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伦堡》（Nuremberg，2025）的第一幕场景中，时值1945年5月7日，欧洲二战的最后一天，难民们正沿着乡间公路蹒跚而行。一名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国大兵停下来，朝一架坠毁德国飞机机翼上的纳粹卐字符号撒尿，金属上滴落的尿声清晰可闻——这个意象毫不含蓄。随即，一辆悬挂着纳粹旗帜的大型奔驰轿车呼啸而来。就在士兵们举枪警戒之际，后座上一只圆润的手从同伴的衬裙上扯下一条白布，让司机挂出窗外以示投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德国空军最高统帅、希特勒的副手、也是纳粹政权中仍然在世的最高级别领导人——从车中走出，立正站好，宣布投降，并命令士兵替他提行李。
由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饰演的戈林，是詹姆斯·范德比尔特（James Vanderbilt）这部雄心勃勃影片中令人不安的核心人物。影片讲述的是1945至1946年纽伦堡审判主要纳粹战犯的故事，宣传语将其称为“史诗级二战惊悚片”，改编自杰克·艾尔-海（Jack El-Hai）2013年的纪实作品《纳粹与精神病学家》（The Nazi and the Psychiatrist）。该书探究了监狱精神科医生道格拉斯·凯利（Douglas Kelley）的人生——他与戈林之间与戈林之间发展出一段扣人心弦的微妙关系。由拉米·马雷克（Rami Malek）饰演的凯利，负责评估戈林及其他被告是否具备受审能力，他将此视为撰写一本关于纳粹心理著作的绝佳机会。然而，他得出”纳粹与常人并无二致”的结论，最终却将他自己引向了毁灭。
《纽伦堡》实际上既非史诗，也非惊悚片，更非真实犯罪故事，而是一部失败的”搭档电影”。凯利违反所有规定，主动结交戈林的妻女、为他传递书信，以此换取戈林的信任。然而在法庭上观看完集中营纪录片后，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演变为激烈对抗。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只能用”爱而不得”来形容。
爱上一个自恋者总是痛苦的，尤其是当对方足够聪明时。戈林在吞下氰化物胶囊、以此逃脱绞刑架的最后一刻，脑海中浮现的竟是凯利教他的一个魔术。”阿布拉卡达布拉（Abracadabra）”他轻声说道，随即消逝于世。至于凯利，他深信在特定条件下，就连美国也可能孕育出纳粹分子。这一观点显然令1950年代的美国公众难以接受——他在一家广播电台公开发表此类言论后，手持威士忌酒瓶，被人赶出电台。”抨击我们的国家，大概不是推销你那本书的最佳方式，”节目制作人对他说。遗憾的是，如此震聋发聩的命题——杀人成性的纳粹意识形态与仇恨，可能在最出人意料之处死灰复燃，无需卐字符号，无需制服——却因凯利醉酒后的狂言谵语而显得荒诞可笑。
理查德·松恩菲尔特（Richard Sonnenfeldt）在其回忆录《纽伦堡见证：纳粹战犯审判译员的多重人生》（（Witness to Nuremberg: The Many Lives of the Man Who Translated at the Nazi War Trials，2002年）中，呈现了这部影片所竭力追求却未能企及的那种喜剧式悲剧张力。松恩菲尔特曾在狱中担任戈林的翻译，他将戈林描述为”一个有着梭鱼本能、大象体型、豺狼贪婪与狡诈的快活而卑劣的胖子”。然而，这样的人物性格该如何在银幕上呈现？影片中的戈林更像一个悲情小丑，而非凶残的怪物。在与凯利的对手戏中，观众看到的是克劳那双迷人的湿润眼睛和他浑然天成的魅力。无论是在纽伦堡法庭上叉腰摆姿、供摄影师们拍照（实际上，法庭当时采用强光照明，以避免镁光灯闪光所产生的噪音干扰），还是侧躺在囚室的床铺上凑近凯利的耳边低语，他带给观众的更多是忍俊不禁，而非不寒而栗。而马雷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与充满张力的表演，则将每个场景的焦虑情绪推向了极致。
