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导演玛丽娜·沃罗达（Maryna Vroda）的首部长片《荒草地》（Stepne，2023年）荣获洛迦诺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影片流淌著淡蓝色和灰色的冷色调，这种色谱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后苏联时期乌克兰村庄冬季的景象：清冷、冰冻、灰暗、人烟稀少，荒凉却也美得让人屏息。阿纳托利（Oleksandr Maksiakov 饰）远离家乡多年后从大城市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他已经与村庄生活产生疏离，只能从年少时画下的列宁和青梅竹马恋人的素描里找寻一些过往的痕迹。回忆个人历史的过程中，旧时情怀与当前的遭遇交织在一起，这也是当地村庄的村民们共同编织起的集体历史；他们以一种近似纪录片的方式口述了过去的回忆，在不同的地区经历了共同的时代，有著各色各样的苏联经历和互不相通的苦难和悲喜，说著说著也一起唱起逝去年代的民歌旋律，或者仅仅坐在一起默默无语，长镜头下的面容自成一帧光阴的故事。
村民的时代茧房映照出一个以离别为标志，被向前推进的时间、技术发展和全球化的无情步伐所遗忘的地方。在一个长镜头中，村民从一辆像移动商店一样的汽车里购买日常用品，镜头固定在驾驶座旁，看向打开著的后车厢，我们只能看到村民身体的躯干，听著他们跟脸孔已经失去关联的声音下著订单，购买糖、盐和面包等生活必需品，后车厢里出现一双忙碌著分发货物的手——安德烈-莱谢茨基（Andrii Lysetski）的摄影突出了这种无名的日常性。
《荒草地》拍摄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唤起的是一种强烈的乡愁、逝去而不复得的唏嘘，与今天的语境产生了多层共鸣。电影用平稳的节奏、从容的运镜，牢牢扎根于现实，探索逝去的时代、被遗落下的人和事。
陈韵华（以下简称“CYH”）：这部电影似乎既是关于人物的，也是关于地方的，你是如何选择这个拍摄地点的呢？
玛丽娜·沃罗达（Maryna Vroda，以下简称“MV”）：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地理上，它与俄罗斯接壤，因为我的父亲在那里长大，所以我对那里也很熟悉。小时候，我和祖母、祖父一起在那里的田野里度过很多时光，当我走过这些田野和院子时，人们会和我交谈，我可以很自然地走到任何邻居那里去，我们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我在基辅出生，在基辅长大，但幼年的这段经历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中。
最初其实并没有打算在那里拍摄电影。我一直在为剧组寻找一个舒适的拍摄地点，像是靠近基辅或任何大城市的地方，以便将预算减少 50%；因为如果剧组不在自己家里睡觉，住宿费用就会变得非常昂贵。但是，我们找不到能给我们带来这种感觉的替代方案，所以就必须去那里拍摄。你在影片中看到的所有拍摄场景，包括外景和内景，都在一个半径 50 公里或 20 公里的区域内。
CYH：你们是什么时候拍摄这部影片的，在这个地区停留了多长时间呢？
MV：我想，应该不超过两个月。我们拍得很快，在一个月内至少拍摄了 26 天，但也有休息时间、准备时间和排练时间。我从基辅来过几次，挑选非职业演员的人物故事和有趣的角色时也在那里挑选，我很喜欢那些不仅讲述自己的故事，还唱一首歌或说一句幽默的话的角色。拍摄本身其实很短，只有美术部门需要在拍摄前两三周提前到现场准备布景、粉刷墙壁等。虽然一切看起来都像纪录片，但其实都是我们精心设计和把控的。
正式拍摄是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前开始的，那是在2020年新冠病毒刚刚开始大流行的时候，我们抵达基辅时，必须通过特殊的疫情控制措施，所有地方都被关闭了，虽然我们很幸运能够完成拍摄，但之后长达一年时间里什么都做不了。我们的联合制片公司在德国，所以原本计划在德国进行剪辑，但是我们根本去不了德国，我的学校也不允许我们在那里剪辑，也因此我们被迫停工了很长时间。其实本来应该在 2022 年 3 月前就完成电影制作的，在那之后，俄罗斯的全面入侵就开始了。
CYH：影片中的村民全都来自同一个村庄吗？
MV：他们不是来自同一个村子，当中有些人之前从未见过彼此，我是根据他们与我产生的联系选出这群人的，有时是一个有趣的声音、一个有趣的模仿、一些视觉上的东西，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故事，以及全部整体的感觉，有时也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在影片中表现自己。我觉得自己与他们是心意相通的，作为导演，我向他们敞开心扉，告诉他们我想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而这些村民喜欢我的想法、愿意参与进来，他们是这部电影的共同创作者，我不会说他们是我的演员；是的，他们也是我的演员，但我们之间有很多信任，这很美妙。
CYH：这感觉就像是更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
