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曹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领域首席记者、戏剧与影视学博士
曹岩（以下简称“曹”）：姜导您好，能看出来这部电影的喜剧元素还是很充分的，但超出我的观影预想的是，整个观影过程中我流了很多的眼泪，其实不只是我，很多观众都有这样的感受，在笑里哭。作为导演，您觉得我们这些观众为什么会被戳中？
姜文（以下简称“姜”）：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其实我也是先被戳中了，才想拍这样一部电影。因为在我看了他们俩（郎朗和他父亲）的事儿和书，包括我长到今天，在陪伴我儿子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以前体会不到的东西。这里边当然有很多笑的地方，但是，它也的确有很多戳中你、让你柔软的地方。而这个是我以前拍电影的时候不怎么去捕捉的。
我以前的电影你可能也能感觉到，就是回避情感的表达。这部电影我觉得不能回避，它是回避不了的。这部电影展示的可以说是长辈和孩子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人和人的关系。这也是我成长以后要拍的东西，正好是他们俩的故事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实在的，我自己看的时候也有你这种感受。只是我不想让大家看见。我老躲着，我看忍不住泪了，我就先出去了，我怕自己的泪水出来被看到，挺不好意思的。我是一个不爱感动的人，我也不爱让人看见我有什么感动的表情。
当然了，这里边有很多笑的地方，我拍的电影里边，很多电影都有笑，甚至超过那些所谓喜剧的笑声。我记得《让子弹飞》首映的时候，葛优直犯懵，说他们为什么都在笑啊？我说那不该笑吗？他说笑的有点儿多呀，我说那多少算多、多少算不多？他说这好像比喜剧还多。我说那就让大家笑呗，笑开心了再说，所以有人把《让子弹飞》叫做“硬派喜剧”，因为它不是故意要逗人去笑的，有很多男人之间的争斗，居然还有那么多喜剧的效果。我认为生活就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笑声，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有很多笑。当然也会有很多你被戳中的电影，或者是电影中被戳中的地方，我自己也一样，虽然是我拍的，但我仍然有你那种感受。
曹：既没有逗着谁笑，也没有逗着谁哭，这是您对于情感的一种处理方式吗？
姜：是，都不是故意要去那么操作的，但观众就会笑，就会动情。长辈和小一辈，特别是父母和孩子，就是在这样有眼泪有笑声中互相陪伴过来的，要不就不叫陪伴。陪伴的结果是彼此成长。当我们从电影里能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认为是挺美妙的一件事。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这部电影的节奏，包括它本身的音乐，会让人感觉到很昂扬，就像有人说，这是一个用钢琴替换了枪炮的《让子弹飞》，我说可以这么说，我不反对。
你感受到的里边很多情感的表达，其实是得益于我以往在情感表达方面的节制。在我看来有一些电影的表达是“滥情”的，就是它运作出一种情感来，可能也能调动你的情感，但是太“手段感”了，我拒绝这样的表达。
曹：时隔七年，为什么会动意这样一个创作？
姜：我其实认识郎朗，也认识他爸，之前我还真没想说他们俩能拍一电影。这说实话，我没这么想过。我跟现在很多观众的反应是一样的，我说啊？他俩能拍电影吗？琴童？这怎么拍啊？拍出来可能是挺苦的一事儿，这有什么好拍的呀？后来，我慢慢开始有点儿明白，我说对呀，这是一部好电影啊。它能讲出一个超过很多人想象的故事，而且并不是一个小故事，是能让很多人在里边找到自己的一个故事。所以当现在很多人在说，诶，这题材有什么好拍的？我非常理解他们这么想，因为我在三年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认为越是这样的东西越有意思，就是你认为这好像没什么可拍的，但是能拍得特别好，这才有意思。所以这个过程、这三年，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锤炼。
曹：对于您来讲，能不能拍成的“不”字，可能主要是什么原因？有哪些创作上要面临的问题？
