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編排／SAMMAX
批判銀幕暴力的《大快人心》(Funny Games, 1997)在當年坎城影展引起一陣小騷動，不過許多影評和藝術片的觀眾認為他們並不需要這樣的提醒，導演麥可漢內克(Michael Haneke)也直言，《大快人心》是給消費暴力的觀眾看的，還特別針對是美國觀眾，甚至稱呼這是部反昆汀塔倫提諾(anti-Tarantio)的電影(有趣的是，《大快人心》和《霸道橫行》(Reservoir Dogs, 1992)是當時唯二兩部在坎城影展被貼上紅色警告標記的影片)。不過當《大快人心》在美國上映時，卻只有區區六千名觀眾。這或許就不難想見為何在十年後，漢內克要跑到美國去重拍《大快人心》，還找來國際知名的娜歐蜜華茲(Naomi Watts)和提姆羅素(Tim Roth)演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漢內克曾指出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的《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 1971)是一次失策，因為片中的暴力行為太特殊、太風格化，反倒讓觀眾崇拜起這些暴力來，而這個絕對不是庫柏力克想要的。不過仔細想想，形式相當特別的《大快人心》似乎也一定程度冒著這樣的風險。
以下是Sight & Sound四月號針對重拍的《大劊人心》(Funny Games, 2007)所作的專訪：
S&S：你認為自原作《大快人心》放映後這十年來，電影、還有特別是對電影中暴力的態度是否有了改變？
M.H.：一點都沒有變。媒體繼續變得越來越糟。如果有什麼不一樣的話，就是現在的電影反而比十年前更變本加厲，這也是我想不做任何更動進行重拍的原因。最近有越來越多人用暴力的手法來表現，就如同是在使用日常生活用品一般。
S&S：新舊兩個版本最主要的不同在哪？
M.H.：這很難說，而且我一向不隨便對自己的影片作評論。當然啦，演員陣容來自非常不同的背景，跟美國片比起來，在德語片中，整個表演形式是比較戲劇化、不自然的。此外，每個演員對角色都會有自己的詮釋，就像是在劇場一樣，就算製作概念不變，每次演出都會有不同的呈現結果。
S&S：演員有爲了準備這部電影而去觀看你原來的版本嗎？還有會不會因為有前作的關係而感到壓力？
M.H.：他們全部都看了一遍，因為他們想知道他們要處理的是什麼東西，但我建議他們不要回頭再看一次，以免會想要模仿或是刻意作出相反的表演。這兩種情況都是我不想見到的，因為我希望他們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詮釋。
S&S：你在演員間有令人畏懼的名聲，例如扮演其中一名暴徒的布萊迪科貝特(Brady Corbet)曾形容你是「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你同意嗎？
M.H.：演員很明顯地習慣在排演中一起嘗試許多事情，但不管是我在拍攝電影時，或是做一些我之前沒做過的事，我完全知道我想要怎麼做，這對某些人來說是非常討人厭的。在排演的時候我能說的只有「咖啡放在這，刀子放在它旁邊」像這樣技術性的東西。但是劇本其實已經告訴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所以我們也就沒有討論了。娜歐蜜華茲(Naomi Watts)一開始以為我會這樣是因為我們是在做重拍，不過一但她明白了我的作風，一切就都沒問題了。如果選角正確的話，演員只需要對狀況作出反應就好，而這樣應該會很順利才對。遇到行不通的時候，由我說的算。
S&S：你曾經到法國工作，不過這是你第一次在美國拍片，不僅是在大公司還是以英語發音，而且《大劊人心》本身是一部對好萊塢類型片充滿批判的電影，對此你有什麼經驗談？
M.H.：很糟，非常的糟。這是一個臃腫可怕的製作團隊，有太多不必要的人，他們工作速度緩慢而且還心不甘情不願。我有八週半的拍攝時間表，但卻得設法解決一堆麻煩才把電影如期完成。在奧地利，我可以很輕易的在六週內完成拍攝。這次的拍攝過程困難、笨拙到難以想像，把我整個人都累壞了。
我跟演員之間還有其他額外的麻煩，因為我的英文沒有那麼好，所以無法正確地表達我的意思，也沒辦法完全理解他們想向我解釋什麼。我很努力試著不要透過翻譯，可是當我沒有足夠的字彙的話就不可避免要藉助翻譯了。
S&S：你現在的計畫是？
M.H.：我現在正在準備《The White Tape》，是我這十年來第一部德語片。背景設定在1913年到1914間的德國北部郊區，是關於在納粹時期成長那個世代的教育。
S&S：好萊塢已經在討論重拍你的另一部片《隱藏攝影機》(Hidden, 2005)，由朗霍華(Ron Howard)執導。你有以任何形式參與其中嗎？
M.H.：到目前為止他們只提出劇本的版權，他們正在將故事翻譯到美國，而我可以從中賺點錢，這就是目前的情況。我非常擔心要在其中參與一角，雖然說如果電影真的製作出來了，人們會比較前後兩個版本，但這真的會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