MV：是的，我想谈的是生命的宝藏和遗产，我称之为 “生命之宝”。从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普遍的东西，比如，生命的意义，生命中要实现的重要目标，这些概念总是与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的父母联系在一起，这是关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关于我们自身的更高层次的存在问题。首先，这是文化遗产、家庭遗产，是在乌克兰社会经历从后苏联国家到民主和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变化过程中对价值观的讨论。我对这一变革时刻很感兴趣，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喜欢苏联时期的旧世界。乌克兰当前的资本主义形式使乌克兰成为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就像一个灰色地带。对于这群现在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变化是残酷的，因为他们仍旧生活在过去，而不是未来，所以一切都相当困难。而就我们的文化和遗产而言，他们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一个人际关系之间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系统。因此，相互交流和讨论我们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事。
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苏联世界消亡的隐喻。例如，有这样一个场景，一群老人谈论著他们的童年，一方面，我想表现人们敞开心扉，与我们分享这些艰难而又有趣的时刻，这就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财富，我认为能够看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美好的。另一方面，这与 100 年前 1917 年俄国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发生的事情有关，影片中最年长的妇女也谈到了 1917 年期间人们十分贫穷的事实。然后，来自顿涅茨克的人谈到，军队在该地区一直都非常活跃，苏联这个怪物其实从未沉睡，现在它就在乌克兰。
CYH：这部电影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
MV：是的，乌克兰是著名的农业国，我想在影片中描绘这一点。在国外待久了，我就会开始怀念家乡的一些风景。作为人类，我们在这方面是相通的，所以我想保持与土地的联系。
CYH：你是否认为，俄乌战争爆发后，电影里所聚焦的流离失所与返乡归巢的主题多了更加复杂的层面呢？
MV：不，我不这么认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故事，它是永恒的。电影中没有任何倒叙，始终停留在现在，但我们有一种穿越到过去的感觉。这就是这部电影的精彩之处，也是我想要抓住的。我们穿越各种故事和不同的面孔，这些都是生活的记录。这个故事与现实有关，也与乌克兰当下发生的事情有关。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也为了其他人，但我试着去触摸这段过去。我其实很希望和我的祖父谈谈，因为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曾被德国军队囚禁，我想问问他，俄罗斯人现在怎么就来了我们这里呢？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从这里的故事中，我明白了一切其实从未结束，其实一直都在。
后苏联人民别无选择，而在当代乌克兰，人们也已经没有太多选择。我记得，乌克兰人经常被指责在苏联时期不肯战斗、没有采取积极行动，但当乌克兰人开始战斗时，我们又被指责为过于激进。我也想问的是，到底应该打还是不应该打？乌克兰人激进还是不激进？我们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战斗了，所以这是从未战斗过的一代人。而今天，我们正在战斗。
我们都会在某个时刻离开人世，都必须选择在身后留下什么生命遗产。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带回了他的大提琴，虽然已经不能用了，但还会永远陪伴着他，而生命中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在某些层面上，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几乎失去了一切，但他创造了他的母亲的肖像，这幅肖像也是爱、对所有这些人的感激，对这个地方的感激。创作的那一刻比逝去的东西更有力量，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即使他无法改变国家的现状，无法改善村里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他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
有人说，这就是传承；你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这是你买不到的。对我来说，这也是关于我们内心残留的某些东西闪现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