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来，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去得最多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三峡，一个是汶川。地震是突发性事件，所以完成片陆续在最近两年集中出现；而移民是一个相对漫长的事件，所以作品在这十年中不断累积。
在三峡题材的纪录片中，获奖最多、最有影响的作品，应属李一凡和鄢雨拍摄的《淹没》。摄影机带着我们走入即将被淹没的重庆市奉节县——这是整个三峡工程中损失最大的古城，不仅是经济上，还有人文上。李一凡和鄢雨在2002年进入奉节，拍摄11个月，剪辑12个月，素材147个小时，成片143分钟。他们记录的是水位上涨前奉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即将离乡背井的人来说，生活是变形的，有着故乡被毁的痛苦，有着未来无着落的焦虑，以及损失得不到合理补偿的愤怒。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不幸的事也许就是被强行划为一类人，比如好端端的“奉节人”突然被称为“库区人”，而“库区人”的下一个名字就是“移民”，于是不得不接受放逐的命运。《淹没》就是记录一群接受放逐命运的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他们是忠厚的、务实的、小心翼翼的人群，有所抗争但并不激烈。坐在他们面前的干部，将文件背得滚瓜烂熟，解释得有理有据，再不行就把自己从官降格为人，对着一肚子苦水的百姓吐苦水。这个纪录片最好的地方，就是充分展现了移民过程中，做工作的干部和被做工作的百姓之间的角力。居民们对补偿款、拆迁款显然不满意，又要被卡来扣去，其中一位忍不住高呼：你们到底是移我们的民，还是做我们的生意？
有的人默默接受命运，走上镇政府摆下的舞台，摸一张纸片抓阄，来决定自己住在新县城新楼房的第几户、第几层；更无助的人就走到街头算上一卦，想看看财运在什么方向，但看来依旧解决不了向何处搬迁的茫然。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向海渔是老革命，靠在江边开的旅店过活，简陋的几间房，供挑担运输的“棒棒”们歇脚。现在，别说继续开旅店，连自己也将无家可归。摄影机跟随这位身体已经不便的老人攀上爬下，他想找一块新的栖身之处却不可得。和他一样的城镇贫民，在《淹没》中并不少见；更多人在政府提供住处之后要面临的，是在新环境中没有了旧活路；还有很多人，就像那些用苦力来存活的“棒棒”们，继续挑担，更加沉默。
承受着不应有的压力，人性的局限也在迫切需要抉择的时刻显现出来。李一凡和鄢雨记录了一个教堂内部陆续讨论拆迁事宜的整个过程。这也是一个信仰丧失的过程。为了一点点金钱利益而引发的计较、推托、争吵，神职人员毫无顾忌。在一番借着神的名义进行的讨价还价之后，教堂的山墙终于被一群工人拉倒，红色的十字架轰然倒塌。
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导演李一凡的阐述：“我更看重的是我们通过影像，记录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包括下层社会的整体利益，全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平，以及整个社会各阶层的相互信任的关系，等等）。
从本质讲，片子讲的淹没与物理意义无关。”《淹没》的开头，引用了诗人李白在奉节写下的诗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而在逐渐升级的拆迁过程中（从车拉肩挑的搬迁，到人工锤打的拆除，再到整楼的定向爆破），我们透过镜头看到的是诗意的毁灭——这不是士大夫的、知识分子的诗意，而是普通人的、日常的、千百年累积下来的诗意，毁于一旦。
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印象最强烈的可能就是那些爆破的场景，目睹着古城渐渐成为一片瓦砾。其中一个镜头，是爆破涌起的浓烟滚滚推向摄影机，直至吞没整个画面。这或许也是一种“诗意”，是“高峡出平湖”那样革命者的诗意。在这种诗意底下，是多少有名有姓的人，在经历人生未有的挣扎和痛苦。翻腾的烟雾还未消尽，吃苦力的劳动者就得冲到废墟上去，翻捡砖石和钢筋……
生活当然还要继续，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忘记过去。如果说《淹没》里面表现出对库区人民的悲悯，这种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悲悯。
（本文原刊于财新《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9期“纪录片”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