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尔》（Tár，2022）的前十分钟里，你会感到评论家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的表现似乎比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更出色。他们坐在“纽约客”节（New Yorker Festival）的舞台上。戈普尼克扮演自己，作为一个放松且流畅的采访者。而他的采访对象——（虚构的）指挥家莉迪雅·塔尔（Lydia Tár）则显得表情僵硬且咄咄逼人，甚至略显做作。当戈普尼克讲述塔尔的诸多成就时，她的面容始终保持着一种虚伪的谦逊，而当她发言时，一系列听似优雅的妙语连珠则明显是精心编排过的：
“我们不称女性宇航员为‘宇航小妞’。”
“时间是解读的关键。”
“没有我你就无法开始。看，我启动了时钟。”
但布兰切特的表现恰到好处。她在这个场合上所做的正是天才们通常会做的事情：演戏。自我塑造，重复他们已经使用过多次的机智语句，假装考虑那些在他们自己内心中早已解决的问题。之后，天才们就回家了，回到了他们的幕后生活。
如果说这位天才是一位文化名人，那么幕后生活很可能比前台更加光鲜亮丽。崭新的Poggenpohl厨房、价值三万美元的沙发，以及巧妙隐藏在一整面无间隔墙壁中的保险箱。一个延伸整整一个城市街区的阁楼。这就是莉迪雅·塔尔（Lydia Tár）的生活。她的女儿佩特拉（Petra）在德国的一个中产阶级私立学校上学，而她的妻子香农（Sharon）则是塔尔自己担任首席指挥的柏林最负盛名的乐团中的第一小提琴。塔尔在城市里还有另一套公寓，以便在需要私人空间时使用。
文化名人收入颇丰。她们傲慢的态度和机智的妙语在各处都受到追捧——直到它们不再受欢迎。正如塔尔在第二天早上客座教习朱利亚音乐学院时所发现的。她那种魅力四射的孤独天才风格——曾让那些白发苍苍的观众倍感愉悦——在这里却遭遇了冷遇。此时塔尔面对的是另一个世代。这个世代说出“我对巴赫不太感兴趣”这样的话。这样的陈述无疑是为了激起这位中年文化名人的愤怒，而塔尔立刻上钩，开始了咄咄逼人的辩解，其中既有对敢于说出这种话的年轻人的高高在上的怜悯，也有对其群体的普遍蔑视。
这个年轻人名叫马克斯。他举止温和，脸庞甜美，为人坦诚，似乎并不想寻求对抗。当被问及对巴赫的看法时，他只是简单地回答。然而，在塔尔的口头攻击下，他试图捍卫自己的批评范畴：“说实话，作为一个有色人种的跨性别者，我觉得巴赫厌恶女性的生活让我无法认真对待他的音乐……”。战线此时拉开。马克斯是一片纯净的雪花（snowflake，意指更加脆弱或易受伤的年轻人）。而塔尔则是一个艺术怪才（Art Monster）。她还是一个（自称的）“U-Haul同性恋”（指倾向于长期伴侣关系的同性恋女性），但这一身份的特点显然对她的处境并没有太大帮助。在塔尔看来，时间是解读的关键，而如今二十多岁的人与五十多岁的人之间流逝的时间相差甚远。有时这种差距似乎从未如此之大。用叔本华的话来说——他在《塔尔》中多次被引用——每一代人都会将自己视野的局限误认为就是世界的局限。但当代际视野碰撞时，会发生什么？我们该如何回应？
正如我们在她的课堂上所了解到的，塔尔的方式是直接对抗。因为她和我一样都是X世代人[1]是指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出生的人。，而我们这代人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尽管我们喜欢热烈地谈论美学上的情感，但我们更倾向于鄙视个人情感（通过声称自己并没有情感）并喜欢践踏他人的感受。塔尔并没有考虑可爱的小马克斯可能有严重的焦虑问题——尽管我们观众肯定注意到他的膝盖在疯狂地颤动。这两者之间的权力差异意味着塔尔在柏林的餐桌上的咆哮可能会引起哄堂大笑，但在同龄人面前，一个年轻人的咆哮则是一种仪式上的羞辱。不过，塔尔也很混乱。从 “文化名人”到 “反面人物”的过程是漫长的，当你发现自己被下一代如此尖锐地重新评估和定义，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打破二十五年的玻璃天花板和艺术卓越难道一文不值吗？这足以让一个女孩陷入中年危机。
