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岁那年，马丁·斯科塞斯 (Martin Scorsese) 便萌生了拍摄一部关于耶稣的电影的念头，甚至为这部想象中的扛鼎之作绘制了分镜脚本。天主教信仰是他生命中一股强大的力量，以至于他在青少年时期曾考虑投身神职，直到后来才找到了作为导演的真正使命。此后，信仰始终渗透于他的创作生涯之中——而在职业生涯尚未起步之际，他便得知了一本书，那本书将使他得以讲述耶稣的故事，也将他卷入一场与宗教右翼长达数年的纷争。
1961年，斯科塞斯还是纽约大学的一名本科生，一位朋友向他提起了一部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其作者尼科斯·卡赞扎基斯 (Nikos Kazantzakis) 因书中将耶稣描绘为一个在命运重压下苦苦挣扎的凡人，几乎遭到希腊东正教的驱逐出教。《圣经》中，耶稣曾三度受到试探：第一次，在他饥饿之时，魔鬼命他将石头变为饼食以果腹；第二次，魔鬼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圣殿顶端，诱他跳下，因为上帝必遣天使前来接住他；第三次，魔鬼向耶稣展示”世上万国”，许诺将一切拱手相让，条件是他放弃弥赛亚的使命，转而崇拜撒旦。三次试探，耶稣皆未妥协。
卡赞扎基斯在此基础上添加了最后一次诱惑：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走向死亡之际，他得以窥见另一种可能——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图景。在这段幻梦般的人生中，他意识到自己的牺牲对于信仰传承不可或缺，也正是在这一刻，他才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正如卡赞扎基斯所言，“肉体与精神之间的争斗，反叛与抗拒，和解与顺从，以及最终——争斗的至高目的——与上帝合而为一；这便是基督所走过的升华之路。”
斯科塞斯又花了十余年才真正读到这本书。一旦读罢，他便迅速买下了版权，并将剧本任务交给了他长期合作的编剧保罗·施拉德 (Paul Schrader)。1982年，施拉德完成了《最后诱惑》的剧本初稿，沿用了他标志性的叙事策略——将视角极度收窄，聚焦于影片主角一身。”我在《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 1976) 中发现了这种单目叙事，”施拉德告诉我，”世界只有一种观察方式。他看不到的，你也看不到。将其运用于电影，观众便会开始认同，因为影像本身产生共情，行动则催生身份认同。”这种叙事方式使影片对耶稣的刻画愈发人性化，在某些人看来，也因此愈发流于亵渎。
《基督的最后诱惑》由派拉蒙影业 (Paramount Pictures) 副总裁大卫·柯克帕特里克 (David Kirkpatrick) 主管，彼时派拉蒙已是海湾与西方公司 (Gulf & Western) 旗下的子公司。公司内部对这个项目反响热烈，斯科塞斯在改写剧本的同时着手选角：同样钟爱原著的斯汀 (Sting) 签约出演彼拉多 (Pontius Pilate)，哈维·凯特尔 (Harvey Keitel) 则同意饰演犹大 (Judas)。由于克里斯托弗·沃肯 (Christopher Walken) 遭到制片公司高管否决，斯科塞斯转而选定艾丹·奎因 (Aidan Quinn) 出演耶稣。然而，这个项目始终未能在派拉蒙完成。影片原定制片人欧文·温克勒 (Irwin Winkler) 中途抽身，转而投身《征空先锋》(The Right Stuff, 1983) 的制作；如何在以色列境内外以有限预算拍摄一部圣经史诗，同样难题重重。这些障碍本或有望克服，然而《最后诱惑》却因此引来了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图珀洛 (Tupelo) 的牧师——唐纳德·怀尔德蒙牧师 (Reverend Donald Wildmon) 的强势介入。
根据怀尔德蒙的回忆录《我有异象，上帝自有计划》(I Had a Vision. God Had a Plan)，他在九岁时便接受基督为个人救主。”从那以后，”他写道，”我一直感到上帝在召唤我去完成某件事。”他花了许多年寻找那件事究竟是什么。他曾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学生，后来却在埃默里大学 (Emory) 的神学院脱颖而出。他成为一名牧师，并声称曾因其在民权问题上的调和立场而短暂遭到三K党 (K.K.K.) 的针对。
