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心切骨》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水晶球竞赛单元首映并获得最佳导演奖 ，从高中击剑运动员子杰的视角展开，他的哥哥因在击剑比赛中谋杀对手而被定罪、送往少年监狱服刑，可是子杰坚信刑满释放的哥哥是无辜的，他固执的信念让母亲忧虑恼怒，而他自己在兄弟和解之后的相处之中也不禁问：哥哥真的意图杀人，还是只是一场意外？他是我想象中那个慈爱的哥哥，还是暴力的反社会者？
像是欧因坎·布雷思韦特（Oyinkan Braithwaite）在《我的姐姐，连环杀手》（My Sister, the Serial Killer，2021年）里那样：“We are nothing if not thorough in our deception of others（我们对他人的欺骗如果不彻底，那就什么都不是） ”，同样对于出于血缘羁绊而自愿陷入的欺骗有着精准透彻的共情，种种自我幻想和虚幻泡沫的背后是一种无条件的、无法也无需解释的牵绊和联系。
这部悬念拉满的心理惊悚片是导演刘慧伶自己对于无条件的爱、对于亲情的希冀与真相的思索 ，在她的电影里两位年轻演员用细腻丰富的表演、特写里也精准的微表情，像击剑一样，一个向前一步，另一个就往后稍躲一步，兄弟两人模棱两可的拉锯和试探是电影最高光的时刻。
导演刘慧伶在卡罗维发利深刻讨论了电影的制作过程、半自传元素以及执导表演的概念。
陈韵华（以下简称”CYH”）：你怎么决定要在台湾拍电影的呢？
刘慧伶（Nelicia Low，以下简称“NL”）：我接触台湾电影是透过编剧黄怡枚，《孤味》是他写的，这是部很谦虚的电影，就专注把一个故事讲好，很感动人。我第一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她在读二年级，她看到我的剧本之后，他说这是部家庭有关的故事，要不要在台湾拍？因为她那时候想要一些执行制片的经验，所以把我带过去。她一问我，我就说好啊，马上。在新加坡拍的话其实没有市场，而我在台湾开始拍片时第一次就觉得很顺，我觉得台湾人跟纽约那边有一点像，有事业但也有艺术，两者之间比较有平衡。
我第一部跟怡枚一起拍的那部电影的美术指导就是《刺心切骨》的美术指导，同一个人，从2014年第一次拍短片到现在长片都是同一个人，我觉得跟那边很有缘分。怡枚现在是Netflix 的Head of Content，Netflix的办公室在新加坡，他来新加坡的时候我笑死了。
CYH：波兰制片是怎么加入的呢？
NL：我们当时已经有新加坡、台湾的团队，然后去参加一个工作坊时，波兰的制片人看到我们的项目、觉得很好，问我们还缺少什么，我那时候刚好觉得需要找一个不是亚洲人、跟我距离比较远的摄影师，因为我觉得这样会带更多的角度进来这部片的创作，会有比较自由的艺术的创作方式，而波兰有很多著名的、很棒的摄影师，所以我们就面谈了大概30个摄影师，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每次zoom都大概三个小时，因为很想要找一个真的好的摄影师，而且默契和chemistry都要对。后来找到的Michal Dymek是2022年拍《EO》的那个摄影师，我们2020年见面的时候他才拍了一部长片，他是一个就是要把工作做好的那种态度，一开始行程一直配合不上，但是他很喜欢剧本，所以他说我们先在zoom见面吧，一见到就觉得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真的是最好的决定。
CYH：很多时候击剑的运镜真的拍得很好…
NL：因为我以前是选手，我不想让击剑的镜头失去原创性，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要拍宽银幕，要从客观角度看。其实我是选手，我觉得击剑其实看的是对手、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长多短，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从情感开始，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我哥哥的故事，我哥哥有自闭症，这部片最大的灵感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所以我从一个角色的立场开始，觉得这个故事是弟弟对哥哥的幻想，幻想、希望哥哥是这种人，其实事实是你不是。所以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梦开始，如何让这感觉是真假难辨的。
另外，弟弟一直在问哥哥：你到底是谁？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想法是，是不是应该要让摄影展现出很混乱的情形，例如使用大量摇动的镜头，但我后来觉得好像有点太多了。虽然我们后来在电影里也用了很多环绕的一些镜头，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简单一点，让我们在一个大特写里让两个兄弟互相凝望着观察著，这样我觉得好像比较对。我并不想客观地看著击剑这项运动，我觉得这样会变成运动片。
CYH：拍这部电影前是不是做了很多关于心里疾病的研究呢？
