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春天，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军事交火让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地区对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此同时，加沙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半，仍没有终结的迹象。两条新闻线索在同一时刻汇聚，构成了这个专题的直接缘起。
但我们不想做时事评论，而是想做一件别的事：回到电影。
不是因为电影比新闻更重要，而是因为电影提供了一种新闻所不能提供的东西——时间。镜头里的时间，记忆的时间，凝视的时间。当一个地方在银幕上被反复拍摄，当同一片土地上的战争与日常生活被几代导演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就会有什么东西从这些积累里浮现出来，那是当下的新闻永远给不了的。
这个专题里有31篇文章，横跨半个多世纪的电影史，从1987年米歇尔·赫里菲（Michel Khleifi）的《加利利的婚礼》（Wedding in Galilee，1987），到2025年卡乌特尔·本·哈尼娅（Kaouther Ben Hania）在威尼斯首映的《欣德·拉贾布之声》（The Voice of Hind Rajab，2025）。在这些影片和文字之间，我们试图建立一种阅读框架。
一、三重凝视
做这个专题时，我们反复遇到一个问题：谁在看？
这不是一个修辞性的问题。在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相关的电影史里，”谁在凝视”这件事本身就是政治。以色列的摄影机拍到什么？巴勒斯坦的摄影机拍到什么？两者拍到的是否是同一片土地？同一场战争？
我们把这个专题的内部逻辑组织为三重凝视结构。
第一重凝视，来自以色列内部。
这是这个专题里电影数量最多、也最令人惊讶的部分。阿里·福尔曼（Ari Folman）的《与巴席尔跳华尔滋》（Waltz with Bashir，2008）、塞缪尔·毛兹（Samuel Maoz）的《黎巴嫩》（Lebanon，2009）、《狐步舞》（Foxtrot，2017）、德罗尔·莫雷（Dror Moreh）的《守门人》（The Gatekeepers，2012）、斯坎达尔·科普提与亚龙·沙尼（Scandar Copti & Yaron Shani）的《阿贾米》（Ajami，2009）——这些出自以色列导演之手的影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自己国家发动的战争进行了严酷的道德审视。它们不是宣传片，也不是简单的反战片，它们是士兵的噩梦、导演的自我解剖、良知的内战。
这个系列里最令人不安的，或许不是影片本身的内容，而是它们的命运。塞缪尔·毛兹的《狐步舞》在获得威尼斯评委会大奖后，随即遭到以色列文化部长的公开谴责，称其”用艺术的幌子散布谎言”。阿维·莫格拉比（Avi Mograbi）的《54年的第一年》（The First 54 Years: An Abbreviated Manual for Military Occupation，2021）被以色列所有基金、电视台和电影节拒绝，最终只能放上Facebook。2024年初，莫格拉比接受《电影手册》采访时说，他已经决定离开以色列，移居里斯本——不是流亡，是幻灭。”这个地方失去了所有人的信任，”他说，”我不再相信电影的必要性。”
一个以色列导演，用几十年时间拍摄自己国家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最后离开，说不再相信电影——这是这个专题里最沉重的声音之一。
第二重凝视，来自巴勒斯坦自身。
如果说以色列导演的内部凝视是从权力的位置向下看，那么巴勒斯坦导演的凝视则是从被看的位置向外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拒绝被看，要求自己来看自己。
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哈尼·阿布-阿萨德（Hany Abu-Assad）的《天堂此刻》（Paradise Now，2005）和《奥马尔》（Omar，2013），用接近好莱坞悬疑片的类型语言，让巴勒斯坦人作为有内心生活、有道德挣扎的个体出现在银幕上；伊利亚·苏莱曼（Elia Suleiman）的《神圣干预》（Divine Intervention，2002）和《时间依然》（The Time That Remains，2009），则几乎不说话，用荒诞的哑剧和近乎残忍的幽默，把占领下的日常生活拍成了一首无声的挽歌。两种方式，都是对”巴勒斯坦人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恐怖分子”这一西方媒体框架的拒绝。
而伊玛德·伯纳特与盖伊·达维迪（Emad Burnat & Guy Davidi）的《五台破碎的摄影机》（5 Broken Cameras，2011）提供的是第三条路：摄影机本身作为抵抗行动。伯纳特在五年里用五台摄影机记录西岸比林村庄的非暴力抵抗，五台摄影机依次在冲突中被毁。记录的行为与被记录的抵抗是同一件事。
在这个板块里，我们也特别想提到一部时常被忽略的早期作品：米歇尔·赫里菲的《加利利的婚礼》。这是巴勒斯坦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奠基之作之一，军事管制下的一场婚礼，仪式本身就是政治隐喻。赫里菲是那一代”用美学语言取代政治口号”的巴勒斯坦电影人的先驱，他的影响绵延至今。