如果塔尔深吸一口气，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呢？比如邀请马克斯躺在钢琴下，让她演奏一些巴赫的乐曲，然后询问他对此体验的感受？接着或许他们可以互换位置，由马克斯来演奏，塔尔躺下来。她可以问他在考虑音乐的同时，思考创造这段音乐的人是什么感觉。一个A小调和弦能否是性别歧视的？一个个体真的能够在音乐的创作中独自承担责任吗？然而，塔尔却高高在上地发表了一番熟悉的言辞：
“很不幸，你灵魂的缔造者似乎是社交媒体。如果你想跳这场假面舞会，你必须为作曲家服务……事实上，你必须站在公众和上帝面前，抹去自己。”
我们这一代塔尔能够迅速抨击那些我们称之为（在他们背后）“年轻人”的人，但就我而言，像“乔叟是性别歧视者”或“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种族主义者”这样的言论反而让我感到非常不安。不是因为我看不出这两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而是因为我属于那个唯一真正的信条是：“这有意思吗？”的那一代。这一广泛范畴可以轻易地容纳丑恶和缺陷，并不是因为你个人同意这些，而是因为它们具有被分析的潜力，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相对而言，如果你是在网络环境中成长的，个人的负面特质则立即使其失去了资格。“诉诸人身”（ad hominem，“对人不对事”）这一短语已经过时，几乎难以理解。一场针对一个人的论证，而不是针对他坚持的立场？在网络上，一个人就是他们所坚持的立场，反之亦然。观点即身份，身份即观点。取消关注！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对于生来就有这种感觉的人来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显得愚蠢且危险。因此，马克斯和塔尔之间真的无法产生共鸣。每一代人对上一代人触发点的直觉都是如此精确，这几乎显得滑稽。对那些吃着爆米花的婴儿潮一代[2]通常指1946年至1964年之間出生的一代人，當時正值20世紀中期的嬰兒潮時期。来说，他们就像许多父母和孩子，在雅各布和天使的斗争中，双方都不肯让步。然而，如果我们拒绝放手，直到双方达成某种相互祝福的协议呢？
“你真是个婊子，”马克斯对塔尔说道。
“而你是个机器人！”塔尔回应马克斯。
在经历了与年轻人斗智斗勇漫长的一天后，她乘头等舱回到了柏林的家中。塔尔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妻子的怀抱里。脱离工作状态后的她穿着棒球帽和羊绒衣，依旧魅力四射，相比之下，低调的香农则显得对她略带敬畏。我们当然对这段婚姻充满好奇，但在这段不景气的年代，我们对他们家庭中的摆设更感兴趣。镜头带领我们参观了家里的摆设，精确地按照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风格排列，同时却使用了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式的温和的欧洲色调。蓝色布面精装而成的乐谱井然有序，书脊完整无缺。一尘不染的书架。一架金光闪闪的三角钢琴。
但我们应该对这位丑闻缠身却又保持成功的塔尔感到一点可怜吗？她在舞台上的冷若冰霜似乎渗透进了她在后台的人际关系中。甚至她的女儿也称她为莉迪雅。或者也许只是因为她的家人根本没有怎么见到她。文化名人出行频繁。在他们短暂的归家时光里，他们还是有很多早餐和午餐会议，并以连续三天将孩子送去上学引以为傲。在工作和会议的间隙，他们会努力倾听那位忍辱负重的个人助理向他们传达的信息：
助理：我又收到了克里斯塔发来的一封奇怪的邮件。我该如何回复？
塔尔：不用回复。
助手：这封邮件感觉特别绝望。
塔尔：希望是最后消亡的。
希望是最后消亡的（Hope dies last）。德国人总是有最好的成语。美国人更喜欢“永远有希望！”虽然这句话听起来令人振奋，但显然并不真实。一切都有结束的时候，包括希望。但此时此刻我们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结局有多糟糕，克里斯塔是谁，她与塔尔之间发生了什么，或者谁才是有罪的一方。我们正坐在塔尔的混合动力车里，看着她载着佩特拉去她那所高级学校。佩特拉被班上的同学欺负，而塔尔则准备过去做一位直升机父母[3]helicopter parent,是指过分介入儿女生活，保护或是干预其生活的父母，因为类似直升机一样的盘旋在儿女身边，故称为直升机父母。。在路上，塔尔和佩特拉朗诵了《谁杀了公鸡罗宾？》（“Who Killed Cock Robin?”）——那首关于罪责归属的老童谣：
