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玛丽·雪莱在巴斯》（Mary Shelley in Bath）或许会让人露出难以置信的微笑，直到意识到这里所说的“巴斯”（Bath），是英格兰西部那座宁静的乔治亚时代温泉小镇——更常与简·奥斯汀（Jane Austen）联系在一起的地方。1816年秋天，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女孩在这里迅速而自信地创作出了一部杰作：《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那年夏初，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她的情人——诗人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以及玛丽那活泼的继妹克莱尔·克莱蒙特（Claire Clairmont，正怀着拜伦的孩子），带着玛丽和雪莱那命运多舛的新生儿子威廉（William，昵称“威尔鼠”Willmouse，三年后死于疟疾）和他的年轻瑞士保姆伊丽丝·迪维拉尔（Elise Duvillard），在日内瓦湖南岸的沙皮之家（Maison Chapuis）安顿下来。6月15日，他们拜访了新近抵达、名气更大的拜伦及其年轻英俊、爱写日记的私人医生约翰·波利多里（John Polidori），他们居住在附近的迪奥达蒂别墅（Villa Diodati）。玛丽与雪莱与主人们谈论起当时医学界的热门话题：在没有“神圣火花”（divine spark）[1] … Continue reading协助的情况下，是否可能创造出人类。
次日晚间，这群朋友相约“召唤幽灵”。他们点燃了熊熊的炉火，场景堪称传奇——那是1815年4月坦博拉火山爆发后引发的“黑暗之夏”，火山灰遮蔽阳光数月，连拜伦的名诗《黑暗》（“Darkness”）的标题都取自此事。应拜伦提议，众人轮流朗读一本德语幻想故事集的英译本。当拜伦宣布每人都要写一个鬼故事时，大家欣然同意。
几晚之后，拜伦为了激发众人的想象力，夜间朗诵了科尔律治（Coleridge）的新作《克丽丝塔贝尔》（“Christabel”）——他在年初还资助过该诗的出版。雪莱被诗中“吸血女”畸形乳房的暗示吓坏了，竟幻想玛丽胸前的衣料下藏着两只注视他的眼睛。他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直到波利多里医生用浸满乙醚的布才让他平静下来。根据玛丽1828年私下对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的回忆，《弗兰肯斯坦》的构想正是在那一周的故事竞赛中诞生的。到了1831年，她要么忘记了这一版本，要么——更可能——有意改口。
雪莱研究者们一直为玛丽在湖边创作夏天所写的那本关键日记的神秘失踪而困惑不已。1831年，她首次描述了一场类似《忽必烈汗》（Kubla Khan）[2]指柯勒律治创作《忽必烈汗》（Kubla … Continue reading的幻觉：在经过几天徒劳的思索之后（“我思考又思考——徒劳无功”），她梦见维克多·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那位“从事不洁之术的苍白学生”——正跪在他亲手造出的人体旁，看着它第一次“以一种不安、半具生命的方式”动了起来。是否有可能，这位年轻而拮据的寡妇为了给新版小说撰写一个引人注目的前言，故意“遗失”了那本揭示真相的日记？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
可以确定的是，玛丽在她的下一本日记中，以极为详尽的笔触记录了她与雪莱及继妹（但没有拜伦——他对怀孕的情妇日益厌恶）进行的一次阿尔卑斯旅行。那本日记的第四篇写于1816年7月24日——这是坏天气第一次迫使她暂停登山漫游的日子。那篇日记的结尾写下了醒目的嘱咐：“写下我的故事。（“Write my story”）”
