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国编剧兼导演劳伦·冈泰（Laurent Cantet）于2024年4月去世时，享年63岁，他留下的遗产并不庞大：九部长篇剧情片、一部合辑电影中的一个短片、一小批短片，以及一部迷你剧中的一集——这一切作品都集中在1997年到2021年之间的短短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然而，他通过三部非凡的影片——《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1999）、《失序年代》（Time out, 2001）以及《课室风云》（The Class，2008年由评审团一致通过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得主）——成功开辟出电影人鲜少涉足的一个领域：职场生活。那些愿意探讨这一题材的导演几乎都是纪录片作者，比如路易·马勒（Louis Malle）在《人性，太人性》（Humain, trop humain，1974》中、芭芭拉·科普尔（Barbara Kopple）在《美国哈兰郡》（Harlan County U.S.A，1976）和《美国梦》（American Dream，1990）中，或弗雷德·怀斯曼（Fred Wiseman）在其数十部作品中所展现的那样。冈泰最重要的职业训练，是作为电影史上最杰出的纪录片导演之一、马塞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üls）的助理导演，参与拍摄了关于萨拉热窝围城的《战争前夜》（Veillées d’armes，1994），然而冈泰本人始终坚持留在虚构电影的创作领域之中。
当我在影院观看《人力资源》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看一部极不寻常的电影，一部真正深入探讨当代劳动与阶级问题的影片。故事设定在法国某个省城的工厂里，彼时关于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的议题正引发激烈争论。这正是影片主人公弗朗克·韦尔多（Franck Verdeau，由贾利尔·勒斯佩尔Jalil Lespert饰）成长的地方；他的父亲让-克洛德（Jean-Claude，由让-克洛德·瓦洛Jean-Claude Vallod饰）多年来一直在工厂的同一台机器前工作。但让-克洛德对自己有一种成就感，因为他让儿子受到了超越自身阶层的教育。如今，距离研究生商学院毕业还有一年，弗朗克回到家乡，在工厂管理层实习。是他的父亲提醒他：要与工人保持距离——不要和他父亲以及那些从小就认识的工人们（其中一些与他同龄）共进午餐，而是要和老板鲁埃先生（M. Rouet，由吕西安·隆格维尔Lucien Longueville饰）一起吃饭。鲁埃很欣赏弗朗克，并暗示他毕业后有可能在管理层获得一个职位。弗朗克凭借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提出了一个主意：让工人们填写一份关于他们对三十五小时工作制看法的问卷。鲁埃对此表示支持。尽管工会已经表态反对这一提案，但弗朗克出于学术好奇，而非政治立场，怀疑问卷的结果可能会显示出工会与其成员之间的脱节。然而他过于天真，没能看出鲁埃正在借此推进自己的计划：挑拨工人与工会的关系，从而为裁员铺路——而被裁掉的工人之一，正是弗朗克的父亲。
《人力资源》是一部风格低调、没有大多数虚构电影那种光鲜外表的作品（我甚至认不出片中任何一个演员），但它当然绝非缺乏电影艺术之美。这是一部残酷的成长故事。冈泰与共同编剧吉勒·马尚（Gilles Marchand）并未回避工人阶级现实工作生活中的残酷真相，也未掩饰阶级之间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在表现让-克洛德得知自己被裁员的那场戏中，冈泰冷静而真实，毫不留情：让-克洛德站在自己的机器前，震惊到无法挪动，却又太过自尊而不愿崩溃或吐露感受。让-克洛德是那种传统的老派员工：他忠于公司，从不质疑老板的决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够圆滑世故，也缺乏表达自我意见的信心。（他对填写儿子设计的问卷也很犹豫，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对工厂老板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发表意见。）所以，当他得知自己“被退休”时，甚至连长期积压的愤怒都没有——而这也正是工会代表丹妮尔·阿尔努（Danielle Arnoux，由丹妮尔·梅拉多Danielle Mélador饰）身上最显著的特质。
当冈泰带我们走进一次劳资会议现场时，我们看到劳资双方的冲突早已持续多年，关系已变得彻底恶化，任何一点火星都足以引爆情绪。丹妮尔这个角色并不讨喜，她对弗朗克那种居高临下、什么都懂的态度令人恼火。但她对鲁埃的判断却并没有错——鲁埃确实如她所抗议的那样，是个十足的奸诈之徒。相比之下，虽然我们对让-克洛德充满好感、心生保护欲，但他对鲁埃的看法却远没有丹妮尔那样贴近真相。