顿悟发生在1976年的圣诞季。坐在家中陪伴妻儿时，怀尔德蒙试图在电视上找到适合全家观看的节目，却目睹了一幕幕令他骇然的景象：一对未婚男女同床共枕，两个男人大打出手，以及频繁出现的粗口。（考虑到这不过是七十年代的无线电视，那些粗口恐怕相当温和。）夜里辗转难眠之际，他苦苦思索如何改善电视内容。他想出了一个名为”关掉电视周”(Turn the Television Off Week) 的活动——几个月后，首届活动正式启动——他意识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使命所在。
怀尔德蒙是媒体倡议领域的先驱，而他手中最锋利的武器，是消费者抵制的威胁。1977年他创立”全国礼仪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for Decency) 之时，宗教右翼已然意识到：在左右言论表达方面，钱袋的力量有时甚至胜过公权力。怀尔德蒙将这一认识化为矢志不渝的行动，力图重塑美国流行文化。”关掉电视周”启动仅仅一年后，他便成功向西尔斯百货 (Sears) 施压，迫使其撤除对《三人行》(Three’s Company，尺度过于香艳)和《查理的天使》(Charlie’s Angels，既香艳又暴力) 的广告投放。这些早期胜利还带来了一份额外的战利品：杰里·法韦尔 (Jerry Falwell) 本人慷慨赠予的”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 邮寄名单。凭借这份名单，怀尔德蒙逐步壮大了自己的组织，并将其更名为”美国家庭协会”(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当代保守派将他的理念推演至逻辑的极致，接连抵制塔吉特百货 (Target，因出售骄傲系列商品)、百威淡啤 (Bud Light，因一则启用跨性别网红的广告)和迪士尼 (Disney，因剧集中出现同性恋角色)；《洋葱报》(The Onion) 近期一篇文章以一句话道尽此象：”保守派抵制一切娱乐形式。”
企业兼并使七十年代的好莱坞在消费者抵制面前格外脆弱。制片公司高管或许对这位来自图珀洛的牧师兴趣寥寥，但母公司却不得不正视观众的愤怒。就在斯科塞斯和柯克帕特里克竭力推进《最后诱惑》之际，海湾与西方公司每天收到逾五百封来自愤慨基督徒的来信。随后，派拉蒙首席执行官巴里·迪勒 (Barry Diller) 认定在以色列拍摄成本过高。走投无路的斯科塞斯向派拉蒙开出了一个又一个承诺：也许他和凯特尔可以放弃片酬？或者他愿意屈尊出拍一部远在自己段位之下的影片，比如《霹雳舞II》(Flashdance II)？如果把预算压缩到六百万美元——包括已投入前期制作的四百万——又当如何？但他的任何提议都未能打动派拉蒙，尤其是在全美第二大院线集团负责人萨拉赫·哈桑尼 (Salah Hassanein) 明确表态、绝不会放映《最后诱惑》之后。1983年圣诞节前后，斯科塞斯终于得知：这个项目，已经死了。
耶稣在死后第三天复活；而斯科塞斯关于他的这部电影，却花了整整四年才得以重生。到1987年，这位导演凭借《金钱本色》(The Color of Money, 1986) 斩获票房佳绩，而萨拉赫·哈桑尼也已离开联艺院线 (United Artist Theatres)。环球影业 (Universal Pictures) 总裁汤姆·波洛克 (Tom Pollock) 对这个项目产生了兴趣——在他眼中，它并非世俗人文主义的表达，而是对这一思潮的回应。他说，他希望以此抗衡美国文化中日益弥漫的一种情绪：”人们鄙视宗教，不再相信信仰能带来幸福。”波洛克说服辛普勒克斯·奥迪恩院线 (Cineplex Odeon) 参与投资，从而分散了环球的风险。斯科塞斯同意以区区七百万美元完成这部影片，项目由此获批。这一次，他将赴摩洛哥取景拍摄，主创阵容包括：威廉·达福 (Willem Dafoe) 饰演耶稣，凯特尔饰演犹大，大卫·鲍威 (David Bowie) 饰演彼拉多，芭芭拉·赫希 (Barbara Hershey) 饰演抹大拉的马利亚 (Mary Magdalene)。
在玛丽·普拉特·凯利 (Mary Pratt Kelly) 所著的《马丁·斯科塞斯：一段旅程》(Martin Scorsese: A Journey) 中，影片摄影指导将这次拍摄比作置身战场。斯科塞斯和剧组必须在五十八天内拍完一部长达一百二十页、场景几乎全部设于户外的剧本。高度压缩的拍摄周期意味着每场戏几乎没有重来的机会，而偏远的取景地也使他无法及时收到样片以审看已拍素材。有一次，一场洪水突然袭来，冲断了通往马拉喀什 (Marrakesh) 的道路。至于低预算究竟带来了什么——这取决于你问谁：有人认为它赋予影片一种好莱坞史诗大片所欠缺的即视感与真实质感；施拉德则对我说，那不过是”保罗布道时，演员们在废墟里走来走去之类的场景”。