第三重凝视，来自更广阔的中东。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从来不只是两方之间的事。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约旦——整个中东的政治格局都卷在其中。而随着2025年伊朗与以色列军事冲突的升级，这个更广阔的维度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难回避。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慕尼黑》（Munich，2005）拍的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那场最著名的海外对决，但斯皮尔伯格真正想拍的是复仇与正义之间的无解方程。阿隆·施瓦茨（Alon Schwarz）的《坦图拉》（Tantura，2022）让一个被埋藏了七十年的1948年屠杀事件从以色列社会内部重新浮出水面。埃兰·里克利斯（Eran Riklis）的《叙利亚新娘》（The Syrian Bride，2004）拍的是戈兰高地上德鲁兹人的困境，那是一个被夹在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几乎没有人知道存在的群体。
这个专题不能覆盖所有的故事。但我们试图让这第三重凝视提醒读者：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其复杂程度超出任何单一叙事。
二、一个持续了两年的问题
这个专题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参照系：《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对这场战争的两次专题回应。
2024年1月，也就是7·10事件发生不久后，《电影手册》第805期以”电影还能做什么？”（Que peut encore le cinéma ?）为题，做了一个紧急性的专题。主编马科斯·乌扎尔（Marcos Uzal）在引言里承认，他们之所以要做这个专题，是因为法国电视媒体对战争的报道令人沮丧——充斥着”文明的冲突”这样的陈词滥调，把一场有历史纵深的政治悲剧简化为两个互相仇恨的群体之间的永恒战争。电影，至少电影里的某些时刻，曾经做过更好的事。
2025年11月，《电影手册》第825期再次回到同一个问题，题目变成了”现在，电影做了什么？”（Et maintenant, que fait le cinéma ?）两年过去，”还能做什么”变成了”做了什么”——时态的变化背后，是一种既有审视也有困惑的态度。这期杂志的封面照片，是法蒂玛·哈苏娜（Fatima Hassouna）的一张摄影作品：加沙，废墟中的一个女人。哈苏娜是塞皮德·法尔西（Sepideh Farsi）的纪录片《把灵魂放在手上行走》（Put Your Soul on Your Hand and Walk，2025）的主人公，那部关于她的电影入围戛纳的消息公布后一天，她在以色列空袭中遇难。
这两期杂志在本专题第七板块有六篇专门的译介文章。我们把它们放在最后，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需要在读者已经看过了前面那些影片之后，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那些文章问的不是”这些电影讲了什么故事”，而是”这些电影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的局限在哪里”。
其中最尖锐的一篇，是人类学家凯瑟琳·哈斯（Catherine Hass）对当下巴勒斯坦电影西方接受模式的批判。她注意到，一种隐性的规训正在运作：西方观众和西方电影节，倾向于接受呈现苦难与废墟的巴勒斯坦电影，而对那些巴勒斯坦人作为普通人、作为有欲望有幽默感有日常生活的人出现的影片，却感到某种意外甚至不适。阿拉伯·纳赛尔（Arab Nasser）与塔赞·纳赛尔（Tarzan Nasser）的《加沙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Gaza，2025）的导演阿拉伯·纳赛尔（Arab Nasser）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不想拍一部关于”我们是人”的电影，”我讨厌这种说法”——而偏偏这类影片在欧洲电影节上最容易获得共情。
哈斯引用了一个她在拉马拉遇到的受访者的话，那个人说：如果你声援巴勒斯坦，你首先是在声援你自己——声援一个更公正、更和平的世界。这句话让我们想到，这个专题的中文读者，和巴勒斯坦的距离，并不比法国观众更远，也不比他们更近。我们同样面对着”如何凝视一场我们不在场的战争”这个问题。
三、关于这个专题
最后说一些关于这个专题本身的事。
这里收录的31篇文章，兼有影评、学术译介、导演访谈译介、纪录·见证和原创编辑文章。我们试图在严肃电影批评和公共讨论之间找到一个位置：既不回避影片里真实存在的美学问题，也不假装这些影片与它们拍摄的现实无关。
片单的选择是有意识的，但也是有局限的。我们覆盖不了所有应该被看的电影——巴勒斯坦电影史本身就有超过291部作品的记录，更不用说以色列电影、黎巴嫩电影、伊朗电影里涉及这些议题的部分。我们选择的标准，首先是艺术质量，其次是在某个关键问题上的独特性，最后是与当下时刻的相关性。这三个标准有时相互印证，有时相互冲突，我们并不总是能找到完美的平衡。
专题的七个板块可以按照任意顺序进入。如果你对以色列内部的批判性声音感兴趣，可以从板块二开始；如果你更想了解巴勒斯坦电影的自我表达传统，板块三是入口；如果你已经对那些经典作品比较熟悉，想直接进入当下的讨论，板块六和板块七是最近的路。
但如果你对这片土地和这些战争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建议从板块三的第30篇开始——那是巴勒斯坦外交官、历史学家埃利亚斯·桑巴尔（Elias Sanbar）在《电影手册》的访谈，他用最清晰的语言讲述了巴勒斯坦人如何从”不存在”变成”不可接受”这个漫长的能见度历史。读完这篇，再去看电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战争还在继续。这个专题是我们在这个时刻能做的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