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Andrey Zvyagintsev）的名字，早已超越了俄语电影的疆界，在国际影坛留下了深重的印记。他是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的得主，亦在戛纳赢得了广泛的批评界赞誉。他的《利维坦》（Leviathan，2014）与《无爱可诉》（Loveless，2017）均获奥斯卡提名，奠定了他作为重要电影人的地位。他对俄罗斯社会之痛的直白呈现——那些渗透着生存焦虑与强烈戏剧张力的影像——在本国引发了尖锐批评，但他始终坚守立场。2022年战争的爆发彻底打乱了传统的创作秩序，而兹维亚金采夫的意志并未动摇。他仍在持续耕耘自己的电影艺术，甚至跨越了故土的边界。《Afisha.London》杂志近日在一场艺术会面上与兹维亚金采夫进行了长谈，倾听他对当下社会政治气候的观察、对外界批评其作品”过于阴郁”的回应，以及他对死亡之本质的沉思。
通往导演之路的漫长旅程
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并非一开始就坐上导演的椅子，而是从演员起步。他迈入电影创作的门槛时，已年逾三十五。尽管如此，回望少年时代，他坦言对电影的痴迷其实早已萌发。
八九岁时，他有幸得到了一台摄影机——那是1970年代初的一台基辅-16U（Kiev-16U）。少年兹维亚金采夫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当即谋划起拍摄计划：召集朋友、编排场景、列出分镜，兢兢业业地拍下了一段五分钟的故事。胶卷送去冲洗，满怀期待，第二天却带来了一个令他沮丧的消息——画面是空白的。
“怎么可能？我们有演员，我们有场景！”我记得自己跟照相馆的工作人员争辩。”你能说说你是怎么装胶卷的吗？”他们问。”我就把盒子打开装进去了。”我回答。”你是在暗室里操作的吗？”他们接着问。少年的我理直气壮地反问：”暗室有什么用？黑漆漆的我什么都看不见啊！”（笑）
十六岁，他考入新西伯利亚戏剧学校。他把这段经历称为”短跑”——学制只有三年半，毕业后便可进入当地剧院，此后的道路似乎早已铺就。然而命运悄然介入：他看了一部根据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小说改编、由阿尔·帕西诺（Al Pacino）主演的电影《博比·迪尔菲尔德》（Bobby Deerfield，1977）。
“那是1982年，那部片在苏联以黑白版放映，奇妙的是，黑白反而令它出奇地好看。二十年后我试图重温彩色版，竟无论如何看不下去。当年，那部片彻底俘获了我。我意识到自己对表演一无所知——我根本无法理解阿尔·帕西诺是如何表演得如此令人着迷！后来《……而正义终将伸张》（…And Justice for All）上映，他就此成了我终生的偶像。”
帕西诺改变了兹维亚金采夫看待世界的方式。多年以后，当兹维亚金采夫凭借《回归》（The Return）获得金球奖提名，他得以与儿时的英雄当面交谈，这段记忆他至今珍视：
“颁奖典礼结束，所有人下楼梯，我发现自己离阿尔·帕西诺近得出奇。我盯着他的侧脸，想着该说什么。直到他消失在视野里，我才明白过来——正是他的才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看了他的电影，我才知道自己必须去莫斯科求学。他的才华，就像明希豪森男爵拽着自己头发拔出泥潭一样，把我从那种外省的艺术停滞中解救了出来。”
1986年，兹维亚金采夫果真来到莫斯科，以表演学生的身份进入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GITIS）就读。入学一年后，命运再度轻推了他一把——他在学校看了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奇遇》（L’Avventura）：
“一个在国立电影学院（VGIK）学摄影的朋友偷偷把我带进了他们的放映厅。我对安东尼奥尼一无所知，但那部片让我头晕目眩，从此我与电影坠入了无法自拔的爱恋。散场后朋友邀我去哪里，我拒绝了：’我哪儿都不想去。让我一个人坐着想想。’不久之后，莫斯科电影博物馆开放，我开始像上班一样天天往那里跑，就为了看电影。”
导演的本质：从意念中孕育世界