我属于前者的阵营。《基督的最后诱惑》是马丁·斯科塞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也是他最为奇异的作品之一。施拉德将这部剧本形容为”一块有机玻璃层叠蛋糕”——由卡赞扎基斯的希腊东正教传统、施拉德的加尔文主义与斯科塞斯的天主教信仰层层叠合而成——在神秘、世俗与出人意料的幽默之间游走穿梭，令人着迷。所有以戏剧形式呈现耶稣生平的作品，都面临着如何令其故事前后自洽的难题：四部福音书对他言行的记述彼此矛盾，他的教导也并非总能首尾相应。《最后诱惑》将这些内在的矛盾与张力，转化为一段关于耶稣如何逐步理解自身使命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命中注定要死于十字架上的先知，那必是一种何其沉重的苦役——而影片拒绝回避这份痛苦。通过聚焦耶稣的人性，并使其与神性展开艰难的对话，《最后诱惑》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更易感同身受、又更加动人心魄的基督形象，远胜于其他圣经题材影片。
斯科塞斯在公开场合一再将这部影片定性为”坚定信仰之作”，然而他的论述对福音派领袖几乎毫无说服力。影片尚未完成——甚至还没有人读过剧本，而环球对剧本的保密程度堪比核武器密码——宗教右翼便已将他对耶稣的刻画斥为亵渎。他们说，若以原著小说为参照，这简直是对他们与耶稣私人情谊的公然诽谤。
环球深知这部电影在市场上将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急需找到途径打入最有可能发起抗议的阵营，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位名叫蒂姆·彭兰 (Tim Penland) 的营销顾问，此人在基督教社群中根基深厚。八十年代，好莱坞已开始试探性地进入福音派基督徒市场，意图开发这个规模约达八千万人的庞大群体。彭兰曾于1981年将《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 1981) 推向成功；五年后，他又为《战火使命》(The Mission, 1986) 召唤来一批忠实观众——那是一部更为出色、却也不那么卖座的作品。
“在这一行，你只有信誉可以仰赖，”彭兰后来告诉历史学家托马斯·林德洛夫 (Thomas Lindlof)，”一旦失去信誉，你便一无所有。”担忧《最后诱惑》会损耗自己的声誉，彭兰找到了他的朋友拉里·波兰 (Larry Poland)——知名基督教媒体倡议团体”传媒国际”(Mastermedia International) 的负责人。两人携手，试图帮助这部充满争议的影片，在信仰群体中觅得一方容身之地。
在最初的几次会面中，环球的汤姆·波洛克向彭兰着力介绍斯科塞斯真诚而又别具一格的天主教信仰，以及呈现耶稣人性一面如何能够打开观众心扉、使其接纳福音。彭兰随即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他可以说服杰里·法韦尔、唐纳德·怀尔德蒙、”专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 的詹姆斯·多布森 (James Dobson) 及其盟友暂时按兵不动——前提是环球承诺在影片公映前让他们看到一个剪辑版本。看过之后，各人再凭良知行事。波洛克接受了这一条件，彭兰满怀期望地离开了会议室，憧憬着在好莱坞与福音派社群之间架起更深层的桥梁。
然而，双方几乎在同一时间便开始为谈判破裂的可能悄悄布局。基督教倡议人士希望争取足够的时间，万一他们不满意所见，还能有机会发起攻势，于是向环球施压，要求尽快安排试映。与此同时，环球雇用了公关专家乔希·巴兰 (Josh Baran)——他也是”Sorting It Out”的联合创始人，该组织专门协助脱离信仰社群的人士——来研究如何为这部影片抵御基督教活动人士的攻击。
到1988年3月，环球已在两面周旋。通过彭兰，他们与基督教领袖保持沟通，着力渲染影片”坚定信仰”的一面；与此同时，巴兰正以言论自由为基础拟定影片的防御策略，准备迎战彭兰费心结交的那些人。然而承诺中的试映始终未能兑现。进入四月，基督教领袖对环球的不耐烦已难以掩饰——连彭兰何时能看到影片的部分片段都无从得知。4月17日，《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记者帕特·布罗斯克 (Pat Broeske) 率先公开报道了基督教领袖的不满情绪。怀尔德蒙开始几乎每天打电话给彭兰，追问环球是否在耍弄他们。