“谁来敲钟？” “我来，”公牛说，“因为我能拉，我来敲钟。”
在学校操场上，佩特拉指着那个惹事的八岁女孩给塔尔看，塔尔走过去，弯下腰与她平视，介绍自己说，“我是佩特拉的父亲”，然后开始说：
“我知道你对她做了什么。如果你再这样做，你知道我会怎样吗？我会报复你的。而且如果你告诉任何大人我刚才说过的话，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因为我是一位大人。但你需要相信我：我会报复你。记住这一点，约翰娜：上帝在注视着我们所有人。”
真是震撼人心的一幕！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以世界末日为目标的末日反派，但很久没有在电影中看到一个普通罪人的真实写照了。这让我想起香农·奥尔兹（Sharon Olds）那首非同寻常的诗歌《扣环》（The Clasp），诗中一个女人对她四岁的女儿很生气，紧紧地抓住孩子的手腕：
“她摇了摇头，仿佛是在确认这是谁，
然后看着我，看到了我——
是的，这就是她的
妈妈，
她的妈妈正在这样做。她那深邃
而黑暗的眼睛看向我，
她认识我，在那一刻的震惊中
她领悟了这一切。这是她的
母亲，是她最爱的两个人、
爱她最多的两个人之一
接近爱的源头
便是这一刻。”
通过一幕幕的场景，我们逐渐了解了塔尔，就像诗人的女儿“了解”她的母亲一样——而我们所了解到的很多东西是令人畏惧的。如果可怜的小约翰娜将莉迪雅·塔尔误认是全能的上帝，她并不是完全偏离了事实。指挥家如同神明。“没有我你无法开始。”他们是音乐的第一因。但作为神和艺术家——作为任何事物的第一因——的女性仍然是一个棘手的命题，尤其是在近来的独立电影中，似乎特别如此。在多厅影院里，超级女英雄们忙于展现她们备受赞誉的二头肌，但在艺术影院里，“独立女性”的概念却正遭受着一些叙事上的被动攻击。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2021）中，一位X世代的漫画小说家得了末期癌症，以抵消他前女友/缪斯自己成为艺术家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在《悲情三角》（Triangle of Sadness，2022）中，模特行业被象征性地负载着后期资本主义的诸多罪恶——也许因为这是少数几个女性作为一切根本原因的行业之一。
但是，塔尔完全不像那些电影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她更具不稳定性和激进性：一个处于危机中的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危机！是地球上最不时尚的危机：中年危机。我所写的并不是借口或解释，而仅仅是诊断。在任何人的生命中，都存在几个相互重叠的危机，包括政治与集体的、个体与代际的。当然，我们可以在哲学和政治上不认同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但我认为无法否认它们的同时存在。然而，当我们年轻时，中年危机看起来是多么荒谬啊？可悲！这些人怎么了？
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即将死去，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对于X世代人来说，也许是因为我们时代的终结和时代的终结本身在我们的脑海中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所以我们似乎对这一令人震惊的启示既耿耿于怀，又同仇敌忾。我们腰酸背痛，孩子们再也不喜欢巴赫了，而海平面正在上升！正如孩子们自己所说的那样，这很严重。当然应该有人为这场世界末日与我们自身文化和身体衰退之间的可怕碰撞负责——但应该是谁呢？千禧一代？Z世代？公鸡罗宾？在《塔尔》中，X世代对于因果关系的混淆有时表述得过于直白。我们看到了塔尔与马克斯之间那熟悉的文化战争。我们看到塔尔大声质疑叔本华是否还能被认真对待，因为他曾把自己的妻子推下楼梯。