《人力资源》并不具备传统悲剧那种广阔的结构或深沉的感知力；它更像是早期自然主义小说家，如左拉和龚古尔兄弟偏爱的那类“个案研究”。但它锋利而令人不安。当弗朗克意识到鲁埃如何利用他的问卷时，他与丹妮尔及其他工人联手，将老板的阴谋公之于众；他变成了一名“叛徒”。而他这一系列新的行动——就像最初发起问卷调查一样——再次提醒我们他有多么稚嫩和缺乏社会经验。
当工人们开始罢工时，他的父亲仍坚持到工厂上班。弗朗克当面质问父亲，甚至关掉了父亲的机器，怒斥他不仅拒绝对这个不值得忠诚的公司采取立场，更因为把弗朗克从原本的阶级中“提拔”出来，从而让他在社会中失去了归属感——无根无依，无处容身。这一幕极具冲击力，毫不留情，令人屏息——而接下来的情感冲击，也许足以让人落泪：因为父与子之间那条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缝，就此显现。
冈泰与编剧罗宾·坎皮略（Robin Campillo）共同创作的电影《失序年代》，讲述了文森特（Vincent，奥雷利安·雷克因Aurélien Recoing饰）这一角色的故事。他在影片开始前几个月就已被咨询公司裁员，但每天早上依旧从法国出发，驱车穿越瑞士边境，并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或酒店大堂里，打电话给妻子穆里尔（Muriel，卡琳·维亚尔Karin Viard饰），谎称自己正在与客户开会。这些“报平安”的电话就像是从沙漠深处传来的无线电讯号。他甚至向穆里尔表示自己对工作不满意，正在考虑换工作，随后彻底编造出一个新职位——联合国的工作，需要他长期待在日内瓦。
有一场极具震撼力的戏中，文森特拎着公文包，混在真正员工中一起走进办公楼，他没有与任何人交流，却设法营造出自己就是其中一员的假象。这出精心策划的伪装表演令人惊叹，但注定只能维持片刻。之后，他在办公楼的走廊中游荡，脸上带着从容的微笑，透过玻璃墙窥视会议室中的场景。他仿佛是一个模仿人类行为的“复制人”，假扮着一个原本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
人们对自己工作的感受，尤其是男性——即使到了2001年，在女性运动迈出第一步三十年之后，男性仍大多将自己视为“养家糊口”的传统角色——这一主题本身极具深度，但却鲜有人真正触及。大多数电影甚至都无法让我们相信角色真的从事着他们所声称的职业。在《失序年代》中，文森特正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他所采取的“解决办法”——一个虚假的投资骗局——完全是一种走投无路的挣扎。他确实对失去“经济支柱”这一身份的可能性感到恐惧，但他的问题远比这更复杂。他的人生，正如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由他的工作所定义的。而尽管他早已在某种根本而深层的意义上对这份工作感到疏离，他却找不到任何其他可以重新安放自己的角色或框架。
于是他像幽灵般漂泊在乡野之间，将他所有的专业经验和训练有素的职场仪态，全部用来“表演”自己仍然在工作的假象。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像文森特那样曾从事企业工作的男人来说，职场本身就是一个舞台布景。但当我们在影片中遇见他时，他的整个生活，早已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表演。
《人力资源》是一部诚实可信、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而我认为，《失序年代》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岗泰在片中持续营造出一种碎裂而惊悚的氛围，仿佛文森特始终不允许自己将现实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图景。他在深夜或黎明时分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镜头（由皮埃尔·米隆Pierre Milon拍摄）传达出一种深刻的情感荒凉，而文森特显然正试图将自己与这种荒凉隔离开来。
在影片前段，有一幕奇异的场景：文森特与穆里尔站在健身房外，看着他们的少年儿子（尼古拉斯·喀什 Nicolas Kalsch饰）在上柔道课。岗泰拍摄这一幕的方式，使那些年轻男孩在进行仪式般训练的影像仿佛投映在建筑物的外墙上。这一时刻令人不安，我们起初可能并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后来，它与文森特在写字楼中观看会议的镜头形成呼应——在那一刻，文森特仿佛是在凝视一个早已过时的“自己”，从事着他如今已被排除在外的活动。这两个画面隐秘而有力地传递出一种情绪：一个男人在时代与身份的夹缝中，如幽灵般徘徊，不断窥视那个曾经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部电影的表演非常出色，尤其是受过舞台训练的奥雷利安·雷克因，他的表演是一场张力几近完美控制的胜利。