怀尔德蒙等人苦等试映之际，环球向彭兰寄去了拍摄剧本。彭兰读后大为震惊，当即拨通了波兰的电话。”如果这叫坚定信仰之作，我倒想知道坚定的是谁的信仰！”他说。他高声朗读了影片中一幕令他惊骇的场景——耶稣目睹抹大拉的马利亚以享誉四方的娼妓身份接客。最终，彭兰在这份一百二十页的剧本中标注出多达八十页令他忧虑的内容，涵盖裸露描写乃至福音书中并无记载的情节。尤为敏感的是一个场景——尽管已从最终剧本中删除——约翰 (John the Baptist) 吻了耶稣，而耶稣以画外音低语：”他的舌头像一块灼热的炭，烧在我的口中。”
环球高管对剧本泄露忧心忡忡，给彭兰的审阅时间只有区区一天，但怀尔德蒙还是设法弄到了一份副本。怀尔德蒙事后说道：”在我与媒体对抗基督教价值观的近十二年中，从未见过比这部电影更肆无忌惮地攻击基督教的东西。”他致电彭兰，告知美国家庭协会已复印了数百份剧本，准备广泛散发。除非环球同意推迟影片公映，否则无法阻止。
环球告知彭兰，怀尔德蒙拿到的剧本是1982年保罗·施拉德那份争议更大、内容更为露骨的早期草稿的盗版，距今已有六年之久，篇幅比拍摄剧本至少短了二十页，且包含多个最终版本中并不存在的段落——其中一幕，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发生性关系，并说出”上帝沉睡在你的双腿之间”。但彭兰需要证明环球并没有说谎，而唯一能够令他信服的证明，就是亲眼看到这部电影。环球告诉他，由于斯科塞斯尚未完成剪辑，影片还不属于他们，因此无法安排放映。
这不过是一半的实情。尽管影片尚未完工，环球手中其实已有一个粗剪版本，并已陆续在公司内部及向发行商放映。巴兰出席了这些放映，事后坦言他对这部电影并不欣赏——但这并非关键所在。”归根结底，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他告诉林德洛夫，”一边是反动右翼的力量，一边是开放社会……对我而言，《最后诱惑》就是这场战争的战场。而我要赢。”巴兰认为，环球应当就彭兰一事及时止损——这部影片注定无法避免争议。
环球尚未就彭兰一事作出决断，一则新闻便已抢先曝光：斯科塞斯曾为天主教神职人员放映影片。彭兰勃然大怒——而此时，怀尔德蒙已开始兑现其散发剧本的威胁。收到剧本的人纷纷自行复印，转发给各自的同僚与友人。环球向怀尔德蒙发去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函，声明那份盗版草稿与最终影片相去甚远，但木已成舟，损失难以挽回。
彭兰知道，是时候退出了。他对波洛克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基督教领袖们……将让你一页一页地把那份剧本吞回去。”如今，从对环球的承诺中解脱出来，他准备亲手将这一预言变为现实。正如拉里·波兰所言：”战争动员令，已经下达了。”
1988年6月，一群自称”受辱弟兄”的人召开了一次电话战略会议，商议下一步行动。通话中，他们策划了后来被称为”三轮导弹打击”的行动方案。第一轮：在《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 上刊登整版广告，由六十余人联署——其中包括供职于好莱坞的基督徒从业者——公开谴责这部影片。第二轮：詹姆斯·多布森中断”专注家庭”节目的正常播出，将一整期节目用于批判这部影片，以他一贯克制的措辞，称其为”娱乐史上对教会和基督事业最无耻、最邪恶的攻击”。该节目于7月11日播出，覆盖逾千家电台。一位环球员工说，此后”地狱之门大开”，愤怒的投诉电话将公司电话线彻底打爆。
环球最终为基督教领袖安排了一场试映，但”受辱弟兄”们拒绝出席，转而发动第三轮打击：向全国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对到场记者，他们轮番陈述对基督的虔诚信仰，以及这部影片对美国基督徒所造成的伤害。”校园福音团契”(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创始人比尔·布莱特 (Bill Bright) 出席作证，称剧本令他痛心疾首；劳埃德·约翰·奥吉尔维 (Lloyd John Ogilvie) 主张影片歪曲了基督形象；拉里·波兰则说，这使身处制片公司的基督徒员工陷入两难——谋生的需要与信仰的坚守无法两全。德克萨斯州国王大学 (King’s University) 创始人杰克·海福德 (Jack Hayford) 声称影片是对基督徒的迫害，而他们不过是寻求平等对待。这种对民权话语的颠覆性挪用，日后将成为文化战争的标志性修辞——并在多起最高法院案件中被援引，一步步蚕食民权时代的种种进步。
