
YC：这是一次为了开始做点什么新的事而向他告别的旅程吗？
TI：告别之前必须先跟他打个招呼。我知道他年纪大了，但当我们敲开他家的门，聊了几句后，我发现他身体还不错。我当时想，我以后会再回去那里，做我真正想做的事，那就是和他一起拍摄电影；并非只是为了长谈，因为戈达尔已经说了很多了。我的想法是不同的，是关于电影人和电影人之间的交流，一起共同合作、完成一些镜头。我的计划是制定一个更详细的方案，然后提交给他，但他突然就离世了。因此，从一个打招呼的项目，变成了一部告别电影。
YC：你的朋友大卫·查拉普在影片中说，你将自己与戈达尔相提并论其实是将自己破格提升到了戈达尔的高度。你怎么看待他的评论？
TI：我对此并无异议，因为我想做的不仅仅是向他鞠躬致敬，并不是想以一个崇拜者的身份为他立像。我真正在寻找的是一种电影式的对话，可以用它来制作一部电影；在平等的条件下会面，但从他所说的话中学习。我想展示他对我的深刻影响；他就像一个木偶师，手把手地指导演员，而我的工作方式不同，我更像是一个催化剂，将演员的个性激发出来。“不要拍人物，要拍演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尽管他执导的时候的方式非常不同。我通常会试着把我的想法灌输给演员，像病毒一样将我的故事感染给他们，这样他们的表演就会有机地生长出来，而不会像希区柯克的场景那样是精心设定好的。
YC：这部电影是否有点像是你自己的《电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
TI：是的，但《电影史》比戈达尔更宏大，也比我更宏大。戈达尔说过，“我不是在拍一部影片，我是在做电影”。所以，这不是关于拍摄一部影片，而是关于参与电影艺术，关于活在电影史中。我看了很多电影，也有帕索里尼或法斯宾德这样的偶像，但电影体验远不止这些。戈达尔用电影讲述世界，而他的观众则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世界，这包括政治、社会、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家庭生活、性别问题……
YC：你在影片中引用了戈达尔关于可见与不可见的名言。你是如何看待电影中“拍摄肉眼不可见”的概念呢？
TI：说到这些名言，戈达尔是一位天才，甚至是一位哲学家，这也是我引用这些名言的原因。“拍摄肉眼不可见的”就是要意识到你无法拍摄“现实”，而且，你没有展现出来的东西比你展现出来的东西更重要、更有说服力。当你在拍摄一个主题时，你不会像苍蝇一样盯着它，而是悄悄地靠近它，你会努力去发现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东西。昨天，我看了戈达尔的最后一部短片，这部短片在戛纳首映，片中有句话说：“要在黑暗中发现一只黑猫是很难的，尤其是当它不在那里的时候”。
YC：这部纪录片里有很多俏皮的片段….
TI：我之所以带大卫一起去，就是因为他对戈达尔的作品不是很熟悉，但他很好奇，尤其是对戈达尔的最后几部电影感兴趣，如《电影史》。因此，他是我的 “魔鬼代言人”，这意味着我们两人之间会进行热烈的讨论。我们玩得很开心，特别是因为大卫是个英国人，在路上碰到了这么多瑞士德国人，我们在街头的日常生活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路人觉得我们有点疯狂。在剪辑过程中，我也发现了戈达尔的幽默，特别是他在电影中流露出的自嘲，这些时刻为我的影片增添了幽默感。我没有过多地介绍他在毛时代的经历，因为那时我还不了解他，那段时期的他对我并没有影响，所以我从他的第二次职业生涯开始；他总是说《各自逃生》是他的第二部处女作。当然，我对他在六零年代的所有作品都有所认识，在我成长过程中，人们总说戈达尔很伟大，但到了一定阶段后，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就说，忘了他吧，他已经没什么意思了。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在瑞士，尤其是在瑞士德语区，他是个独行侠，他有自己的世界。
YC：从《Nemesis》（2020年）到《Say God Bye》，你是否很享受重新得到的各种自由，包括身体的自由移动和摄影机的移动空间？
TI：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之所以拍摄《Nemesis》是因为它就发生在我的窗前，在某种程度上，我必须这样做，几乎是一种强迫性的必须，我必须见证这个过程。《Say God Bye》也很类似，就是说，我看到了戈达尔在喀拉拉邦电影节线上座谈的那一刻，他看起来真的很虚弱，我担心他很快就会死去。我其实原本从未打算过拍摄一部关于戈达尔的电影，如果五年前你问我：“为什么不拍一部关于戈达尔的电影”，我会说“绝不”；关于他的电影已经多如牛毛，还有什么可多说或可展示的呢？就像，我喜欢鲍勃·迪伦，但我绝不会考虑拍一部关于他的电影。但是，当我看到戈达尔戴上麦克风、准备接受采访的那一刻，我有了一种情感上的直觉反应，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就是这样。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要走路过去。其实，在这两部电影之间，我还有很多其他工作，我正在筹备一部故事片，将于十月开拍，像是《Nemesis》和《Say God Bye》这样的电影，我都是在晚上“工作时间”之后筹备完成的，它们都是独立制作，没有正式的团队。很多人给我提供意见和支持，我很感谢他们，但这和传统的电影制作不同，对我来说是特别的项目。也许是因为我的个人经历，我觉得自己必须拍摄这些影片，能够拍摄是很幸运的。
YC：在你看来，是什么造就了戈达尔？为什么他能达到那样的地位，为什么我们现今的电影界没有另一个类似戈达尔一样神级的人物？
TI：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其实并不是第一位参与“新浪潮”的导演，特吕弗当时已经在戛纳推出了《四百击》（400 Coups，1959 年）。戈达尔说：“糟糕，我的朋友已经在戛纳拍了一部电影，我也得拍一部”。他从朋友特吕弗那里得到了一个故事梗概，几周后，他就有了自己的电影。但他的做法与众不同，他轻率地打破了所有规则，甚至是一些简单的规则，比如他使用跳切和手持摄影机。1960年，他凭借《精疲力尽》（À bout de souffle）一炮而红，虽然之后也拍摄了几部大制作电影，如《蔑视》（Le mépris，1963 年）或《狂人皮耶罗》（Pierrot le Fou，1965 年），但他很明智，没有瞄准大制作，而是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尝试新事物。尽管他犯了很多错误，也失去了方向感，但他从不满足于现状；电影制作就像他自己的生活，他没有走寻常的成功之路。人们总是说“你做不到”，在我的工作中也是这样，当时我拍摄了几部相当成功的纪录片，然后开始了我的第一部长片，每个人都说：“你为什么不再拍纪录片了”，但对我来说，要遵循一条已经成功的路、像一个公式一样运作是很难的。一旦你开始拍电影，人们就会给你贴上标签，你必须努力不走捷径、不让自己被定型。有些人，比如侯麦，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同一条道路上，我非常钦佩侯麦，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觉得自己更接近戈达尔这样的人，因为他与众不同，他敢于抗争，他有一种精神让我感觉像是回到家一样。
YC：你觉得戈达尔为什么要开门？
TI：他可能以为是邮递员。很多来自亚洲和美国的人敲他家的门，所以他已经习惯了，而且很多时候他都不去开门。当你在街上或商店里遇到他时，他非常和蔼可亲。但如果有人越过了这个边界，比如提出一个电影合作项目，通常会吓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