姜：就觉得难，或者是觉得拍出来没意思，因为我也没看到过一个写琴童的有意思的电影、或者弹钢琴有意思的电影。尽管国外有一些关于钢琴的电影，但我也没觉得太有意思，我认为这个题材拍不了。这是我之前的想法。那经过这几年写剧本和拍摄，以及到今年的这种剪辑等后期，真正在做这部电影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飞跃，我现在觉得谁都能拍成一部电影，你的生活也能拍一部很好看的电影，以前我认为怎么也得有个“张麻子”吧，但现在认为很多人拍出来可能都会比“张麻子”精彩，看怎么拍，看是不是真深入进去，去体会他们，去跟他们一起认真地去了解、理解这些生活。
我跟郎朗他爸谈过很多次，跟郎朗妈妈也谈过很多次，我认为东北人有时候喜欢嘻嘻哈哈地说笑话，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情很浓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不可能在谁都没发现这孩子有天才的时候，他就动手去做，这没有热爱，没有爱、没有情，是做不到的。
曹：这部影片的情感浓度非常高，但是，一个大家并不陌生的人物故事，其实并不太好做。
姜：是，你说得对，而且还不是做出来的情感是流露出来的，甚至在某种抑制的情况下流露出来的情感，在我看来才会是更真挚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成的，反正就有这样的结果。
曹：它是一部人物传记电影吗？
姜：我认为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的电影都是人物传记，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让子弹飞》，都是。你说“孙悟空”，不是人物传记吗？都是，包括“哪吒”，只不过有些人是你认为你熟悉的，有些人是你以为他是一个神仙。但是，拍熟悉的人是最难的，因为每个人心里好像都有一个现成的东西，想越过它是最难的，就是通常大家说的画鬼容易、画人难，所以这也给我带来很大的挑战。我还挺高兴，我赢得这个挑战，我认为会能让很多人，包括郎朗看完之后，觉得这是部好看的电影。
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些人说出来，有些人没说出来，有些人会投射在别人身上，比如他崇拜的人身上，是吧？那么我认为这部电影有意思，就是说这爷俩或者他们这一家三口直面自己的梦想，把梦想说出来，然后就照着梦想走去，居然就走到了，这个让我特别感动的。他们起步的时候离梦太远了，远到可能超过生活中任何一个人跟梦想的距离，那么远，他们居然就这么坚定地一步一步走到了。我认为这其实是对每一个现实中的人都有启发性的。在我来看，重要的一点是排除了杂念。杂念真的是阻碍人们前进、实现梦想的一个重大的绊脚石。这里边儿你注意看，其实戳中你的时候也都是他们父子排除杂念的时候。
一个是排除杂念，另一个是抓住他能改变的东西。他们俩是热爱音乐的，如果他们俩不热爱音乐，走不到今天。我们不回避说他们是有争议的人物，但是有争议不是件坏事，就是说更多的人参与评论了嘛，人越多，越不能达成一致，越不能达成一致就越是争议人物，但毕竟他们做成了一些可能大家都想做成的事，而且难度不小。
曹：通常真实的故事会让大家对这个真实度有想法。作为导演，怎么平衡真实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艺术化的处理？
姜：我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没什么虚构的东西，就在这摆着呢，那你要说有虚构，那每一个字都是虚构，因为这是电影创作，进行了艺术化的过程，但是精神世界和关于实质的表达是没有虚构的。你要具体说他们学校是不是那样？这老师是不是姓这个姓？他当时走的是不是这条路？那这不可能复原，也没有复原的必要。
所以我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我跟编剧说，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关于钢琴的电影，里面讲上课，我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一堂课都不上，还要把一个人从零变成一个钢琴家？这对我们是个挑战。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电影里上课的戏实在不好看，没法看。我说只要我们能实现这个，就是特别成功的一件事儿。我们现在实现了，我们没有上一堂教弹琴的课，但是郎朗在上课前的准备和上课上成功之后的那种表现，包括他离开北京的那个塔吊音乐会，这些都是能够让观众被激荡起来的。真正跟你说，你这手往哪儿弹？往这边儿弹往这儿弹的，就是没有。这会跟观众产生距离的，所以我认为还挺自豪的。在这一年多的编剧这方面，我们是做了很多的准备。我甚至认为最后它容易看上去像一个竞技的电影、体育的电影，有点像一个世界杯足球赛的那种让人激动的电影。