在美方人物中，更令人动容的是翻译豪伊·特里斯特（Howie Triest），由英国演员利奥·伍德尔（Leo Woodall）出演。他说话时声音略带沙哑，偶尔微微哽咽，半垂的眼睑赋予他一种如泣如诉的神情。特里斯特金发碧眼、面容俊朗，曾为狂热反犹的《冲锋队员报》（Der Stürmer）主编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担任翻译，而后者甚至将他视为”真正的雅利安人”。
这段隐秘的身世，造就了影片中最为动人的一幕：在纽伦堡火车站，特里斯特向凯利吐露真相——他并非一个碰巧在高中学过德语、有着德意志血统的美国小伙。他出生于德国的犹太家庭，逃亡至美国，并在条件允许后第一时间参军：”我当初离开这个国家时，又怕又孤独，深夜出逃；如今我带着一支他妈的军队回来了。”他最近得知，自己的父母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遇难。他幻想着在施特莱歇尔临刑前的最后一刻，当面告诉他自己是个犹太人。然而最终，在一幕令人难以名状的温柔场景中，他走进施特莱歇尔的牢房，帮助这个惶恐不安的人整理衣装，送他走上通往绞刑架的那条路。特里斯特望着施特莱歇尔就死时的那张脸，没有快意，没有丝毫复仇的畅快，有的只是深沉的悲恸。他的双眼，充满了愤怒的泪水。
除此之外，影片中充斥着各种国家刻板印象：美国大兵跳上跳下吉普车，嘴里蹦出一句句俏皮话；苏格兰检察官大卫·麦克斯韦-法伊夫爵士（Sir David Maxwell-Fyfe）往茶杯里掺苏格兰威士忌。由迈克尔·珊农（Michael Shannon）饰演的罗伯特·H·杰克逊大法官（Robert H. Jackson），说话腔调酷似《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里的詹姆斯·史都华（Jimmy Stewart）（”他们要枪毙他吗？”），给人的印象是意志坚定，却最终显得力不从心。《纽伦堡》没有呈现他在审判开场陈词中的那段话，而那本可以为影片提供更清晰的道德坐标：
“四个伟大的国家，在胜利的激动与伤痛的刺激之下，仍能克制复仇之手，自愿将被俘的敌人交由法律裁决，这是权力向理性致以的最崇高的敬意之一。”
《纽伦堡》怀有教化世人的抱负（”我要让他亲口告诉世界，他究竟做了什么，”杰克逊沉声说道），并将一场关于此次审判法律基础的论辩搬上了银幕。在杰克逊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公寓里，众人把盏言欢之际，他的秘书兼伴侣埃尔西·道格拉斯（Elsie Douglas）告诉他，这件事根本行不通：审判毫无先例可循；一个国家无权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究竟该把谁送上被告席，也根本说不清楚——难道要审判整个国家？还是那些普通士兵？
杰克逊听罢，仿佛豁然开朗：我们要以“共谋发动侵略战争”的罪名起诉他们。埃尔西反驳道：“而且你还想让美国来主导这场起诉……要起诉德国——一个从未进攻过我们的国家。”这有何难，杰克逊回击说，我们可以联合所有盟友举行一场国际审判——就连苏联人也要拉进来，”没有苏联人是不行的”——再加上四位国际法官。在整部影片中，道格拉斯始终是杰克逊的道德监护人；他须臾离不开她，而她承担的分量实在太重，反而令他相形见绌。
影片在还原真实场景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卢森堡蒙多夫莱班宫殿酒店（Palace Hotel in Mondorf-les-Bains, Luxembourg）的内景（战犯们最初羁押于此）、纽伦堡的牢房、被告从监狱通往法庭的地下通道，以及法庭本身，皆力求逼真。故事的某些方面确实有据可查，另一些情节则纯属虚构，仅有模糊的现实影子可循。其中一幕，杰克逊拜访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寻求其对审判的支持。庇护在1933年担任梵蒂冈国务卿时，曾与纳粹政权签订协议，以保护德国境内的天主教徒。片中，杰克逊以身后骂名相威胁，要求教皇公开支持审判：“人们会记得，阁下，您在1933年的所作所为，以及您此刻的选择。他们会告诉自己的子女——天主教会究竟是站在纳粹一边，还是与之为敌？”
诚然，天主教会对纳粹德国的态度一度暧昧，甚至更为不堪。但将杰克逊描绘成要挟教皇之人，实属荒诞。据杰克逊日记中对此次会面的记载，恰恰是教皇本人主动提起协议一事，并认为那是一次失败。他担心审判会将整个德国民族一并定罪，杰克逊对此则加以宽慰。随后，教皇主动提出愿意协助法庭收集证据，并赠送了几串念珠给杰克逊，让他转赠友人。