他那平静外表中偶尔显现又迅速隐去的裂痕，带着一种几近精神错乱的创伤印记。而卡琳·维亚尔饰演的穆里尔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两人共同出演的几场戏堪称精彩。在文森特告诉穆里尔自己找到了联合国的“工作”数周后，她察觉到他的焦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向她倾诉（如果“倾诉”这个词适用的话）说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其实他一直是在自欺欺人；他担心让所有人失望，害怕把事情搞砸。他的“忏悔”无疑表达了一种真实的焦虑，但那并不完全是他此刻的焦虑；至少，它们更像是他还在工作时曾有过的焦虑回忆——也可能是他如今所承受的另一种焦虑的间接表达。这与他在写字楼走廊里的行为如出一辙：他在投射一个并不属于他的现实，却是他更能适应的现实——尽管这个现实本身也受到了他当前情绪状态的驱动。
在另一场戏中，穆里尔去日内瓦探望他，希望看看他说租下的公寓（那是他用父亲借给的钱租的）。但这套公寓根本不存在，于是他带她上山，企图用风景掩饰谎言。雾气弥漫时，他一度与她走散。他停下脚步，迟疑片刻，似乎在思索是否可以利用这次意外的分离，从此逃离自己的一生。但最终他还是呼唤了她的名字，薄雾渐散，他看见她站在远处，背对着他，望向雪原。她转过身来，露出一个温暖的微笑，带着调皮问道：“你以为你把我弄丢了吗？”这个问题若真让他回答，答案恐怕会异常复杂。
《人力资源》和《失序年代》之间已经截然不同，而《课室风云》则更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它改编自弗朗索瓦·贝戈多（François Bégaudeau）撰写的回忆录，讲述他在巴黎一所多元文化公立中学教授法语的经历；贝戈多本人参与了剧本改编，与劳伦·冈泰和罗宾·坎皮略共同完成，并亲自饰演片中的教师角色——弗朗索瓦·马兰（François Marin）。饰演学生的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他们的表现之自然、真实，以至于我们会不禁怀疑这是不是一部纪录片，像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1922）或《阿兰岛的人们》（Man of Aran，1933）那样，由“本色出演”的真实人物构成。（其实并不是。）
这些年轻人深深吸引着镜头。影片记录了教室中一整年的时间，这是弗朗索瓦在这所学校任教的第四年。他教授的班级是由十四、十五岁的学生组成，其中至少一半是他前一年教过的学生，因此彼此之间本应已经建立了相当了解。但随着他们年龄增长，他却不能再完全依赖过去的师生关系。例如，其中一名学生库姆巴（Khoumba，Rachel Régulier饰）在他看来态度明显改变。她时常质疑他，言语不敬，有时甚至拒绝完成最基本的课堂任务，并认为他总是特别针对她。
弗朗索瓦对于学生的玩笑、躁动与注意力不集中表现得较为宽容，我们看得出他其实也从中获得某种乐趣。他并不介意布巴卡尔（Boubacar，Boubacar Toure饰）总是找机会把话题扯到性上，也不在乎学生偶尔换座位。他甚至在听到学生传言他是同性恋时，也表现得颇为泰然，带着些许哲思的幽默回应，而不是用“私人生活不容讨论”一类的套话来压制，毕竟他很清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教师，那种反应只会适得其反。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试图确保某些界限不会被越过。
那个最擅长“越界”的学生，是一个来自马里的男孩苏莱曼（Souleymane，由令人难以忘怀的年轻演员弗朗克·凯塔Franck Keïta饰）。他常常不带书本来上课，脾气火爆，几乎令所有老师头疼不已。但弗朗索瓦却对他逐渐产生了某种好感，因为他觉得自己似乎正在慢慢打开这位学生的心扉。在一次课堂作业中，弗朗索瓦让学生们写自画像，并将初稿读出来。但苏莱曼既拒绝写作部分，也不愿朗读，坚称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他也希望保持这样的状态。然而，他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并展现出相当的天赋。当他用照片来表达“自画像”的主题时，弗朗索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鼓励他继续创作。苏莱曼的第一反应是自嘲式地笑出声，并贬低自己，但显而易见，他内心是欣喜的。
可惜这种师生之间刚刚建立起的良好互动并未持续太久。学期稍后，班级被要求进行一次课堂辩论演练——要站上讲台，表达立场。在这节课上，随着非洲国家杯足球赛的激烈讨论，学生们开始为各自祖籍国家的球队站队，教室气氛逐渐升温。苏莱曼言辞变得侮辱性强，对其他男生出言不逊，甚至对弗朗索瓦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尊重。最终，弗朗索瓦将他带到了校长办公室（由让-米歇尔·西莫内 Jean-Michel Simonet 饰）。这一举动看起来有些反应过度；我们很难不设想，弗朗索瓦其实多少是出于个人情绪——出于失望：失望于苏莱曼在他们关系出现突破后，竟又重新退回到原本的样子。
