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少年时，我眼中的世界一片灰暗。在那个由不合群者组成的小团体里，我也是唯一一位离家上大学的。在我离开前不久，我观看了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的电影《天涯沦落女》（Vagabond，1985）。记不清是在本地艺术影院（同年倒闭）看的，还是从街角录像租赁店货架上随手拿下的，抑或偶然在Cinemax频道看到的——八十年代末的Cinemax以播放HBO弃片闻名：外国电影与软色情片。但我我非常确信当时是独自一人看的《天涯沦落女》。
在我成长的八十年代，能让我产生共鸣的电影女性主形象并不多。那个时代的银幕被约翰·休斯（John Hughes）及其泡泡糖式郊区生活故事所淹没，那些被误解的女孩最终总要被性化，才会被主流群体接纳。这种顺从式的电影结局令我不安。阿涅斯·瓦尔达终于给了我一位毫不妥协的女主角。
《天涯沦落女》以一种混合纪录片的风格交织叙事。片子一开始就是一个名叫莫娜（Mona）的年轻女子死在沟里的镜头。警方在现场勘验，拍照取证，将她用塑料布裹起来，仿佛要把她当垃圾一并丢弃。瓦尔达用一段简短的画外音交代道：“没有人认领这具尸体……我自己对她所知不多，但她似乎来自大海。”随后镜头淡出，瓦尔达化身为幕后无声的电影人，采访那些在莫娜死前几周与她相遇的人。除莫娜（桑德琳·波奈尔 Sandrine Bonnaire饰）及少数关键角色外，大多数人物都由当地非职业演员扮演。他们直面镜头，回忆与莫娜的相遇。在他们眼里，莫娜时而是白纸一张，时而是妓女、浪漫主义者、自由的象征、时而又是祸害、门生，或是容易下手的猎物。
但当我第一次看见莫娜时，她便深深吸引了我——那份毫不掩饰的独立精神，恰似我内心渴求的灯塔。在这些访谈之后的场景里，尚在人世的莫娜徘徊于寒冬里的法国南部，蓬乱的未洗长发不断拂过脸庞。她背着背包，带着帐篷和香烟，身无分文。她从不解释这种生活方式的缘由，也不透露过往经历：她宁愿保持沉默。深沉的怒火在她体内翻涌——她跺着脚穿过空旷的农田，跟拍镜头都难以追上她的步伐——但大多数时候，她根本不在乎。
整部影片中，我们虽能窥见些许线索——她厌恶学校，厌恶工作——却始终未能知晓莫娜选择流浪生活的真正缘由。她并非为政治诉求而“无屋无法”（原法语片名Sans toit ni loi的直译），但莫娜确实拒绝接受自己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定位。她选择逃离一切可能束缚她的存在，因此字面意义上她栖身于户外——冰冷的海滩、空荡的工地、过冬的花园。她有对食物、性、交通工具、酒精、大麻的欲望，并通过偷窃、卖身和搭便车来满足。遇见新面孔时，她从不乞求、从不道歉、也从不道谢。她索取，拿走想要的，然后转身离去。
但《天涯沦落女》的震撼不仅在于其静默的叛逆，还在于它的主角是一个女人。电影史上充斥着男性流浪者与孤独者。男人的孤独总是有理由的，因而他的孤独总被视为一种崇高。在《海边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 by the Sea，2016）里，凯西·阿弗莱克（Casey Affleck）的角色因意外致死子女而自我放逐；在《紫苑草》（Ironweed，1987）中，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因遗弃婴儿离家出走；《巴黎，德克萨斯》（Paris, Texas）里的哈里·迪恩·斯坦顿（Harry Dean Stanton）则踏上失忆之旅，试图让儿子与母亲团聚——正是他当年用虐待与冷漠摧毁了这对母子的关系。
男性漂泊者是在为某件事赎罪，他们虽被证明清白，却始终无法原谅自己。一个独自的女人则被视为疯癫。如果她不是性工作者，则让她更显“疯狂”。她既无生存目标，亦不满足他人需求。她必定遭遇过某种不幸［如《温迪与露西》（Wendy and Lucy，2008）］，或是某事件的受害者［如《旺达》（Wanda，1970）］，抑或正踏上一场预设的有着明确终点与归期的的自我疗愈和发现之旅［如《涉足荒野》（Wild，2014）、《美食、祈祷、恋爱》（Eat, Pray, Love，2010）］。
莫娜对此嗤之以鼻。她与允许她在院子里露营的机械师发生关系，然后嘲弄对方。她对因拒绝与之发生性关系而将她赶下卡车的司机竖起中指。当情人因大麻耗尽还遭小偷殴打受伤后，她弃之不顾。若有人试图施舍金钱相助，她便嘲笑对方施舍的慈善本能。“我住在外面，”她说。
观察莫娜如同剖开自己的内脏。她将人类所有令人作呕的行为赤裸呈现：进食、交媾、排泄。她用手擤鼻涕然后随手一甩，用手指从罐头里抠沙丁鱼，啃食发硬的法棍面包，她甚至从不洗衣服。对于死亡的警告也似乎无动于衷。一个载她一程的农学家说所有树木都将死于入侵性真菌；一个试图帮助她的嬉皮士农场主则警告她说，一路的孤独终将吞噬她。
莫娜的堕落迅疾、可预见且丑陋。她越来越沉溺于酒精与毒品，最终与一个意图将她推入风尘的男子纠缠不休。她依附于一群瘾君子以便更易获取毒品，反被他们利用去乞讨。她逐渐沦为他们日常的附庸，也因此失去了自主性。当她从起火的废弃屋逃出时，身边所剩之物仅剩一条破毯子。此刻的她更像无家可归者，而非刻意选择另类生活的人。当她躲进简陋的塑料温室避寒时，寒意令她瑟瑟发抖，眼神骤然惊恐，比先前显得更为年轻一些——或许那才是她真实的年龄，与我初次观影时相仿。曾说“我不在乎，我走”的莫娜，此刻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行动。她在车站里踉跄撞向通勤者，趴在地上呕吐起来。
从片头我们就知道莫娜最终死在沟里，但当电影接近尾声时，我感到一种青春期的愤怒被重新点燃。她的死亡如此不公，她的失败如此残酷。我的内心似乎有个声音在说：如果我是莫娜，我一定能做得更好。我一定能让这一切运转起来。但如何做到？通过妥协吗？留在山羊农夫家里过冬？偷窃其他旅人的装备？瓦尔达这部影片最精妙又令人扼腕之处，在于它对莫娜不作评判。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并非一定不可避免，但它始终是可能发生的。
瓦尔达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也没有为你把事情包装起来。她只是把你送回她开始的地方——那正是你早已知道电影会结束的地方。诡异的是，你仿佛成了这部伪纪录片最后一位受访者。你目睹了这场如真实般构筑的虚构。一切都像是真实时间里发生的。但莫娜并不在乎你是否观看。我想象她会说我想她会说——我并非为让你理解而存在，因为她和我一样，几乎不发一语。她对着镜头竖起中指说：尽管评判我吧。她对观众说：尽管尝试着去定义我吧，我让你恐惧，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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