但是，当《塔尔》通过其它更具电影性的方式来传达存在主义的恐惧时，它的表现最为强烈。当塔尔在柏林的树林中慢跑时，听到某个地方传来年轻女性的尖叫声，她停下脚步，脸上露出心虚和恐慌的神情，但却无法确定声音的来源。谁在受苦？谁该为此负责？当然不是莉迪雅·塔尔吧？显然，叔本华通过一个人对“噪音的敏感度”来衡量其智力；这是一位同事在一次会议上这样告诉她的。在公寓里，她夜里被无法识别的奇怪噪音惊醒。是冰箱吗？空调吗？在她昂贵的房子被拆毁后，她在保险柜里发现了一个滴答作响的节拍器。滴答作响，就像倒计时一样。塔尔确实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性，但她的敏感度在某些方面受到了限制。是的，对我们的莉迪雅而言，时间（几乎）到了。钟声已然敲响，为她而鸣。
但像任何反派一样，她试图掩盖自己的痕迹。我们看到她给音乐界的每一个熟人发邮件，警告他们一个名叫克里斯塔·泰勒（Krista Taylor）的情绪不稳定的年轻女人可能正在散步关于她的不实谣言。然后，她检查推特，看看这些谣言是否已经传播开来。我们开始了解事情的真相。克里斯塔是一位年轻的有抱负的指挥家。塔尔是她的导师。同时也是她（秘密）的情人——虽然仅仅是短暂的。因为塔尔正是那种被青春和稚嫩所吸引的中年人，他们喜欢被人崇拜，但可能对长时间停留以“教导”对方并不热衷。我们从未见过克里斯塔，但通过她发给塔尔助理的许多恳求邮件的片段，我们了解到这段对克里斯塔产生了巨大冲击的恋情，在她的老情人眼中几乎毫无波澜。如今，克里斯塔既无法重获塔尔的青睐，也无法在音乐界中有所发展。但对塔尔而言，这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她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转移注意力的事物。
在工作场所的洗手间里，塔尔注意到了一位年轻性感的女大提琴手奥尔加（Olga），后来她又在“盲选”中乐团指挥用来保护匿名参与者的屏风下方认出了这位年轻女性的鞋子。接下来，我们发现塔尔已将奥尔加纳入她的乐团。随后，她决定在节目中添加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 Elgar’s Cello Concerto），并让这位新来的女孩代替第一大提琴手演奏这首著名的独奏曲。这一举动反过来让她能够在城里的公寓里与奥尔加组织一系列一对一的排练……有一个词可以形容这种行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将人视为工具，把他们当作手段而非目的。为了满足你自己的欲望，或是你享受自己的权利感，或者仅仅是因为你可以这么做（在某个时刻——在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塔尔在试图逼迫一位同事辞去工作时，从他的桌子上偷走了一支铅笔，并在背后藏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理由。）。
有趣的是，塔尔在道德领域滥用权力的行为暴露了她自己的美学观。在与马克斯争论时，她自身高雅的审美情趣意味着一切，但随着她与奥尔加开始新的调情，她就没那么挑剔了。奥尔加没有喜欢的埃尔加的录音，或者她只是通过在YouTube上观看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的演奏才知道这首曲子，这些都无关紧要。对于塔尔来说，这是为艺术而艺术，直到它不是艺术。直到欲望妨碍了艺术。
为什么一些年长的人会被年轻人和缺乏经验所吸引呢？当年龄和艰难经历敲响塔尔的门时，我们得到了一个潜在的答案。在她公寓的门口，站着她的邻居：一位衣衫不整、痛苦不堪、精神明显不佳的中年妇女，她迫切需要塔尔的帮助。这个女人正在照顾她生病的姐姐，而她看上去更为卑微和无助，塔尔不得不目睹了她邻居姐姐的样子：半裸着身体，浑身是血，刚摔倒在地。老妇人紧紧抱住塔尔，而塔尔惊恐地后退，匆忙跑回自己精心维护的公寓，用电动淋浴冲洗身上的污渍。随后，当老女人被救护人员带出大楼送往疗养院，以便她的年轻亲属能够出售公寓时，塔尔则变成了人性卑微的典型，她蜷缩在走廊里，被这衰老的幽灵吓得不轻。在这一刻，她与莉迪雅·塔尔相去甚远，后者是一位老练、淡然的文化名人，她会说：“升华你自己，你的自我，当然还有你的身份！”或者“他们不能都能干这事，亲爱的，这不是民主。”她每天坚持慢跑以阻止中年发福，威胁孩子们，丝毫没有恐惧或自我怀疑，丝甚至在可怜的被遗弃者克里斯塔失去希望自杀时也没有。甚至在乐团的董事会建议塔尔去找律师时，她也毫不畏惧。