NL：那个启发点是当我2014年在台湾拍第一部短片的时候，发生了郑捷在台北捷运上砍杀人群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的新闻报道。当然他做的事情很恐怖，但给我留下很大的印象是，他的爸妈到街上求政府让郑捷快点处死，因为他们希望让他们的孩子赶快投胎成好人，而新闻报道里他弟弟则是哭着去警察局，把自己的鞋子给了哥哥，他一直说：我哥哥不会做这样的事。他的反应就让我想起我哥哥，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生了一个有这种自闭症或者其他疾病的儿子，你用的是成年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但是如果你是这个人的兄弟姐妹，你一生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你接触的一切世界，那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视角，你的成长过程就会完全不一样。我小时候跟我哥哥一直是手牵著手，我记得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我哥哥很爱我这个妹妹，所以他会牵着我的手，因为家里就我们两个小孩。后来我记得大概六岁的时候，因为我很叛逆，想要离家出走，我就问我哥：你要跟我一起走吗？他说：要。那我就开始收拾东西，然后我爸爸就走进我们房间，他说：你去哪里？我说：我跟哥哥要一起离开。我爸爸说，好啊，你去问他，所以我又问我哥哥：你要跟我去吗？他说：我要。然后我爸爸问：你真的要跟你妹妹去吗？他回答：不要。这是我第一次产生疑问，不懂为什么是这样，当时因为年纪很小，所以还没有办法真的理解这件事，后来长大了，我发现是我一直牵着他的手，而不是他牵著我的手，因为我怕他会消失，所以我才拉着他的手。其实自闭症的人不喜欢别人碰到他们的，但我们家人都很怕他会跑丢，因为他很喜欢到处乱跑，然后我当时学我爸爸妈妈，就是要一直拉着哥哥的手，不能让他走丢。
我看了很多美国连环杀人犯的资料，也跟佑宁看了泰德·邦迪的纪录片，他有一个很长期的女朋友，当时和这个女朋友还有女朋友的孩子一起住，这个女朋友后来出了一本书，最近也有个访谈，她最大的疑问是：他杀了这么多女人，为什么他没有杀我？泰德·邦迪被处死之前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女生，他说：我知道你一辈子会怀疑我对你的情感，但我希望你知道，我真的是爱你的。
因为我的电影是半自传式的，我创作哥哥的角色的时候就是去找我哥哥和这个角色的共同点，那就是，我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是个很难捉摸的人。然后其他东西就是用泰德·邦迪、其他的连环杀人犯的灵感连起来。我跟佑宁还一起练习怎么走路，如果你是一个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真实模样的人，你会观察著、慢慢地走路，跟弟弟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自信，你才会开始大摇大摆地走，所以这部电影祐宁走路的方式随著跟弟弟的情感而有所变化。
CYH：两个男生的演戏经验很不相同，你怎么调和他们之间的表演风格呢？
NL：当时是疫情期间，我隔离一出来就见到刘修甫了，他一走进来就那个感觉就很对，当然还要通过很多很多的面试，我面试他很久，因为他是新人，但他一进来我其实就知道是他。我很喜欢李安，他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他拍《色戒》的时候谈到汤唯是新人，而梁朝伟是很有经验的演员，如何调和他们两个人不同的表演经验的事。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像修甫这样的新人有一种新鲜感，而有才华的演员如果你真的要变成一个更好的演员的话，有一个很长的调整时期，需要学习如何维持那个新鲜感，同时又带入很多技巧。当一个新人跟一个很成熟的人一起演戏的时候，其实非常有火花，就像是丁宁和修甫这样。
后来找哥哥这个角色的演员找了很久，台湾的二十到三十岁的男演员其实有很多选择，我以为很容易，结果发现好难。祐宁很特别，作为一个演员，我觉得他什么都有，有才华、有深度、会活在一瞬间、有一种魅力，还有一些新鲜感，也有了一些经验，所以会比较稳定一些。祐宁试镜之前，他是唯一一个没有问我为什么哥哥会变成这样的演员，其他每一个演员都问了。这部片里其实他就是这样，而祐宁立刻就接受了哥哥这个角色，也有他个人的一些经验可以投入这个角色里。他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我把剧本里面一些东西拿掉，看看演员会不会掉进陷阱里，那一场第一次在超市的戏，真正的剧本写了哥哥看到弟弟时假装惊讶，那试镜的时候我把这个“假装”的句子拿掉了，每一个演员就直接就是演出真的惊讶，只有佑宁转头问我，导演，但我应该不是真的惊讶吧？他一讲这句话，我就知道是他了，我说，你好聪明。20到30岁的男生通常都觉得自己很厉害、很聪明，他是唯一一个跟我说：导演，第一次有人跟我讲我聪明。