之后，事情进一步恶化。这所学校的规定允许每个年级有两名班级代表参与所有任课老师的会议，会上教师会讨论学生的学习与行为表现。这一届的代表是埃斯梅拉达（Esmeralda，Esmeralda Ouertani饰）和路易丝（Louise，Louise Grinberg饰），她们在会议期间窃窃私语，不时咯咯发笑。会后，她们违反保密原则，跑去告诉苏莱曼，说弗朗索瓦在教师会上“彻底批评了他”。这其实并不准确——她们断章取义，可能是出于同伴间的偏袒，也可能只是为了制造事端。苏莱曼听后大为光火，怒气冲冲地离开教室，在走廊上挥舞书包时不慎击中库姆巴的脸颊，导致她流血。但真正令弗朗索瓦暴怒的，是这两个女生的行为。他当场冲上去，在走廊上痛斥她们在教师会议上“像荡妇一样”举止轻浮。他使用的法语词是 pétasses，在语义上可被理解为“妓女”或“贱人”。尽管弗朗索瓦后来辩称他并不是这个意思，但他的这一不当措辞，很快在班级中引发了预料之中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苏莱曼因暴力行为被学校开除。尽管弗朗索瓦试图为他求情，但仍必须遵守校规。在校方召开决定开除的会议上，苏莱曼那位仪态端庄、沉静自持的非洲母亲出席了。她几乎听不懂法语，儿子只能亲自翻译自己即将被逐出学校的命运。会议结束后，她面无表情地昂首离去，脸上的神情却清晰地表明：她早已预见到，自己的儿子不会从这所学校的教师与管理层那里获得任何真正的理解与同情。
这部电影在戏剧和叙事上的处理看似随性自然（实则经过精心构思），使得每个情节片段都仿佛自然而然地流动，就像它们本可以在真实教室中发生——或是在真实的教师休息室里，那也是影片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些场景发生的地方。在其中一幕中，一位行政人员通知教师们，一名深受大家喜爱的中国学生魏（魏煌 饰）的母亲因非法移民身份被捕，该学生的未来变得不确定。这一消息在教师群体中引发了沉重的情绪波动。
在另一幕中，一位年轻新任教师文森特（Vincent，Vincent Gaire饰）在经历了一节极其糟糕的课后情绪崩溃，面对学生长时间积压的不满终于一股脑倾泻而出。他的同事们坐在一旁静静聆听，明白此刻任何语言都无法真正帮到他，他只需要把心里的郁结全部释放出来。当他终于情绪平复，另一位老师默默地带他走出休息室去透透气。在这一幕中，文森特的情绪看似被压抑住了，但他同事们面带同理的沉默，成了一种隐形的缓冲带，使他能够在不被评判的氛围中崩溃，又不至于真正伤害到自己。这种克制而深情的描写，展示出这部影片细腻的人文关怀与集体共情的力量。
每一位教师都明白那种课后或与学生谈话失败后，恨不得一头撞墙的感受——文森特在片中的表现正是如此。每一位教师也都曾有过在课堂上说错话、事后懊悔不已的经历，或者陷入与学生的正面对抗之中，在“为学生好”的坚持与单纯固执之间，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这正是弗朗索瓦与苏莱曼之间、或他与班级代表之间所发生的情况。我想不出还有哪部电影，能如此精准、复杂地描绘这类场景背后的因果关系，以及作为那位老师所经历的真实感受。这种对教育现场的呈现，不仅充满洞察力，更令人动容。
《课室风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录了“职场生活”，同时也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最出色的教育题材电影之列，与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的《野孩子》（The Wild Child，1970）、马丁·里特（Martin Ritt）的《呼唤》（Sounder，1972）、迈克·菲吉斯（Mike Figgis）翻拍的《布朗宁版本》（The Browning Version，1994）、纪录片《生与有》（To Be and to Have，2002），以及为数不多的其他佳作并列。岗泰还拍摄过另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2005年的《向南方》（Heading South，2005），讲述20世纪70年代海地的性旅游现象，凯伦·杨（Karen Young）在片中的表演惊艳非凡，仿佛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为她量身定做了这个角色。但岗泰最独特的电影贡献，在于他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这一主题的敏锐关注。他值得被人们铭记，正是因为这一点。
｜原文发表于《The Threepenny Review》，2025年春季刊，总第181期，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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