曹：郎朗的故事不能没有“舞台”，电影里除了“不上课”，其实我能感受到，您在打破这一方舞台的这个事上也还是想了挺多办法，镜框感的舞台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
姜：是，因为我也是从舞台上成长过来的，我知道怎么表现舞台更有意思，其实就算我们的话剧舞台，那个舞台也只是给你一个平面，你是通过这舞台要造千山万水的，对吧？音乐给人的飞扬的东西就更多，音乐被你听到之后，首先你脑子里会产生各式各样美妙的想法，我们替代你把这些美妙在银幕上呈现出来，那才是真正的舞台，如果局限在那儿，就没意思了。
曹：整部影片中始终能够感受到阳光的存在，即便是在室内也能感受到：在光线的营造上始终有一个很暖的太阳。
姜：你真是很敏感。当时拍戏的时候，我跟摄影师就说过这句话：“虽然我们在屋里，但是我们需要阳光感。”因为屋里和屋外是一个取景地的限制，你内心感受是不会受这个约束的，你感受到这段音乐弹出来有种美妙的感觉，好像有光线在，那就把这个感受给拍出来，我是这么拍的。其实我每部电影都是这么拍的，就是所谓主观的真实吧。因为当你弹肖斯塔科维奇《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几段音乐下来，它就有清晨的阳光的感觉，那拍的时候就非得死板地就用下午五点的光、而且还挂着窗帘？我认为这就不应该，拍电影就应该跟着感觉走。
曹：所以这种温暖的阳光感，是您作为导演很明确的一个创作意图？
姜：是很明确的，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的光线是跟着跟着感受走的，跟着音乐感受走，而不是跟着所谓水泥墙的限制走。所以你说得对，很多屋里是有阳光感的，当然屋里也有窗户，也是可以允许有阳光感的，对吧？
曹：因为我注意到，即便是在那个隔音板全部都打上之后，屋里全部黑了之后，其实还是会从远处有一束光透进来。
姜：它越是缝隙小的时候，它越会显得那个光更明显，旁边都是成黑的隔音板了，光就更有用武之地了。
曹：为什么去选择这样一个演员阵容？在每个人戏份都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让观众不因为明星的身份而产生违和感，这一点其实不太容易做到。
姜：我的第一部电影就用过大明星，像斯琴高娃、王学圻，当时的方化，都是很大的明星了，同时也有夏雨这样的素人，他们在一起非常合适。也可能因为我原来就是做演员的，我知道其实再大的明星都愿意通过一个角色来提高自己的水平，光是一个明星，光是一个腕儿，他可能做活动很耀眼，但是从事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角色，是成不了事儿的。也就是说，只有伟大的角色，没有伟大的演员。我们不是说这个演员不伟大，但是这演员他得干什么他才能显出伟大来？得有一个角色。你说马龙·白兰度再了不起，没有柯里昂这个角色，他就没法施展，对吧？我认为如果一个电影里边的那些演员都显得不好，或者无所事事，或者说做得都有点夸张过分，或者说莫名其妙，这不是演员的错，这是组织者和导演的错。
这部电影我也跟演员说了，我说这部电影有点像公路片，很多人和事儿之前是没有联系的，他们很多人都是演其中一段儿，但是他们都特别认真，特别合适。首先这些角色会引起这些专业演员的兴趣，他愿意演。比如说于和伟，我说你演我的首长，虽然原来是个小单位，但是他也是部队文工团的首长，他习惯了“我要指导你”，无论如何，在任何地方，都要指导你一下。他马上理解这个人物是有意思的。雷佳音我认为也很棒，他演一个少林寺出身的人，他有一些武术的动作要翻跟头，还有把烟啪给塞嘴里去翻跟头再吐出来，大家都很认真，我认为就是这些角色燃烧了他们。我从第一部影片到《让子弹飞》，也是全明星，我认为影片里这些演员的位置还是都特别妥帖的，也就是说，作为专业工作者，大家工作的时候就只有演员和角色，以及演员和角色结合起来创造出来的结果，这个才是重要的。
曹：郎国任这个角色是您本人出演的，一口标准东北话，您这次在语言、表演上做了哪些功课？