这部作品显然就是《弗兰肯斯坦》。但那句“写下我的故事”是否真的标志着小说的诞生之日？《弗兰肯斯坦》是在巴斯修道院的阴影下被赋予生命，还是玛丽早在一个多月前、仍居住在日内瓦湖畔时就已开始构思她的杰作？除非那本1816年“神秘遗失”的日记奇迹般重见天日，否则我们将永远无从得知。我们所知道的是，玛丽在夏蒙尼攀登至冰海（Mer de Glace）的旅程被她细致地记录了下来，这一段经历后来成为小说中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与他被遗弃的“造物”首次相遇的场景。而她正是在巴斯生活期间，写下了那场令人难忘的相遇。
尽管无数小说与电影都反复描绘过那场在湖畔度过的风雨之夏——玛丽首次萌生鬼故事灵感的时刻——《玛丽·雪莱在巴斯》这一小而精致的选集（收录了她1816年秋季的书信、日记与创作片段），却首次让《弗兰肯斯坦》的爱好者得以专注于作品从一个简单鬼故事成长为三卷本小说的过程（其间得到了雪莱强有力的鼓励）。1816年9月8日，玛丽带着小说的初步提纲（但尚未形成完整情节）乘船返回朴次茅斯，然后向西前往威尔士。巴斯这座小镇远离伦敦的喧嚣，足以让克莱尔隐秘地产下拜伦的孩子，而不引起她母亲和继父的怀疑——这两人正是自称“玛丽·简·克莱蒙特（Mary Jane Clairmont）”的女子和政治哲学家转行的小说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至于玛丽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长女法妮·伊姆莱（Fanny Imlay），她依然（而且并不快乐地）与戈德温夫妇同住在伦敦，因此这件事也必须对她隐瞒。
计划十分简单：克莱尔以“克莱蒙特夫人”的身份在巴斯暂避风头，玛丽专心写作小说，而雪莱则前往泰晤士河畔的马洛（靠近好友托马斯·洛夫·皮考克的家）为他们全家寻找一个更长久的住所。至于这“全家”究竟应包括谁，意见分歧颇大。玛丽虽不情愿，但也曾短暂考虑过为法妮提供一个未来的“庇护所”——法妮既崇拜雪莱，又敬爱这位比自己年幼的妹妹——但她明确表示克莱尔绝不应成为他们家庭的一部分。雪莱则暗自幻想，在新家中不仅要容纳克莱尔和她的孩子，还要留一席之地给哈丽特·韦斯特布鲁克（Harriet Westbrook）——那位他仍在法律上婚姻关系中的不幸年轻妻子。早在1814年，他、玛丽与克莱尔首次前往瑞士旅行时，雪莱就曾向哈丽特提出类似的“理想主义家庭公社”设想，但因资金匮乏而告吹。可以理解的是，那位怀孕且被突然抛弃的妻子当时拒绝了他这种“骑士式”的提议。
9月10日，玛丽抵达巴斯，对雪莱那套“共享大家庭”的计划一无所知。她毫不耽搁地为自己、保姆和婴儿威廉找到了住所——就在城市最时髦的“泵房”（Pump Room）旁的一栋房子里，这座房子属于《巴斯先驱报》（The Bath Herald）的出版商。克莱尔则住在附近纽邦德街（New Bond Street）上一处稍显朴素的住所。（如果这本书能附上一张乔治亚时期的巴斯地图，或许会更加方便了解玛丽在巴斯的生活轨迹。）考虑到克莱尔酷爱音乐——也可能是为了让这位情感匮乏、为爱所困的继妹有些事可做——玛丽特意租了一架钢琴，好让她在怀孕的最后四个月中有所寄托。
对于想要隐居的人而言，选择巴斯显然是一个奇怪的决定，更何况玛丽偏偏选择住在城市中最热闹的地段。巴斯原本因其“治愈之泉”而闻名，但到那时，已成为简·奥斯汀笔下的“婚姻市场”——她在《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中以讽刺笔触描绘过，又在《劝导》（Persuasion）中以更深沉的语气回顾。奥斯汀在玛丽到来前的十年（1801至1806年）也曾在巴斯居住五年，而那座城市在这十年间几乎没有多少改变。