还有一点是，这个角色是一个刻意不要让别人看到内心世界的人，而祐宁是一个很压抑的人，你不容易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他不是刻意的，他自然是这样 ，这一点利用在角色身上很自然。
CYH：看完电影之后观众对于结局有很多种讨论…
NL：写这个剧本大概写了五年，我是从结局开始写剧本的，这是我通常的写法。当时看到郑捷的事，想到我哥哥，然后我回哥大的时候就突然想到结局是什么了：哥哥做了可怕的事，而弟弟牺牲了自己、代替哥哥，整部片的过程就是怎么让角色达到那里。有些想法是，弟弟是因为爱而救的哥哥，但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比较深。刚开始弟弟一直想确定，哥哥到底爱我吗？哥哥你对我的情感是怎么样的？你故意杀了人吗？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但是到最后弟弟发现，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无论你是谁，我不能不爱你，这也是我自己同样了解到的，我对哥哥就是这样的，他对我的情感全是我自己编出来的，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对他的爱跟忠诚。写剧本的时候有很多人喜欢这个结局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表示剧本这样写是对的，通常我的电影的结局和角色的最后决定一开始只有我跟扮演主角的演员可以真正理解，其他人不太理解，其他人要看了电影之后才能理解。
我跟演员合作的时候，我是用Meisner和Stanislavsky这两种表演方法的融合，希望让演员可以活在一瞬间，同时可以带自己的个人经验进入，所以表演会变得比较真实，但是如果带入太多东西的话，对演员也会不健康。当我选角的时候，会跟演员聊天，也会听到有一些地方是很适合可以带进角色的。准备的时候就很密集地像是舞台剧一样排练了一到两个月，也跟林子恒一起合作排练，并让真正的击剑选手参加表演课。修甫作为演员最大的优点是活在一瞬间的那个感觉非常的强，如果你没有丢一个东西给他，或者你丢的东西不对，他都不会有那个的反应。也因为他是这样的，所以他在演最后一场戏的时候，我也通过他找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CYH：你哥哥看了你的电影有什么想法吗？
NL：我的家人都来了卡罗维发利的首映，我哥哥的自闭症比较严重，所以他不会了解的，他会看不懂的。但是其实电影里的所有的英文歌都是我哥哥最喜欢的歌，所以我才会把那些歌选进去，有些版权很难取得也很贵，我在信里也写了我哥哥自闭症的事情，希望版权方帮忙。我的爸妈看了很喜欢，之前一直没有太理解为什么女儿以前学习这么好会去当导演，我全部朋友都是律师跟医生，就我一个艺术家；新加坡没有艺术的，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在台湾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追求。
我从6岁想当导演，觉得是一种天职，可是我的父母不理解，但是后来看到我这么辛苦拍摄、做后期也慢慢开始理解。他们看电影的观点是很普通观众的那种眼神，如果他们喜欢的话，一般观众应该也会喜欢。
CYH：电影里有很多水的意象，从下雨到河流到各种水…
NL：对，很奇妙，我当时读很多那种连环杀人犯的故事的时候，水一直出现，泰德·邦迪的女朋友说，她记得有一次她跟泰德·邦迪一起划船，被泰德·邦迪推进河里，她在那边挣扎了很久才被泰德·邦迪救上来。另一件事是我读到一篇美国的文章，美国有一些学校试著帮助这些有精神病态倾向的孩子，其中有个爸爸很绝望，因为他的孩子杀了很多小动物、做了很多残忍的事情，有一次这个孩子的弟弟掉进游泳池里面，他们的爸爸看到这个孩子把弟弟拉了起来，他就想，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会有希望吗？第三个关于水的事情是我们2022年1月到3月在台湾拍摄的时候，只有两天不下雨，而且是80年来最冷的冬天，所以，这好像是老天爷要帮忙我们让水的感觉更深，增加了很多质感。
CYH：下一部电影也跟自己的故事相关吗？
NL：下部电影讲的是粤剧，我家人说的是广东话，我的名字刘慧伶的“伶”是名伶的“伶”，因为我妈妈很喜欢粤剧的演员，所以她取那个伶给我。因为粤剧演员以前都是全男或是全女，所以我想讲两个女伶的故事，一个演文武生，一个演花旦，是关于我自己拍《刺心切骨》的时候经过的很多困难，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么爱电影，是关于真的要成为艺术家必须对艺术的牺牲和难度，而另外一部分是讲这个女花旦在美国旧金山中国城，他的爸爸在美国有个美国华人的银行，希望他继承，所以是这两者之间的选择。这个故事跟我爸爸是有关系的，在拍《刺心切骨》之前，我爸爸一直以来的愿望也是希望我去接管他公司的生意，在正式拍摄之前两个礼拜，我真的很想放弃，就跟他说我回来接，因为那时候真的拍得很辛苦，就感觉很疯，我一辈子都无法想像我会讲出这句话，说我不想再拍了，我去你公司帮你工作，结果，我那个一辈子都希望我不当导演的爸爸跟我说，你要留下来，你一定要拍。下一部是讲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