姜：不下功夫是不可能的，但是语言这底子是有的，因为我读中戏的时候，我们班有好几个东北人，东北话的感染性非常强，你会被带着很容易不自觉地就溜出一些东北话来，所以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能说一嘴的东北话。我在毕业的时候，演的第一个角色就是一个东北人，这个对我来说不难。但是要想演一个人物，还不能靠这些底子，还得再认真地学。所以我们拍这部戏的时候，我有老师，是最地道的沈阳口音，而且还是一个在部队文工团干过的人。同时我们又找了一些钢琴老师，因为这里边儿很多小孩儿都得弹钢琴，我发现我们找的钢琴老师里有很多人都是沈阳人，他们已经在北京很多年，他们有那种沈阳话的底子，但是又有点儿不想说东北话的那种劲头儿，这个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营养。
曹：这部电影是一个线性叙事，从幼时到17岁追梦，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节奏、悬念、紧张感，其实不太容易，我知道这部电影的镜头数量超过4700个，相当于常规电影镜头数的三倍多，同时我也注意到，您还是延续了您之前创作当中的一些风格和元素，比如：“奔跑” 。您似乎很喜欢让您的人物跑动起来？
姜：是这样，我是个急脾气啊，就是我在电影里看不得人家在那儿溜达，溜达不如跑呢，我也看不得人在那儿坐着，也看不得老是躺着，也看不了在那吃饭。我对这个吃饭睡觉这些戏不是特别感兴趣，或者说我选取的都是他不吃饭不睡觉的那些时候的戏，这样看起来容易积极一点儿。你说得对，有奔跑，甚至跨越，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这样可能节奏会好吧。人的情感靠什么？是靠形体的动作带出来的。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奔跑的比较多，那是因为小孩、少年坐不住，不可能不跑，奔跑的时候，那种少年感就出来了。
曹：现在大家都习惯刷短视频、看节奏快的东西，我们是否在创作上需要采取一些策略，去适应观众？需要吗？
姜：我认为人变化没那么大。就是我小时候跟他们小时候我认为本质上没什么变化，表面上的变化，那可能是现在的人不穿“的确良”了，但是本质上人还是需要精神上的东西。短剧更像是精神上的零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零食代替不了正餐，我认为人还是需要找机会吃一顿正餐，光靠零食是满足不了的。
曹：在您看来“看电影”是正餐？
姜：对，我热爱它，我不担心它会没有，就是得做得更好吧，马马虎虎做肯定不行。任何时候马马虎虎做的都会被忽视，创作者得认真点，不能投机取巧，投机取巧肯定好不了。
曹：不马虎地对待一部电影创作，比较重要的几个环节是什么？
姜：那你得静下心来写个剧本吧，没有一年半载的，这剧本写不好。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给大家做一些好东西，我不相信好东西是没人看的。当然，这可能会越来越难。大家口味高了，什么都看，看什么都容易，那为什么要进影院看这些东西？但影片要真的好，观众还真进。不是说大家就不进影院，但如果吸引力不够，那就没办法了。
曹：不是观众不在，是观众一直在，就是你有没有东西能让观众走进影院。
姜：我认为不能投机取巧，投机取巧就容易有闪失，其实搭多少功夫自己都知道。创作者真搭了功夫，一年两年写个剧本，拍得很认真，然后最后也很认真剪接出来，剩下的是一种欣慰，而且心里踏实。整部影片的气氛，大家伙儿是不是认真的？你看仨镜头就能看出来。
这部电影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追梦，但他最后他追着了，这个我也是想给观众一个这样的认识，就是千万别放弃，没准儿这梦真能追着，没有别人说的那么难，千万别上他们当啊，说这梦多难。你能追上，你只要相信，你就能追上，所以这里边挺让我感动，就是他还真追上了。
曹：天花板上到底是什么呢？
姜：就是你行！你上啊！我认为天花板上面是什么不重要，是这个人敢这么问，他敢这么想，敢这么做，这个是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的。为什么非要去给自己限制一天花板？其实生活中可以不考虑这件事。上吧，你们都能上去，其实这部电影有这个意义，就是没有天花板，您没事自己老吓唬自己干嘛。
本文选自《電影藝術》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