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most unique（最独特）”在语法上是不正确的，但一旦谈到黛安·基顿（Diane Keaton），所有语法规则——甚至我猜，其他一切规则——都可以暂时搁置。她与这个星球上任何人都不同，也很可能是我们再也不会遇见的那种人。她的面容与笑声，总能照亮她所进入的任何空间。
我第一次见到她那种修长的美，是在一次试镜上。当时我心想：如果“哈克贝利·费恩（Huckleberry Finn）是个美丽的年轻女子，那她一定就是基顿”。她刚从橙县（Orange County）出来，飞到曼哈顿追求表演事业，先在一家衣帽间当看衣女工，随后被邀请在音乐剧《发胶》（Hair）中出演一个小角色，最后竟成了女主角。
与此同时，大卫·梅里克（David Merrick ）和我正在莫罗斯科剧院为我的戏剧《再爱我一次，萨姆》（Play It Again, Sam）试镜女演员。桑迪·梅斯纳（Sandy Meisner）当时在教表演课，他告诉梅里克，有一位正在崭露头角的女演员非常出色。她走进来为我们读了几段戏，把我们俩都震撼得不知所措。
唯一的小问题是——她看起来似乎比我高，而我们并不希望在剧中的笑话里出现这种身高差的尴尬。于是我们像两个小学生一样，背靠背地站在莫罗斯科的舞台上量身高。幸运的是，我们身高一样，于是梅里克就雇用了她。
排练的第一周，我们彼此一句话都没说。她害羞，我也害羞，而当两个人都害羞时，气氛就会变得相当无聊。直到有一次，碰巧我们同时休息，便一起去第八大道上一家小餐馆匆匆吃了顿饭。那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的私人接触。结果就是——她太迷人、太美丽、太有魔力了——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智。我想：我真的会这么快就坠入爱河吗？
等到这部戏在华盛顿特区首演时，我们已经成了恋人。那时我第一次私下放给她看我的处女作，并不断提醒她那部电影有多糟糕、简直一团糟、彻底失败。她从头到尾看完《抢钱夫妻》（Take the Money and Run，1969），然后说这部电影“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有原创性”。她就是这么说的。后来电影取得了成功，证明她是对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怀疑过她的判断。此后我拍的每一部电影都会让她先看，我开始只在意她的评价。
随着时间推移，我拍电影几乎只为一个观众——黛安·基顿。我从不看任何影评，只关心她的看法。只要她喜欢，我就认定那部作品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如果她反应平淡，我就会认真听取她的批评，重新剪辑，让作品更接近她所认可的样子。那时我们同居，我几乎通过她的眼睛在看世界。她在喜剧和正剧中都极具天赋，还能真情实感地唱歌、跳舞；她也写书、拍照、做拼贴、设计房子，还导演电影。最重要的是，和她在一起，总是笑声不断。
尽管她性格害羞、谦逊，但在审美判断上却极为自信。无论是在评论我的电影，还是在评价莎士比亚的戏剧时，她都坚持用同样的标准。如果她觉得莎士比亚写得不好——哪怕全世界都在赞美他——她也只相信自己的感觉，毫不犹豫地指出“老莎”的问题。
她的时尚感当然令人叹为观止。她的服装搭配就像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的机械发明那样复杂离奇。她能把一些完全违背逻辑的衣服穿在一起，却总能奇迹般地奏效。到了后来，她的风格变得愈发优雅。
我们同居的那几年，她教会了我太多事情。举个例子：在认识她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暴食症（bulimia）”。我们常常去看尼克斯的篮球比赛，之后会到 Frankie and Johnnie’s 吃牛排。她能吃下一整份西冷牛排、土豆饼、大理石芝士蛋糕，再配上一杯咖啡。可等我们回到家，不一会儿她又会开始烤华夫饼，或者塞满猪肉的大玉米卷。我站在一旁，目瞪口呆。这个身材纤细的女演员，吃得像保罗·班扬（Paul Bunyan，传说中的巨人伐木工）。直到多年后她在回忆录里写到自己的饮食失调，我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可在当时，我只能想——除了鲸鱼纪录片里，我从未见过有人这样吃东西。
有趣的是：尽管她在戏剧与艺术上有着惊人的天赋与洞察力（她收藏绘画作品，还在早期就欣赏赛·托姆布雷 Cy Twombly），黛安·基顿却在骨子里是个乡下姑娘，一个彻头彻尾的“土包子”。我其实早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初次约会时，我会在烛光下凝视她的眼睛，告诉她她有多么美丽。她则盯着我反问一句：“Honest Injun?（真的嘛，你要像印第安人般发誓？）” “Honest Injun？除了老黑白喜剧《我们这帮孩子》（Our Gang）里的人，谁还会这么说话？”我回答说。
还有一次，是她带我去橙县的家里，和她的家人一起过感恩节。她的父母、姐姐、弟弟、基顿奶奶、霍尔奶奶（奶奶？），以及一个来历不明的小个子男人——他说那只火鸡是工会免费送的。晚饭后，大家聊着跳蚤市场和车库甩卖的事，然后收拾了餐桌，每个人都分到一些硬币，我们——包括我——就围坐一圈玩起了“便士扑克”。玩的是五张牌、七张牌梭哈，赌注却只是几分钱。
那时我正沉迷于扑克，习惯和一些经验丰富、纪律严明的高手玩大局，于是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样子——一本正经地下注、诈唬，吓得基顿奶奶和霍尔奶奶都放弃了十美分的底池。不过这位演员女儿基顿，打起牌来却毫不留情，好像每一局都是赌上一千美元似的。最后，我成了大赢家，赢了大约八十美分。我想两位奶奶从此再也不想让我去她们家了，她们大概觉得我是在骗她们的钱。
这就是基顿的世界、她的家人、她的背景。令人惊叹的是，这个美丽又天真的“乡下姑娘”，后来竟成了一位获奖无数的演员和优雅的时尚偶像。我们曾一起度过几段极为美好的岁月，最终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路——至于为什么分手，恐怕只有上帝和弗洛伊德能解释。
她后来和许多出色的男人交往，他们一个比一个更迷人；而我则继续追寻那部至今仍在挣扎中的“伟大杰作”。我曾半开玩笑地对基顿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像老电影里的角色那样——她成了诺玛·德斯蒙德（Norma Desmond），而我就是她的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诺玛·德斯蒙德曾经的导演兼现在的司机。
但世界总在被重新定义，而随着基顿的离世，它又被重新定义了一次。就在几天前，这个世界还包含着黛安·基顿；而如今，它已不再如此。也因此，世界变得更黯淡了一些。不过，她的电影还在，她那爽朗的笑声，仍在我脑海中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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