老了就像吸血鬼一样。老年人聚敛资源。他们利用地位、权力以及青春本身来转移对不可避免的衰老的注意。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指控总是正确的。婴儿潮一代对“最伟大的一代”的评价（“受过创伤，情感发育不良”）是正确的；我们对婴儿潮一代的看法也是正确的（“虚荣的伪君子”）；千禧一代对我们的也是正确的（“不着边际，政治上愚不可及”）。然而，人们不禁要想，那些似乎被冠以“青春”身份的这些千禧一代，现在将如何应对即将失去的青春。到目前为止，当谈到代际斗争时，他们对任何事情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因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唯独缺少关于时间和时间流逝的一个重要数据：时间的感觉。
当然并不是每个步入中年的人都会经历危机，或在中年时期操控年轻人，或驱使任何人自杀。但优秀的电影并不是关于“每个人”。它们关乎特定的某个人，而布兰切特对莉迪雅·塔尔的刻画如此全面，维度如此多元，且极具真实性，以至于超越了影片最具程序性的意图，据说让许多年轻人开始谷歌搜索：“莉迪雅·塔尔是真实的人吗？”在算法看来她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人，但在我看来，她确实存在。她清晰地捕捉到了掠食者的自怜、掠食者的虚荣以及掠食者的自恋，在一个非凡的场景中，她甚至化身为掠食行为本身。
这一切发生在她与奥尔加的一次私人排练之后——排练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性关系——塔尔正送奥尔加回家，但是，奥尔加把她的吉祥物小泰迪熊落在了塔尔的车上，塔尔意识到后，立刻试图抓住机会，匆匆追赶奥尔加，结果发现小巷子通向一个肮脏、潮湿、卑微的公寓大楼，与塔尔真正的住所环境相差甚远。奥尔加不见了踪影，塔尔也找不到正确的门。现在她身处一处荒凉阴暗的内院。突然间一片漆黑。只有水滴落的声音。我以前从不认为布兰切特有一张掠食者的脸，但穿行在这个滴水的、如塔可夫斯基式的荒原中，拥有高耸颧骨的她，简直就像一只美洲豹——而此时她又遭遇了另一位掠食者：一只躲在阴影中对她狂吠的大猎犬，这可是库布里克式的威胁象征。她奔跑着，摔倒在水泥地上，她那张美丽的脸受了伤。但是那条狗并没有攻击她。没有人攻击她。然而她回家后，告诉她的妻子和女儿她被抢劫了。
佩特拉看着母亲淤青且受伤的脸，心如刀绞地对她说：“你是我认识的最美丽的人。”抱歉，佩特拉，我们不敢苟同。但莉迪雅·塔尔真的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吗？当佩特拉在睡前请求母亲握住她的脚帮助她入睡时，塔尔温柔地握住那双小脚的脚跟，而此时我们已知道，塔尔自己的致命弱点并不是爱，确切的说，也不是欲望，而是一种强烈的自尊。当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千禧一代为了博取同情而编造抢劫事件时[4]这种最著名的案例可能是2019年针对演员贾斯·斯莫利特（Jussie Smollett）所称的“staged attack”（伪造攻击），塔尔的目的是进一步证明她是一个艺术怪才，她拒绝经历任何创伤。（“你应该看看另一个家伙，”她对她的管弦乐队说。）每一代人都有其富有成效和破坏性的自我塑造叙事。X世代对情感复原力的追求无疑发挥了其效用——对于懒人来说，我们确实完成了不少工作！——但同时也付出了隐性代价。当小西科尼（Miss Ciccone）变成麦当娜（Madonna）时，有多少亲密伤害被转移或压抑了？当纳尔逊先生（Mr. Nelson）变成王子（Prince）时呢？当来自斯塔滕岛的琳达（Linda）将自己重塑为文化名人莉迪雅·塔尔时呢？