任何想寻找《弗兰肯斯坦》创作地风貌的读者，若造访盖伊街（Gay Street）上的“简·奥斯汀中心”（The Jane Austen Centre），或许能收获更多真实感——那里有身着古装的演员、可试穿的服饰、华丽的信笺与羽毛笔体验——反倒胜过“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之家”（Mary Shelley’s House of Frankenstein）所提供的“情感化音效、定制气味与灯光特效”。在那座以主题“密室逃脱”著称的展馆中，游客最终将被引向一个令人毛骨悚然、却颇具诱惑力的地下空间。
《弗兰肯斯坦》创作过程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面，莫过于雪莱在其中所施加影响的程度。从可见的文字层面来看，雪莱的贡献大约占1818年初版七万两千字中的四千字；现存于博德利图书馆的两本草稿笔记（记录时间为1816年8月至1817年3月）为他直接参与创作提供了确凿证据。玛丽是主要的写作者，她的字迹舒展流畅，用棕色墨水书写；而雪莱的插改则显得更为学究气，他常以黑墨或铅笔标注，倾向于将玛丽朴实直接的语言“文雅化”——把“add to”改成“augment”，把“talked”改成“conversed”，把“painting”改成“representation”。
在某些情况下，雪莱的修改确实提升了原稿。他建议，让那位受尽虐待的“造物”在愤怒中呼应弥尔顿的撒旦——宣称“邪恶从此成为我的善”。然而大多数时候，雪莱扮演的是一位温和而富有同理心的编辑，他强化了小说中关于“同情、宽容与良好养育”的主题。（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作为“父亲”却残酷无情，他根据外貌便判断造物的心灵必然邪恶，因此误解了造物那最初纯真的友谊示好为敌意。）
雪莱对《弗兰肯斯坦》更深层、更重要的贡献是无形的，也因此更难评估。一个关键线索出现在玛丽抵达巴斯后的不久。在她到达的第一周，她对小说的工作并不多——七天中仅有四天在写作。第二周，她与雪莱在马洛会合，两人一同研读卢梭1762年的《爱弥儿》，这本影响深远的书讨论了教育的问题及其理想方式。卢梭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雪莱夫妇的信念：社会有责任去激发并支持每个孩子内在的善性。
到了第三周，雪莱前往巴斯与玛丽同住，一种创作规律逐渐形成：玛丽白天写作，雪莱晚上为她朗读。到了11月，他们一起重读弥尔顿的《失乐园》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玛丽早在1815年就读过这两部作品，但它们与《弗兰肯斯坦》主题间的深刻呼应，说明两人此时的重读是有意为之。小说中的“造物”在自学识字后，正是从普鲁塔克那里学会了“对美德的炽烈热爱……以及对罪恶的憎恶”；而在弥尔顿笔下被放逐的撒旦身上，他又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可怜的、无助的、孤独的存在”。
玛丽的创作在雪莱的陪伴与启发下蓬勃生长；他们在巴斯的共读与讨论，显示出这对文学气质极浓的情侣曾花费无数小时愉快地探讨小说的内容与意义。1838年，雪莱英年早逝十六年后，玛丽在写给朋友李·亨特（Leigh Hunt）的信中仍说，合作总能为作品增添“热情与生气”。然而在1818年，她出版那部署名匿名的杰作时，虽引用了雪莱1816年的诗《无常》（Mutability），也允许他撰写未署名的前言，但她很快便写信给钦佩她的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澄清作者是她本人——而非他所误以为的天才丈夫。到1831年，她为新版《弗兰肯斯坦》撰写了自己的签名前言，并以一句斩钉截铁的声明，彻底抹去了雪莱的协作角色：“我当然没有从我的丈夫那里获得任何情节的建议，甚至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情感线索的影响。”
玛丽在巴斯创作《弗兰肯斯坦》的过程中，与她当时阅读的书籍之间的关联十分清晰。她甚至不需要离开新住所就能接触到这些书——正如菲奥娜·桑普森（Fiona Sampson）在《玛丽·雪莱在巴斯》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玛丽所居住的修道院庭院5号（5 Abbey Churchyard）有一个独特的便利条件：房主的主要房客将一层改造成了公共图书馆与阅览室。
