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片土地》（In the Land of Brothers，2024）
《同一片土地》（In the Land of Brothers，2024）有着对于因受侵略而逃往邻国“兄弟之地”伊朗的阿富汗难民的同情共感，用三段章节的叙事揭示这些难民因其外貌、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身份而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各种歧视，他们不仅在法律上不具有与伊朗人民平等的地位、不受政府保护，即使是二代和三代难民也在获得伊朗国籍和平等权利方面处处受到刁难。在这个离家如此近却完全排斥他们的土地上，他们被无情地排拒在外。
《同一片土地》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并在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进行欧洲首映。这是阿里雷扎·加塞米（Alireza Ghasemi）和拉哈·阿米尔法兹里（Raha Amirfazli）的长片首作，设计巧妙的剧本充满真情实感。电影三部曲的结构呈现了2003年、2013年和2023年阿富汗难民生活的片段，跨越了三个不同的季节，并从乡村过度到城市的空间。电影聚焦一个阿富汗难民的社区，最初片段中的青少年在后续情节中成长为成年人并步入老年；穆罕默德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和前途看好的木匠，每天都被迫面对警察的骚扰；莱拉，他的青梅竹马，长大成人之后为长居国外的富有伊朗人照看度假庄园，为了保护家人不得不撒一个弥天大谎；她的兄弟夸塞姆的儿子说自己在外工作，但其实并不是真的在那里。 这种共同的他者感在隐喻之中、在心理上弥漫，也是切肤的身体的感受，在在影响了这群难民与所处土地的具体关系。关于流离失所的电影在标题中反复出现“土地”和“兄弟”这样的词汇并非巧合，这些重要的概念被某些人珍视，却被其他人利用剥削；在第一个片段中，难民的身体领土被侵犯，而在第二个和第三个片段中，去世的难民的尸体无法在他们出生长大的土地上得到适当的安葬。
《同一片土地》涵盖了不同性别、年龄段和人生阶段的阿富汗难民所面临的广泛困境，代表了那些未被充分代表的人，并为那些被沉默的人发声。拉哈·阿米尔法兹里和阿里雷扎·加塞米的愿景由传奇性的伊朗剪辑师哈伊达·萨菲亚里编织在一起，人类情感和相遇的片段持续流动着，配上弗雷德里克·阿尔瓦雷斯极为感性的配乐，而法沙德·穆罕默迪的摄影准确地描绘了橙色调的青春暧昧、伊朗人和阿富汗人之间的视觉和空间隔阂，以及冷灰色调的官僚走廊。电影为阿富汗难民发声，并为在自己土地上或他人土地上被异化的人们同声共鸣。
拉哈·阿米尔法兹里和阿里雷扎·加塞米在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诚恳地谈论阿富汗难民社区、电影的制作过程以及他们因这部电影而自我流亡的经历。
陈韵华（以下简称“YHC”）：电影完成后，你们就不能回到伊朗了是吗？
Alireza Ghasemi（以下简称“AG”）： 是的。拍摄完成后，我们搬到巴黎进行后期制作，之后，拉哈去了纽约，她现在还在那儿，而我留在了巴黎。
YHC：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原因，让你们决定离开伊朗吗？
AG： 是的。
Raha Amirfazli（以下简称“RA”）： 嗯，严格来说，我们可以回伊朗，但如果回去的话，等待我们的将是未知的后果。
AG： 这些后果是如此模糊和巨大，以至于你无法预测它们，就像置身于迷雾之中，无法预见任何事情。
YHC：你们的合作是如何开始的？很有趣的是，你们的名字在导演和编剧列名的顺序在不同地方出现的时候是不同的顺序。
RA： 民主（笑）。
YHC：是否你们中的一个更多地参与了导演，而另一个更多地参与了编剧？
