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工是为了活下去，写诗是为了不被生活打败。”
——许立志，《新的一天》
威尼斯的第三天，瓦莱丽·东泽莉（Valérie Donzelli）的新片《工作》（At Work）在主竞赛中亮相，影片改编自作家弗朗克·库尔特斯（Franck Courtès）的同名自传体小说，讲述一位四十二岁的中年男人如何在创作的渴望与现实的贫瘠之间被迫挣扎。开端带有几乎寓言般的色彩：一位摄影师收起了镜头，仿佛与曾经的光辉职业生涯告别，把自己投身于写作——一个比摄影更无望、更孤独的领域。写作的尊严与理想在此刻与生活的必需猛烈碰撞，他开始依靠各种零工维持生计——网约劳务、临时搬运、琐碎杂务——这些工作构成了他每天的碎片，也逐渐撕裂了家庭关系。影片呈现的不仅是一个中年人经济地位的逐步下沉，更是他在社会结构中被迫重写自我身份的过程：妻子不再理解他，孩子渐行渐远，而他自己在一次次琐碎的体力劳动之后，仍执着于在夜晚写下文字。这份坚持既显得高尚，也带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固执。观众因此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在物质匮乏与尊严流失的双重打击下，坚持写作究竟是信仰，还是自我毁灭的幻觉。
这种创作与生存的张力令人联想到二十四年前劳伦·冈泰的《失序年代》（Time Out，2001）。那部影片同样讲述了一名中年男子的身份危机，只不过冈泰采用了另一种叙事策略：文森在失业后虚构新的职业身份，以谎言维系表面的体面与中产的幻象。他每天清晨穿着西装假装去上班，在办公楼大厅里无所事事，甚至谎称在国际组织任职，直到骗局最终被戳穿。冈泰的镜头冷静而残酷，几乎没有抒情，文森如同在社会秩序边缘滑行的幽灵，他的谎言既是对社会要求的屈从，也是对个体身份的解构。他的家人困惑而痛苦，观众能切身感受到那种冷汗直冒的尴尬：这是经济结构的坍塌，也是语言与身份的共同崩解。与之相比，《工作》的主人公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他不编造谎言，而是以一种近乎顽固的诚实，把自己投入零工经济，接受社会地位的下降，以此换取继续写作的权利。如果说文森的毁灭源于虚假的幻象，那么《工作》的困境则来自过于真实的坚持。
两部作品在对中年男性危机的描绘上形成互文：一个借谎言维系旧身份，一个以劳动捍卫新身份；一个沉沦于失序的幻境，一个在底层沉重地寻找继续书写的尊严。《失序年代》强调的是“失业的无声”，那种被秩序驱逐的冷酷，而《工作》则试图把零工劳动塑造成写作的土壤，哪怕在评论者眼里这带着理想化和不现实的色彩。质疑随之而来：为何他不卖掉昂贵的摄影器材？为何不去做更贴近写作的工作，比如教学？这种选择近乎自我惩罚。然而也正是这种顽固，使电影具有“现代寓言”的色彩，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真正以打工为生命经验的写作者——中国的许立志、郑小琼、陈年喜，他们在流水线、矿山和制衣厂的昼夜中写下诗句，将卑微劳动的真实转化为文学的火光。他们的文字与《工作》的影像在暗处互相呼应：阶级下沉不意味着精神的灭亡，反而可能成为文学最诚实的根基。
如果说《失序年代》展示的是一个人在谎言中逐渐沦为幽灵，那么《工作》描绘的则是一个人如何在劳动中艰难地保持作为写作者的存在。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揭示当代社会对中年人身份的冷酷要求：必须有用、必须维持体面、必须符合阶层秩序。一旦脱离这种秩序，就可能沦为无法理解的异类。影片中的家庭冲突正是这一逻辑的缩影：妻子无法理解丈夫为何坚持无收益的写作，孩子逐渐疏远，他的身份不仅在公共领域中被削弱，在私人空间里也日渐失效。这样的故事折射的正是当下无数零工劳动者的处境，他们既要维持最低限度的生计，又要在精神上寻找意义。写作、音乐、绘画，哪怕只是碎片式的表达，都是对抗社会冷漠的一种挣扎。
然而，影片与现实之间仍存在一条细微的缝隙。在现实生活中，写作者的坚持往往无法得到最后的认可，更多的是被生活击溃、被迫沉默；而电影最终让主人公以一本书重获文学身份，这似乎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抚慰，而这种抚慰本身便带有浪漫化与理想化的投影。但也正是这种不现实的希望，使影片在阴郁的基调中闪烁出一丝抒情的光芒。它提醒人们：写作不仅是谋生的补充，更是抵抗被社会完全吞没的最后方式。
《工作》在视觉语言上的最突出之处，正是摄影风格的交替运用。主体叙事采用偏现实主义的数字摄影，冷静、清晰，带有纪录片式的疏离感，强调零工经济的碎片化与人物生活的艰辛。而在照片和影像闪回片段中，导演刻意转向质感截然不同的胶片影像，颗粒感和饱和度的变化让人立刻感受到时空的异质。胶片的温润与厚重不只是怀旧形式，它在内容上同样呼应了主人公的旧身份——一位摄影师，曾经用镜头捕捉世界，以影像建构自我。
这些闪回通常出现于主人公在当下陷入困境、被迫劳动的间隙。例如，当他独自搬运沉重物件时，影片插入一段他曾在光线充盈的摄影棚中拍摄肖像的画面。灰暗现实与饱和胶片之间的骤然反差，不仅是叙事的回忆，更是视觉上的断层，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一个人如何从高光时刻跌落至卑微处境。胶片与数字的差异因此成为阶级坠落的隐喻：昔日的职业与荣耀带有质感和层次，如今的生活却只剩下高清而冷漠的光。闪回的使用同时承担了情感上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表现出人物对过去身份的怀念与执着，那些影像如同心底燃烧的余烬；另一方面，它也凸显出现实的残酷——每一次闪回终止，观众都会被猛然拉回冰冷的现实，落差感加剧了对困境的感知。这种节奏对照与主体叙事中的碎片化剪辑互相呼应：零工劳动是切割的，而过去的影像是连贯、厚重的。
《工作》在摄影风格的切换上并非单纯的美学修辞，而是直接承载了主题。胶片闪回不断提醒观众：主人公并非生来就属于底层，他的现状是写作与生活选择的代价。它既提供了情感背景，也强化了关于“阶级下沉”的寓言意味。通过这一视觉策略，导演将个人记忆与社会矛盾转化为观众可以直接感知的影像语言。
《工作》最终留下的是张力而非答案。它没有像冈泰那样揭示谎言的彻底崩溃，而是以写作的胜利收尾，尽管这种胜利在现实中确实极为难得（但是并不是不可能，因为这本身就是小说作者的自传体小说）。这种积极正向化的安排反而让影片在观众心中留下复杂余味：我们明知它在现实中确实极为挑战，却仍愿意选择相信。因为在阶级下沉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故事，提醒自己，生活或许迫使我们打零工，但写作与表达依旧能让人在最卑微的处境里保有一丝不灭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