由于无法像在伦敦那样参加各类科学讲座（巴斯享有盛誉的皇家文学与科学学会此时尚未成立），玛丽便借阅了汉弗里·戴维（Humphry Davy）1802年的《化学讲座导论演说》（A Discourse, Introductory to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Chemistry），以获得描写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如何萌生科学痴迷的现实素材。为了为探险家罗伯特·沃尔顿（Robert Walton）那段危险的北极航程增添真实细节——他在小说中既提供了巧妙的框架结构，又以自身的雄心映照出弗兰肯斯坦的狂热——玛丽还研究了多部关于“古老航行”的记述，以及当时探寻西北航道与传说中“无冰北极”的最新探险报告。
《弗兰肯斯坦》中也对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致以了优雅的致敬——玛丽小时候就曾听过柯尔律治在她父亲面前朗诵这首名诗。她在小说中以一种轻巧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影响：沃尔顿在信中打趣地向妹妹玛格丽特·沃尔顿·萨维尔（Margaret Walton Saville）承诺，自己不会像那位古舟子一样从旅途中带回一只信天翁。而这位妹妹的姓名首字母“MW”——恰巧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的名字相同。
《弗兰肯斯坦》的创作发展轨迹，可以通过玛丽所读的书籍、参与的谈话，甚至那场戏剧性的阿尔卑斯山之旅来清晰追踪。然而，小说那种深沉阴郁的情绪，与创作当年秋天发生的两场可怕事件之间的关联，却更难被界定。
玛丽与她那位敬慕自己、却远不如她才华横溢的同母异父姐姐法妮·伊姆莱（Fanny Imlay）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816年夏天达到了一个小危机。那时，法妮滞留在伦敦，而玛丽与雪莱则在日内瓦湖畔享受着与拜伦交往的光彩。法妮写信抱怨她们的继母（第二任戈德温夫人）告诉她，自己——这位忠诚的法妮——已经成了玛丽“取笑的对象，被她的讽刺当成了永久的灯塔”。戈德温夫人说的是真的吗？感到愧疚的玛丽随后与雪莱在日内瓦外出购物，为法妮买了一只昂贵的金表作为补偿礼物。但法妮依然是个局外人。拜伦被邀请前往巴斯，与玛丽和雪莱重聚——而法妮却没有被邀请。
九月底，姐妹间的争执再次暗暗酝酿。10月3日，法妮激烈地否认玛丽的指控——玛丽似乎指责她散布流言，说继母“像猎狐的猎犬一样追逐你”。法妮在信中愤然写道：“我不愿被当作编造如此明显谎言的人。”这封自我辩解的信——在玛丽看来是“愚蠢的”——还责备了雪莱没有兑现承诺，未能为永远拮据的威廉·戈德温提供资助。五天后，10月8日，法妮写给玛丽的一封遗失的信，或许表达了她希望前往巴斯探望他们的愿望——而就在同一天，她从布里斯托写信给戈德温，暗示自己即将结束生命。之所以说“或许”，是因为次日（10月9日）又寄出了一封“极为令人震惊”的信，这封信吓得雪莱立刻采取行动。克莱尔回忆道：“他猛地站起，手抓住头发——‘我得马上走！’”他是在出于内疚吗？他和玛丽是否觉得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多？我们大概永远无法知道答案。
10月12日，雪莱灰着脸回到巴斯——他已先后两次赶赴布里斯托，又追至更远的斯旺西（法妮西行途中下一站）。玛丽在日记中记下这次可怕的消息：“最坏的结果。”法妮被发现死于斯旺西的一家旅馆。她身上刻意穿着那位深爱的母亲留下、绣有姓名缩写的内衣，还戴着玛丽与雪莱在瑞士为她买的那只金表。服下整瓶鸦片酊（laudanum）之前，这个不幸的年轻女子留下了一封遗书，写道自己即将结束“一段不幸的生命”，而她的存在“给那些竭力为她谋求幸福的人带来了伤害与负担”。戈德温命令玛丽不要前往（“不要去斯旺西，”他在自1814年7月以来的第一封来信中这样警告女儿），玛丽遵命。根据戈德温的要求，事件被极度低调地处理——外界被告知，法妮因“发烧”去世，死于赴都柏林投靠母亲的姐妹、准备做家庭教师的途中。十个月后，她的同母异父弟弟查尔斯·克莱蒙特仍然毫不知情。