AG： 我们在不同的电影中有很多合作，我们都曾在对方的电影中出演，包括短片。后来我们共同编剧、导演并制作了一部短片，而这是我们共同制作的第一部长片，我们担任了制片人、编剧和导演。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互相询问谁希望先被列出，该如何安排我们的编剧和导演的名字，然后就决定了在不同地方调换顺序，如同你在IMDb上看到的那样。
RA： 我们两个人都同样参与导演和编剧。不是一个人更多写作，另一个人更多导演。我们一起完成这两项工作。
AG： 这是同步进行的，就像乒乓球比赛一样。我们中的一个人发起，另一个人回应，这种合作一直不断演变，我们一起分享经验和反馈，然后突然有人说，“好吧，让我们来做这个。” 感谢疫情期间的谷歌文档，我们通过它共享剧本、远程工作，并且做出评论和调整。
YHC：在开始写剧本之前，你们是如何研究这个社区的？
RA： 在选角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研究。我们听播客、读书、看新闻——所有我们能找到的资料。
AG： 还有一些纪录片。
RA： 对，我们仍在进行研究时就写出了剧本的第一版，然后开始选角。因为我们想要选非职业演员，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接触了很多哈扎拉社区的人，与社区里的人建立起联系，听取他们和他们家庭的故事。这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并为我们提供了发展剧本的想法。
YHC：你们在哈扎拉社区放映过这部电影吗？
AG： 还没有，但我们和很多阿富汗朋友分享了这部电影以获得反馈。我们希望能够向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全球的阿富汗侨民以及所有移民和外籍人士展示这部电影，影片中的他者感不仅仅关于难民，而是关于所有人，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抬头的今天，很多人都在经历“他者”的感觉。
RA： 我们希望能在伊朗向阿富汗难民放映这部电影，但我们必须等到电影节巡展结束。我们不能在伊朗合法上映，所以我们将利用流媒体平台或下载的方式让人们得以观看。
AG： 得益于科技，我们可以把电影放到线上平台，让伊朗的人们看到。
RA： 只有伊朗人民看到它，这部电影才会有所作用，希望人们看到这部电影并听到这些故事后，能够带来改变。
AG： 在伊朗大约有700万阿富汗难民，其中一半是拥有亚洲面孔特征的哈扎拉人，他们和伊朗人长得不同，所以遭受了最严重的歧视。让伊朗人能够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对此毫不知情，或者一直否认这种情况存在。
RA： 没有人谈论这件事。
AG： 人们常说伊朗社会中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没有时间讨论这个。但这不是一个好的借口。
YHC：你们选择了三个时间点：2003年、2013年和2023年。这些时刻如何与世界地缘政治相关？
RA： 从一开始，我们就想展示这种情况，从电影时间线开始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并将继续存在，除非我们都清醒过来并进行思考。我们把影片结构分成三个章节，说明尽管阿富汗在这些时期有不同的政府，但在伊朗的阿富汗人的情况并没有改变，甚至持续恶化，二代和三代移民既不被认为是伊朗人，也不被认为是阿富汗人，影片突出了这一持续的身份危机。
AG： 正是如此。那些回到阿富汗的人在那边被称为伊朗人，而他们在伊朗则被称为阿富汗人，这种情况反复发生。
YHC：你们是否感到自己因为电影而被迫自我流亡，与电影中的角色的被迫流亡有某种关于身份认同危机的联系呢？
AG： 是的，当我们开始制作这部电影时就意识到自己作为移民的经历很快会和电影中的角色相似，这让我们对他者感有了很多思考。社会经常会因为语言、外貌或宗教等差异而想办法将你排斥在外。
RA： 我真希望我们现在可以重写剧本，以我们现在对他者的理解再重写一次。
AG： 我觉得这应该成为一个纪录片。
RA： 关于我们自己？
AG： 对。
RA： 那就做吧。