我有一种感觉，每一代人大约都有两到三个伟大的想法和十多个糟糕的想法。例如，X世代推动了一个好主意，即应鼓励男性全心全意参与自己孩子的抚养工作。此外：爱绝对是爱。我们认为艺术大师（如巴赫）是有限的（就像所有人一样），但艺术作品本身（如《哥德堡变奏曲》）是无限的——它们是无限游戏和无尽重新诠释的场所，既属于接受者，也属于创作者。相信这一点使许多贪婪的艺术怪才消费了大量艺术作品，并且也创造了很多艺术（我们继承并改编了这个思想，来源于一群杂乱无章的后结构主义法国婴儿潮一代的著作。）。但“没有人应该为互联网上的任何东西付费”这个主张显然还需要更多的讨论，而显然名气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拯救地球才是。
一些代际认知是改变世界、持久存在的。它们几乎被普遍接受，并被载入法律和习俗中（比如《世界人权宣言》第4条：“任何人不得被迫为奴或奴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以任何形式均应被禁止。”）。也有部分同样被载入，但却遭到了普遍性的忽视（《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任何人不得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能将其伦理观念写入法律的一代人理应感到自豪。（尽管历史证明，单靠一代人的力量很少足以实现这种真正的彻底变革。跨越时代的代际合作至关重要。）
目前并没有法律规定“中年人不得将任何年轻人作为作为性或其它方面的工具或手段。”但作为一项道德要求，这是当代人的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如果塔尔能够遵守这一点，从伦理上讲是件好事。（但这会使影片的趣味性大打折扣。）然而，她却执迷不悟。在遭受“攻击”后受伤后，塔尔去看医生，她将医生的诊断误以为是“怀旧美学”（nostalgia aesthetica）。（实际诊断是“感觉异常性背痛”［notalgia paresthetica］。）是的，X世代确实会受到审美怀旧症状的困扰，这种症状本身也有其用途和弊端。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它有时使我们能够制作像《塔尔》这样暗示塔可夫斯基的迷人电影。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我们往往过于关注美学而忽视了其它一切，以致于将审美失败（创作出糟糕的艺术作品）或声誉损害（在文化领域）与死亡本身混为一谈。
塔尔也是如此。与她在克里斯塔之死中可能扮演的任何角色相比，她更关心自己名誉的消亡。她的自爱是恶毒的，也是灾难性的。但由于这是一次中年危机，她并没有改变方向，即使与克里斯塔的关系公开后——声誉的死亡风暴席卷而来——她还是不明智地前往纽约发表演讲，并带上了奥尔加。奥尔加则在塔尔的活动中邂逅了一位可爱的适龄男士，并与他共度良宵。(事实上，奥尔加完全没有意识到塔尔对她的性趣，这为本片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塔尔独自留在她豪华的酒店里。中年危机无非是多了些妄想。随后，塔尔别无选择，只能回归到过去，回到斯塔滕岛的童年家。我们发现她身处旧卧室，自怨自艾地看着关于莱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最伟大的一代人”的其中一员）谈论音乐的VHS带：“音乐能够让你产生各种各样的感觉，毫无边际！而其中一些感觉是如此特别，如此深刻，以至于无法用言语描述。”
出门时，塔尔在楼梯上撞见了她的兄弟。他看上去并不像个文化名人；他的穿着更像是一个手工匠人。他同情地看着这位名声在外的姐姐，提出了一个新的诊断：“你似乎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他错了：塔尔要回家了，准备面对现实。关于她和一位年轻大提琴手进入纽约酒店的照片在推特上传得沸沸扬扬；在公众眼中，她的“行为模式”已经成立。在柏林，她的妻子香农正在等待听到关于克里斯塔、关于奥尔加、关于一切的真相：“因为我应该知道。这是规则。”