两个月后，同一天——12月10日——报纸报道确认另一具“失踪的尸体”：哈丽特·韦斯特布鲁克（Harriet Westbrook）。她当时身怀六甲，孩子极有可能是雪莱的（尽管她曾被污称为“堕落女子”，与马厩佣人有染，但雪莱从未否认亲子关系）。她投水于伦敦海德公园的蛇形湖（Serpentine），以溺亡告终。震惊的雪莱将悲剧归咎于哈丽特那位受他尊敬的姐姐——伊丽莎·韦斯特布鲁克（Eliza Westbrook），随后匆忙赶往伦敦，试图争取抚养权。玛丽在同情中幻想，这两个孩子——小查尔斯和伊安塞（Charles and Ianthe Shelley）——是“珍爱的宝贝”，她渴望将他们迎入家中（只要他们不取代自己心爱的威尔鼠）。然而，尽管两人匆忙结婚——这对原本以“自由恋爱”自豪的伴侣，终于在社会压力下形式上结合——哈丽特生前的愿望得以实现：法院正式判决，两个孩子由伊丽莎抚养。
尽管无法将法妮与哈丽特的两起震惊世人的自杀事件直接对应到《弗兰肯斯坦》的具体情节上，但这两位不幸年轻女性的死亡，毫无疑问在玛丽与雪莱两人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或多或少都感到一种间接的罪责感——这种负疚意识强化了他们对小说中两个核心形象的认同：那个被世人唾弃的“造物”，以及那个残忍抛弃自己人造孩子的“创造者”。
1816年12月，雪莱在写给新朋友李·亨特（Leigh Hunt）的信中，形容自己是“人类社会的弃儿”，感叹除了少数善良之人外，“其他人都厌恶并回避我”。玛丽后来在她的反乌托邦小说《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 1826）中再次书写“被放逐者”这一主题。而直到1839年，她才在私人日记中承认，自己仍为“可怜的哈丽特”怀有长久的罪疚感——“我将自身所遭受的诸多苦难，视作命运要求我为她的死所作的赎偿。”这迟来的忏悔，是一位惯于谨慎的作家少有的坦白。玛丽的日记常以密码般的简略书写，让后人难以窥见她真实的情感。但在1817年1月12日，当克莱尔在巴斯产下一个女婴时（后来为拜伦改名为阿莱格拉 Allegra），玛丽的克制几乎被推至极限。即便在私人日记中，这位新婚的雪莱夫人也仅仅留下了淡淡一句：“虚度了四天。”
1月26日，也就是她的儿子威廉一岁生日后两天，玛丽离开巴斯返回伦敦。3月18日，在汉普斯特德短暂停留于李与玛丽安·亨特夫妇那拥挤的小屋后，雪莱夫妇搬进了他们婚后第一处正式住所——马洛（Marlow）。同月末，克莱尔带着小阿尔芭（Alba，拜伦后来改名为阿莱格拉）也加入了他们。5月13日，在雪莱为《弗兰肯斯坦》定稿手稿撰写无署名前言后，玛丽在最后一页写下了得意的“Finis（完）”，随即开始她的下一个计划——一本旅行记。这本生动迷人的《六周游记》（History of a Six Weeks’ Tour）主要取材于1816年夏玛丽从瑞士寄回英国的长信——那些信以细致描写为特色，是她出于善意写给滞留伦敦、热情关怀她的姐姐法妮的。玛丽在出版时并未承认这些信件为素材来源。该书于1817年11月出版后获得了友善的评价，评论界称其清新可亲。然而，这份温和的欢迎，丝毫未能预示她下一部作品——那部“非同寻常的继作”《弗兰肯斯坦》——所将引发的震惊、反感与惧意。