从GITIS毕业后，兹维亚金采夫放弃了戏剧方向，一度做过清洁工，一直到1993年。这份卑微的工作让他有地方住，与此同时，他也在影视作品中出演小角色。他的导演生涯真正起步于拍摄广告，而令他在业界获得真正认可的，是2003年的《回归》。尽管荣誉与国际声望接踵而至，兹维亚金采夫仍然难以简单地定义”导演”究竟意味着什么：
“也许听起来很宏大，但导演就是电影本身。你只是在呈现那些你不得不创作的东西——你在梦中梦见的、在睡眠中见到的、在纸上描绘的。然后在片场，借助同伴们的努力和精心挑选的演员，那些抽象的意念获得了肉身。你创造出一个世界。在剪辑时，当你将镜头拼接在一起，新的意义的火花骤然迸发，你亲眼目睹一个新的世界在你眼前诞生。”
关于”太过黑暗”的批评
人们对兹维亚金采夫电影最常见的批评，是说它们太过阴暗，只盯着生活的灰色面——酗酒、出轨、破裂的亲子关系、腐败横行。对此，导演有他自己的回答：
“你知道，药往往是苦的，但苦药治病。前不久有人问我关于《无爱可诉》结尾的问题：为什么我不给出那个男孩究竟是不是在停尸房里的明确答案。真相是，我自己也没有答案；我不构建一个封闭的叙事结构，不给你一颗安慰的糖丸、一针让你与世界和解的麻醉剂。如果一部电影能留在你身上——如果你走出电影院、回到家，它仍在你心里’转动’——那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电影向观众提出问题，没有’放心吧’或’人性本善’这样让人宽心的答案。恰恰相反，这类说法会受到质疑。当你面对这些影像，你会审视自己，心想：’这到底是怎么了？’我认为，这个过程极为重要。”
关于电影中的孩子
在兹维亚金采夫的许多电影里，孩子是核心人物，而这些童年演员的表现往往出类拔萃。这背后是导演亲力亲为的选角工作——他不只看照片，而是亲自与每一个候选者当面会谈。
“你只是在寻找那种不需要任何解释、自己就能做到的人——而且做得比你更好。《无爱可诉》里那个男孩（马特维·诺维科夫 Matvey Novikov 饰——编者注）简直是个奇迹。我们在拍他偷听父母争吵的那场戏：热尼娅（故事中男孩的母亲，由玛丽亚娜·斯皮瓦克 Maryana Spivak 饰——编者注）关上门，孩子站在门的另一侧，观众看见他在哭。但实际上，马特维是真的在哭，哪怕他根本听不到厨房里的任何对话——那天我们只拍他的特写，门后坐着的鲍里斯（男孩的父亲，由阿列克谢·罗津 Alexey Rozin 饰——编者注）一声不吭。马特维独自面对摄影机，就把那场戏演了出来——这才是真正有天赋的人！”
关于导演与演员的关系
兹维亚金采夫对成年演员同样满怀深情。他坦言，他从不允许自己去批评演员——因为影片的命运，取决于彼此之间关系的质地：
“你不可能在不爱上演员的情况下踏上这段旅程。哪怕你挤出一个微笑，他们也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对。一个人只有在被信任、被爱的条件下，才能超越自我、超水平发挥、展现出真正的才华。你爱上这个演员这个人，他们无法感觉不到；你们在默契中向前走，就不会有任何障碍出现。如果你想毁掉自己的电影——那就去贬低演员吧。”
关于人的幻灭
兹维亚金采夫与演员之间这种温柔的联结，有时也会在新的处境中对他造成残忍的反噬：他不得不面对曾经亲近之人令人痛苦的转变——这是当下许多人共同的遭遇。
“听说科斯佳·拉夫罗年科（Kostya Lavronenko，曾出演导演的《回归》《放逐》——编者注）突然出现在某个阵营里，我很难接受，但我只能关上那扇门。心里唯一浮现的问题是：我们真的彼此了解过吗？当你看到一个你从未预料会有这种转变的人，突然站到了另一边，你会意识到一件简单的事——你们只是在水面上滑行。你以为这个人在很多事情上与你想得一样，但原来，你们从未真正深入过彼此。”
关于今日俄语电影在西方的处境
他正在海外寻找创作机会，坦承在当下的气候中，这并非易事。然而他最大的困扰，并非俄罗斯艺术遭到”取消”的问题，而是早在2022年战争爆发之前便已存在的经济现实。
当他和制片团队带着俄语剧本和预算方案叩开西方知名电影公司的门时，得到的往往是同一个简单的条件：”如果你愿意用英语拍，资金不成问题。”这背后是朴素的人口逻辑：全球俄语使用者约三亿，而能看懂英语的观众有三十亿。市场偏好更是雪上加霜——美国观众对字幕片有根深蒂固的抵触，更倾向于英语内容，而英语自然也意味着更广的发行渠道和更大的受众基数。