AG： 可以做成DVD的惊喜版。
YHC：你们觉得为了电影而自我流亡是值得的吗？
AG： 这不仅仅是关于电影；我们与在伊朗的阿富汗社区有很深的联系，也看到他们并没有受到充分代表。审查制度阻止了他们拍电影，而我们作为电影专业的学生有能力去拍电影，它本可以是一本书，但我们做成了一部电影。这是值得的，因为电影可以在伊朗引发一波意识和争议。
RA：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我们相信讲述故事的真实性，即使这意味着要面对像监禁这样的后果。这故事需要真实地被讲述，而不是在电影、电视和文学中那种经过美化的版本。作为电影人，我们希望我们的故事尽可能接近现实，除非我们拍摄的是科幻片（笑）。
YHC：看电影时，我注意到剪辑的重要性，然后我看到你们的剪辑师是哈伊达·萨菲亚里。你们是如何说服她加入的？
AG： 哈伊达太棒了。她当时在阿斯加尔·法哈迪的最新电影《英雄》（A Hero）的片场，我们把剧本发给了她，她两天就看完了，然后带着饼干来到我们的办公室，祝贺我们。她很喜欢这个故事，想参与进来，这让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她是最重要而且最具创意的剪辑师之一，她完美地把握了电影的情感线条和章节之间的过渡，每天都带来新的想法挑战我们。
RA： 我从和她的合作中学到了很多关于电影制作和剪辑的知识，她太有才华了。
YHC：你们在开始拍摄电影时就想到音乐的选择吗？
RA： 阿里在拍电影之前就与我们的音乐人弗雷德里克·阿尔瓦雷斯有过互动，当我们开始考虑音乐时就想到了弗雷德里克，他根据剧本和场景制作了样本音乐，我们在拍摄现场使用了他的样本音乐，帮助演员进入角色。
AG： 我们和他进行了很多次讨论，解释了每个场景的关键情感——愤怒、怀疑、悲伤、焦虑，这些讨论帮助我们明确了愿景，让电影变得更加和谐。
YHC：你们怎么看待电影角色常常借助善意的谎言找到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AG： 作为伊朗人，我们过着双重生活，经常为了生存而撒谎，这种压力对难民来说更大。我们在故事中放大了自己的经历，阿富汗难民的生活面临更多挑战，所以需要更聪明的生存策略。
RA： 在伊朗电影中，阿富汗难民常常被不恰当地代表，不是被描绘成令人难堪的滑稽喜剧中的形象，就是在戏剧中作为被动人物出现。我们想创造坚强、积极的角色，他们知道如何生存和保护自己的家人，这种愿景对我们的故事讲述非常重要。
YHC：两个孩子练习英语时态的那一刻很有力量，对难民孩子来说，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
AG： 十年前，有一项法律允许即使是非法难民也能上学，但在那之前，他们是无法获得基础教育的，只能自己组织社区课程互相教授。教育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YHC：电影通过季节和空间变化来表现时间…
AG： 是的，我们想展示不同的自然景致以反映时间的变化。伊朗革命后，经历了两伊战争，然后是国家的快速重建，对比20年前的伊朗照片和今日，变化是巨大的，而我们用了不同的季节来表现这些几十年的差异。
YHC：拍摄听力有障碍的角色那部分是否很困难？
AG： 我们聘请了一位手语老师，由于疫情，通过Skype进行了课程，我们的演员与老师一起学习手语，我们协调了这些课程并进行了录制。
RA： 每次我们重写对话时，都需要重新解释。拍摄前两个月我们才能转为面对面的手语课程，但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过Skype进行的。
YHC：你们是如何与非职业演员合作的？
RA： 我们很幸运找到了一些有才华的非职业演员，他们的生活经历与角色很贴近。我们不喜欢从一开始就大量排练，相反，我们会与演员讨论剧本、讨论他们自己和我们自己，以建立信任和熟悉感，这帮助非职业演员对他们的角色产生信心和联系。职业演员自己也会这样做，但非职业演员需要这种共享的理解才能真实地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