每一代人都会制定新的规则。每一代人都会面对人类动物持续存在的伦理失败。尽管我们的情感生活中可能没有永久性的变革，但我们可以不断地重构、创造新的语言和法律，来命名和/或惩罚我们倾向于互相伤害的方式，这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是前一代人可以提供的服务。当香农指责塔尔在利用她时，塔尔回应：“把我们的关系定义为交易关系是多么残酷！”这无疑是气灯效应的一个例子，而且如果没有千禧一代的解释，我怎么会知道呢？同样，当香农反击说：“你只有一段关系不是交易关系，她就睡在隔壁房间！”——这就是典型的X世代的内疚情感勒索（Guilt tripping），半斤八两。
当我看到《塔尔》的海报时（布兰切特从下方拍摄，双臂展开指挥着，宛如十字架上的基督）我就知道我会想要写关于它的东西，但电影还没有正式上映，所以焦点影视公司邀请我去观看一场放映，地点是在谷歌位于伦敦的总部，这个伟大的万象量化者。作为一个坚定的X世代，我过于偏爱自己的审美反应，所以我在没有使用该公司的搜索引擎、没有阅读关于这部电影的任何文字——没有采访，没有热议或反驳——的情况下就走进了这部电影。因此，当片尾字幕滚动时，我感到非常困惑，内心充满了我尚未能用言语表达的情感（尚未能找到合适的措辞）。后来，我向一些美国朋友发信息，他们开始告诉我关于这部电影在网上形成的普遍共识，以及正在进行的各种支持和反对的论点，但在他们的讨论深入之前，我请他们停下来。“像面对王子一样站在画作面前，”叔本华提议。“等待看看它是否发声，以及它将说些什么。”这或许不是特别民主的一条建议，但对我而言，它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女性的雄心和欲望必须是可怕的？为什么要选择一位女性来扮演这种怪物，而她的恶行在男性中是如此普遍？或者，反过来说：女性现在能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怪物化，这难道不好吗？我认为这些问题并非毫无价值，但我注意到这样的成型论点在没有任何特定角色或电影的情况下独立存在。它们似乎无法准确捕捉到莉迪雅·塔尔偷那支铅笔、阴影般笼罩在一个八岁孩子头顶、或者她经历狂躁发作时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拉手风琴、唱着“你们都要下地狱”的那种喜剧特质。（名誉受损也许不代表死亡本身，但它肯定会让人感觉自尊心崩溃，甚至让你的脑袋崩溃。）而且，它们根本无法解释或量化片尾附近的美丽场景：塔尔为了寻求救赎，前往东南亚的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站在瀑布里，透过水幕，默默地看着一对幸福的年轻情侣亲吻。
自从我们“了解”塔尔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她最终被剥得精光，没有理论，没有辩护。没有预先编制的论点，没有机智的妙语。她只能像年轻人说的那样“坐着感受”。她老了，而他们则还年轻。她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救赎。没有可说的或可做的，只有去感受。在这个实证主义的世界里——我们在谷歌的朋友已经索引了所有的情况——我多么珍视任何能够保留沉默或承认极限的艺术作品！那些指向人类动物“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某些方面的作品。
对于那些仅以这种方式评判艺术的人来说，《塔尔》可能感觉在政治上不够充分，但我认为这部作品在存在主义上极为丰富。而我们当中那些希望反派得到应有惩罚的人大可不必担心失望。在最后一个纯粹幸灾乐祸的场景中，我们看到塔尔再次指挥着一支看似伟大的管弦乐队。但随后镜头转向观众：她正在某种动漫展式的音乐节上指挥电影音乐，面对着挤满身着角色扮演服装和超级英雄套装的观众。塔尔已经被降级到庸俗的境地，这是文化阶梯上最低的层级，这必然意味着她被迫屈从于一种经济需要，牺牲了自己的良好品味和精致的审美情感，也就是说，她“出卖了自己”。对于塔尔这一代的女性来说——相信我，这是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
｜原文出自《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23年1月19日刊 P12-15，原文题目为：The Instrumentalist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