所幸，兹维亚金采夫最近找到了愿意支持俄语项目的制片人。他坚定地捍卫影片的语言完整性，认为人物关系的微妙之处只有用角色的母语才能得到最真实的呈现。他强调，如果强迫自己”变成一个美国人或法国人”，他便无法忠实地传递这些人情的肌理。何况从概念本身而言，这部电影就需要使用俄语。
也有制片人暗示，可以引入某位著名西方演员出演核心的俄罗斯角色，以此打通融资渠道，但兹维亚金采夫断然拒绝：”想象一下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扮演一个俄罗斯寡头，”他若有所思地说，”那无疑是一场漫画——一种公然的失真。这不是诚实的讲故事方式。”
关于国际电影与电视剧
兹维亚金采夫坦言，他不把英国电影单独视为一种艺术形式；他对按国别给电影贴标签这个习惯没有太多认同感。”每个国家都有伟大的电影，关键在于参与其中的人。就拿罗杰·迪金斯（Roger Deakins）来说，他拍过《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朗读者》（The Reader）和《1917》（1917）。他出生在英国，在那里生活多年，拍了早期作品，如今住在美国。那他算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卓越的摄影师，其他都无关紧要。”
电视剧日益汹涌的浪潮并未赢得兹维亚金采夫的青睐，他将这归因于自己的导演立场：
“如果拍摄条件要求导演每天必须完成十二到十五分钟的成片，那就是对这份职业的降格。我在那种条件下无法工作；我太过严苛，恪守传统标准——每天完成一分半钟到最多三分钟的成片。我自己也不是剧集的勤快消费者。当然存在出色的作品，但到了第三、第四季往往就黯然失色了。电视剧工业被过度高估，营造出一种海量内容等同于高质量的幻觉。在我认为值得一提的作品中，有《冰血暴》（Fargo）、《心灵猎手》（Mindhunter）和《绝命毒师》（Breaking Bad）。”
一段关于伦敦的记忆
兹维亚金采夫曾数度来访伦敦，2005年的一次探访，几乎让他拍成了一部短片：
“我们坐下来在一家小馆子吃午饭，但我完全没有心思吃东西。我入了神——对面桌上正上演着一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好戏。我们甚至偷偷拍下了坐在邻桌的那位年轻女子。想象一下：在短短十五分钟里，这个女孩越喝越醉，与同伴聊着天，对坐在她对面的那个男人一见倾心。真是一场好戏！可惜因为隐私法，这段影像永远无法公开，而现在要找到那位女士征得同意，也完全没有可能。所以，我手里有一部拍出来却永远不会被放映的纪录片。”
另一段与伦敦相关的记忆，是俄罗斯电影周。2017年，他的《无爱可诉》在那里赢得了三项大奖。在片中出演女主角的玛丽亚娜·斯皮瓦克（Maryana Spivak）荣获最佳女演员，并捧回了”金独角兽”奖杯。
昏迷之后的顿悟
2021年，兹维亚金采夫身患重症一事公之于众——他感染了新冠肺炎，肺部损伤高达92%，在德国一家医院被实施了人工昏迷。昏迷持续了四十天，此后漫长的康复过程才缓慢展开。如今他重新投入工作，参与各类创作活动，并以全新的眼光审视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在昏迷四十天之后，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不存在什么’走廊’，不存在生与死之间的任何过渡阶段。更重要的是，我现在对死亡这个概念完全坦然，我认为这是一种收获。你知道为什么吗？灯光就这样熄灭了，就这些；你甚至来不及对此发表任何意见。或许听起来粗粝，但我已经明白，这其中没有什么可怕的。前一刻他们还在把我引入昏迷，一眨眼，四十天后，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不同的房间里，对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毫无记忆。就像电影里的直切——咔嚓，字幕出现了。”
《Afisha.London》杂志对Mesmis.events及祖拉布·斯瓦尼泽（Zurab Svanidze）本人致以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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