《纽伦堡》中类似的错误机会比比皆是。凯利在火车上邂逅的那位无名英国女记者，留给观众最深印象的，不过是她那抹完美的红唇，以及她在一夜醉酒缠绵后对他的背叛——她将枕边私语捅上了头版头条（”监狱医生和盘托出”），致使凯利就此丢职。参与报道这场审判的记者们，近年来已激发了多部著作的诞生：德国有乌韦·诺伊马尔（Uwe Neumahr）的《作家城堡》（The Writers’ Castle，2024年），法国有阿尔弗雷德·德·蒙特斯基厄（Alfred de Montesquiou）节奏明快的历史小说《暮色中的男人们》（Le Crépuscule des hommes，2025年），以及他执导的电视纪录片《历史现场：纽伦堡审判》（Inside History: The Nuremberg Trials，2025）。我不禁想，这部影片的主创者们为何没有心动，将当年真正报道过审判的女记者之一纳入故事——她们所说的话，远比那位英国女记者那句陈词滥调更值得被听见：”系好安全带，这座城市即将成为地球上最盛大的演出。”例如，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在《科利尔》（Collier’s）杂志上写道：”戈林那张可怖的嘴挂着一丝笑意，那却不是笑，不过是他的嘴唇养成的一个习惯。”这样的表情，对演员来说绝非易事。
对这部影片进行事实核查，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据说您亲自撰写所有诉状，拒绝其他律师的协助，”麦克斯韦-法伊夫一边往茶里兑威士忌，一边对杰克逊说。杰克逊没有否认：“因为这件事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杰克逊确实亲笔写就了他那篇堪称经典的开场陈词，但诉状并非他一人独力完成。美方负责第一项指控，即共谋发动侵略战争的总体计划，而针对纳粹入侵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多位律师被指派撰写相关法律文件并整理证据文书。出庭陈述这部分案情的，是陪席检察官西德尼·奥尔德曼（Sidney Alderman），而非杰克逊本人；奥尔德曼在法庭陈述中，也明确承认了六名律师团队的工作贡献。我手边有一箱诉状，由我的父亲西德尼·卡普兰（Sidney Kaplan）——检方成员之一——亲自督导完成。他于1945年9月29日致信杰克逊，详细说明了工作计划：文件须经整理与认证；线索须逐一追查；证据的证明力须审慎评估；漏洞须查明并加以弥补；证据须以适当形式加以排列；须为奥尔德曼的陈述准备背景资料；每一份新到的证据须逐一审查；个人、群体及组织的责任须逐项评定。认为杰克逊可以独自完成所有工作，这一说法荒诞至极。但这与影片的整体取向一脉相承——它笃信个人的胆魄、魅力与自恋，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引擎。
影片中法庭上播放的集中营纪录片，是另一次错失的良机。影片以排山倒海之势，将骨瘦如柴的囚犯、推土机铲动的层叠尸体等最为惨烈的画面倾泻而出——这些影像在1945年曾带来振聋发聩的“首次曝光”震撼，但如今却已成为令人悲痛的历史常识。影片没有呈现1945年11月29日纽伦堡司法宫中那个专门设计的放映场景：强光从头顶打下，直射被告席，使整个法庭的每一双眼睛都能清晰看到他们直面自身罪行时的神情。曾为法国《法兰西射手报》（Franc-Tireur）报道此次审判的玛德莱娜·雅各布（Madeleine Jacob）写道：
“我永远忘不了他们那些被恐惧击碎的脸——那一刻，他们猝不及防地与确凿的证据狭路相逢：那是今天下午在法庭上放映的一部关于集中营的纪录片。”
《纽伦堡》引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当一部电影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创作时，事实的准确性究竟有多重要？杰克逊未曾真正威胁过教皇，他实际上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律师团队，耗费数月搜集证据、撰写诉状——这些失实之处究竟重不重要？影片对苏法两国检察官与法官只字不提，仅着墨于英美检察官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这又是否重要？台词有时模仿1940年代的腔调（“我们的小伙子们”诸如此类），有时却完全脱离时代，尤为明显的是那些1945年根本不存在的心理咨询术语（“这实在太多了，需要时间消化”；“你们他妈的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甚至还出现了明显带有千禧一代风格的说法“抨击我们的国家”——这些究竟有没有关系？《纽伦堡》似乎一面试图复刻二战电影中那种轻快的对白节奏，一面又刻意追求当代观众的”代入感”，两者之间的龃龉，贯穿始终。