1818年12月，《弗兰肯斯坦》首次以匿名出版的三卷本形式问世，共印行五百册。直到1823年，这部作品才真正开始转变为“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小说之一”——那一年，玛丽的父亲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精明地把再版时间与伦敦舞台上一部新剧的首演同步：理查德·布林斯利·皮克（Richard Brinsley Peake）改编的戏剧《傲慢；或弗兰肯斯坦的命运》（Presumption; or, The Fate of Frankenstein），由当红演员T. P. 库克（T. P. Cooke）饰演“造物”。戈德温在写给玛丽的信中（当时她正结束五年的欧洲之旅回到伦敦）说，如果这部戏成功，“那将是小说作者帽子上插的一根羽毛”，对她“今后与出版商的谈判”也会大有裨益。
戈德温果然判断准确。库克身着蓝色紧身衣，在伦敦与巴黎共演出该剧达330场。皮克的改编激发了接下来三年中至少十四个《弗兰肯斯坦》的舞台版本。到了1831年，玛丽经济拮据，在为修订版小说撰写序言时写下那句著名的话：“愿我这可怖的后代走向世界，繁荣昌盛（my hideous progeny go forth and prosper）。”这句话背后，她真正的愿望其实很现实——希望小说能带来收入。随着《弗兰肯斯坦》声名日隆，它的作者名字也终于开始与那位已逝的诗人丈夫并列——甚至在某些时刻，超越他。
进入20世纪，《弗兰肯斯坦》的舞台成功被银幕取代。至少有二十多部电影版本从1910年爱迪生公司拍摄的一卷短片开始，历经鲍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那憨拙低吟的“怪物”形象，以及五六十年代哈默恐怖片公司（Hammer House of Horror）的夸张狂欢式演绎，直到肯尼斯·布拉纳（Kenneth Branagh）1994年执导的阴郁而逼真的《弗兰肯斯坦》，其中罗伯特·德尼罗饰演“造物”——但被广泛认为是误选。
今年秋天，墨西哥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带来全新版本。这位导演以《血色入侵》（Cronos）、《魔童谣》（The Devil’s Backbone）、《潘神的迷宫》（Pan’s Labyrinth）、《水形物语》（The Shape of Water）及最近的定格动画《匹诺曹》（Pinocchio，背景设定在法西斯意大利）而闻名。德尔·托罗坦言，《弗兰肯斯坦》是他“梦寐以求拍摄的电影”。他让英俊高挑的雅各布·艾洛迪（Jacob Elordi）饰演充满“基督式悲悯”的造物，而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则由奥斯卡·伊萨克（Oscar Isaac）饰演——张扬、戏剧化。德尔·托罗这位“不擅微妙”的导演，始终未偏离玛丽·雪莱的核心主题：傲慢、自负、同情与为人之道。影片中，维克多的父亲被塑造成一个暴虐的外科医生，以鞭打逼迫儿子服从；维克多被暴力塑造，进而在不懂爱的情况下，将造物锁链束缚、拒绝它的接近（“别碰我！”），并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它——而麻烦当然接踵而至。
影片时间被移至19世纪50年代，德尔·托罗得以将克里米亚战争的战场作为背景，延续他一贯的主题——以战争与独裁的残酷对比纯真却非天真的“孩子”或“类儿童角色”。在这样的舞台上，维克多与他所激起复仇欲望的“儿子”展开意志之战。玛丽·雪莱本人当年非常喜爱皮克的舞台剧，她若能看到德尔·托罗这版充满怜悯与细腻情感的改编，必定会欣喜不已。不过，作者本人却不那么确信——无论玛丽还是雪莱，恐怕都不会认可这样一个结尾：在冰冷的北极荒原上，垂死的创造者与造物在船上泪流满面地和解——“原谅我吧，我的儿子。”“维克多，我原谅你。”最后一句台词定格于煽情的收尾：“也许，现在我们都可以成为人了。”——我真希望自己没有被迫在这样的地方忍俊不禁。
｜原文发表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25年11月20日，第18期，40–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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