随着史实被压缩、重组乃至重写，随着机智的对白与场景之间快速转换所构建出的节奏，这场审判逐渐演变为一场个人魅力的角力。影片中一段纯属虚构的黑白新闻短片的配音旁白，由各种画面拼接而成，听来时而像是球赛解说：
“纽伦堡现场报道：有关纳粹劳改营真实目的的黑暗传言持续发酵，各法律团队正整装待发，准备迎接这场注定载入史册的世纪审判……赫尔曼·戈林与他那帮希特勒的忠实走狗，将在一周后与我们的小伙子们正面交锋。正义能否伸张，还是法西斯分子将就此逍遥法外？本记者迫切希望，盟军此番不会遭遇任何阻碍。”
纳粹劳改营？传言？到1945年11月审判开始时，这一切早已不再神秘。奥斯威辛集中营于十个月前的1月27日已告解放；美军于4月29日解放了达豪（Dachau）集中营，而对该营指挥官的审判，也在纽伦堡审判开幕五天前便已启动。《纽伦堡》的剪辑师汤姆·伊格尔斯（Tom Eagles）在被问及这段虚构旁白时回应说：“我们需要给人一种暗示——观众尚未看到集中营的影像，人们还不清楚集中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二战期间美国新闻短片的旁白风格往往轻快甚至带有某种冷漠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借用这种腔调来烘托对死亡集中营的悬念，无疑贬低了观看这部影片的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最严肃的道德追问：谁在何时知晓了什么，又有什么是原本可以采取行动阻止的。
《纽伦堡》对杰克逊盘问戈林的拙劣盘问大书特书，这也为克劳奉上了一场扣人心弦表扬的高光时刻。影片在此处借鉴了珍妮特·弗兰纳的视角（Janet Flanner）——她1946年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报道审判时，对戈林的趾高气昂与杰克逊的磕绊迟疑津津乐道：
“当审判从海量静态文件堆砌的准备阶段，进入短兵相接、真刀真枪的交锋阶段，当对垒双方拼的是智识与个人魅力，杰克逊作为盟军首席检察官的种种不足，便开始逐一显露。”
杰克逊最终以一份文件作为结尾——编号710-PS，那是戈林于1941年7月发给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与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一份备忘录，敦促二人加速驱逐帝国境内犹太人，以实现所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在影片中，杰克逊反复重复“最终解决”这一措辞，而台下的道格拉斯（Elsie Douglas）则低声说：“他抓住他了。”影片还展示了戈林通过不断以翻译问题打断杰克逊的策略——这些争议被检察官承认，却似乎无关紧要：戈林坚称原文写的是“全面解决”，而非“最终解决”，并辩称他不过是希望海德里希加速推动德国犹太人的移民进程。杰克逊面露疑色，镜头随即推进，聚焦于备忘录中“移民”二字。由于影片未能呈现戈林的罪行早已在此前数月的审判中，经由无数证据文件得到确凿证明，观众或许会就此误以为，杰克逊在这一刻输掉了这场官司。
影片没有设法让这些关键文件本身“开口说话”，反而将凯利置于这场戏剧的中心——尽管事实上，他在戈林出庭作证的数月之前便已离开纽伦堡。作证前夕，这位精神科医生闯入杰克逊与麦克斯韦-费夫的办公室，递上一本厚厚的笔记，记录着他与戈林历次会谈的内容——这些信息据说能帮助杰克逊“击败他”。
在杰克逊的低谷之后，麦克斯韦-费夫对戈林的盘问则部分引用了真实庭审记录。这位英国检察官带领他逐年回溯那串令人窒息的灭绝数字：
“麦克斯韦-费夫：1945年，25万人，总计约600万犹太人，以及苏联与波兰公民、罗姆人、艺术家、科学家、作家、记者、摄影师、电影人——这些人不是死于战斗，不是死于敌军炮火，而是被德国国家机器系统性地灭绝。而你，正是那个国家的帝国元帅，是你国家最显赫的政治要人。你却声称对此毫不知情。那至少请你回答我这一个问题：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以600万犹太人所遭受的一切，你是否仍会追随元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戈林：是的。我会的。
劳伦斯法官：肃静！肃静！
戈林：希特勒万岁。”
这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误印象，仿佛戈林拒绝与希特勒划清界限，才终于坐实了他的罪行。然而，麦克斯韦-费夫对戈林的盘问，实际上并非以影片中那句震撼人心的”希特勒万岁”收尾，而是以这段对话作结：
“麦克斯韦-费夫：你不清楚其规模，但你知晓存在一项以灭绝犹太人为目标的政策？
戈林：不，那是一项移民政策，而非针对犹太人的清洗行动。我所知道的，只是曾有过一些零星的暴行个案。
麦克斯韦-费夫：谢谢。”
庭审结束后，影片出现了一场颇为混乱的庆贺场面——道格拉斯拥抱了杰克逊，后者局促地说：“我撑过来了”，他又转向凯利说：“你是对的，我赢不了他——没有你的帮助不行。”然而，麦克斯韦-费夫与妻子的往来书信——如今存档于剑桥——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他并不像影片中那样急于“伸出援手”，反而对杰克逊颇感不满，并担心这位美国人会让审判颜面扫地：“我想我对戈林的反诘盘问还算顺利，这里所有人都很满意。杰克逊不仅毫无建树，实际上还让那个大胖子愈发气焰嚣张。”
观看这部影片时，我不禁怀念起斯坦利·克雷默（Stanley Kramer）与艾比·曼恩（Abby Mann）创作的1961年的《纽伦堡的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那部影片有着这部新片所欠缺的朴素与真诚的力量。故事围绕一位来自缅因州小镇的法官丹·海伍德（Dan Haywood）展开——由斯宾塞·屈赛（Spencer Tracy）出演——他被委派主持1947年对纳粹法官的审判。法官借住在一位已在首轮审判后被处决的著名将领的豪华公寓里，并与将领的遗孀贝托尔特夫人（Madame Bertholt）陷入一段忧郁的情感关系，后者由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出演，原型取材自纽伦堡被告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的遗孀——此人以为丈夫奔走昭雪著称。一位名叫艾琳·霍夫曼（Irene Hoffmann）的女性的泣血证词（朱迪·嘉兰Judy Garland 饰）源自一桩真实案例：一名犹太商人因”种族通婚罪”被处决，尽管事实上两人之间从未有过肉体关系。至于海伍德与贝托尔特，历史上既无其人，也无此情——正如纽伦堡首席检察官之一泰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在1982年的一次访谈中所言，任何一位严肃的美国法官，都不会允许自己被一位丈夫已在前次审判中被处决的遗孀公开游说。
那么，为何艾琳·霍夫曼那场证词的高潮，以及那段法官与遗孀之间无望的爱情会令我动容，而《纽伦堡》中种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却令我义愤填膺？或许，答案就在于此：《纽伦堡的审判》即便对待有缺陷的人物，也赋予他们以尊严；而《纽伦堡》却将英雄矮化，同时将最大的反派置于一种令人不安的迷人光晕之下。戈林固然以个人魅力与幽默感著称，但他同样以凶残与冷酷著称——而这些，在克劳所塑造的这个颇具魅力的纳粹形象中几乎销声匿迹。而这恰恰是我们在今天绝不应忽视的。
｜原文发表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26年4月23日，第7期，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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