新闻发布会上还出现了另一种此后屡见不鲜的话语策略：将断章取义、从未亲眼见过的作品内容夸大为实质性伤害。对怀尔德蒙及其盟友而言，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他们对这部作品之概念所产生的反应，以及激发追随者产生同样反应的能力。这种”强烈反应本身即是伤害，因而必须加以阻止”的主张，颠覆了人们对艺术的一种普遍信念——引发强烈回应，无论正负，本是艺术最擅长之事，也正是艺术对人类共同精神生活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颇为讽刺的是，”不良感受本身即是伤害”的观点，如今在某些左翼阵营中也找到了安身之所。当今的文化战争，往往以保护特定群体免受艺术伤害为名——无论是涉及跨性别青少年的书籍，还是菲利普·古斯顿 (Philip Guston) 的画作。
新闻发布会过后，唐纳德·怀尔德蒙的外展行动向250万人寄出了”行动包”：内含一封痛斥环球的信函、一份供收件人征集签名后递交当地影院的请愿书、一张撕下的票根——附信一封，写着”我很可能很长时间——甚至永远——不会再花钱看环球制作的电影”，寄往环球母公司MCA，以及一份募款呼吁。怀尔德蒙还录制了反《最后诱惑》的广播广告，在八百家基督教电台播出；制作了一档三十分钟的反《最后诱惑》电视节目；并于7月1日致函全美各地基督教牧师，邀请他们加入这场战斗。与此同时，乔希·巴兰则在积极联络愿意为这部影片发声的牧师群体。
然而，反《最后诱惑》阵营随即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小R·L·海默斯牧师 (the Reverend R. L. Hymers, Jr.) 并不属于怀尔德蒙的联盟，他发起了一系列带有明显反犹色彩的抗议，矛头直指MCA总裁卢·华斯曼 (Lew Wasserman)。其中最为轰动的一次，他带领信众涌向华斯曼的住所游行示威，高呼”用犹太人的钱买来的”；随后上演了一出模拟受难的闹剧——一名扮演华斯曼的男子身着西装，双手涂抹假血，踩在”耶稣”背上。这一幕远比《基督的最后诱惑》中的任何内容都更具冒犯性与亵渎性，引发轩然大波。美国犹太人组织纷纷介入，谴责这场抗议，声援环球。
海默斯的抗议行动使《最后诱惑》——彼时尚未完成、至多仅有数十人观看、距公映还有数月之遥——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事件。在这场舆论叙事中，好莱坞成了维护言论自由的英雄，却被一群反犹分子和满口圣经的狂徒四面围攻。”受辱弟兄”急于夺回话语主动权，孤注一掷地提出了最后一个疯狂计划：试图从环球手中买下这部影片。最终出面提议的是比尔·布莱特，他声称这个念头是在某个夜晚辗转难眠、为影片忧心而祈祷时涌上心头的。
巴兰的同事苏珊·罗斯鲍姆 (Susan Rothbaum) 起草了一封回函，将论争的焦点从宗教价值观转移至言论自由。这是一篇精妙绝伦的修辞杰作，寥寥数段，既回望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的立国精神，又以苏联极权主义的幽灵作为警示。”你们表达了对影片内容是否’真实’的关切，”信中写道，”但是谁的真实？若美国所有人在宗教、政治和艺术真理上达成一致，我们的宪法保障便毫无意义。唯有在极权国家，所有人才会被迫接受同一种真理。”信中进一步指出，基督教并非铁板一块，许多基督徒——包括这部影片的创作者——都对它深信不疑。信件以如下文字作结：
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教派或联盟有权为每个人探索宗教与哲学问题的自由划定边界，无论这种探索通过言语、书籍还是电影来实现。
这些自由庇护着我们所有人。
它们弥足珍贵。
它们无关买卖。
我们无法接受你们的要约。—— 环球影业
此信以整版广告的形式，同时刊登于《综艺》(Variety)、《好莱坞报道》、《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洛杉矶时报》和《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
拉里·波兰将其斥为诡辩。普通公民恳请制片公司放弃发行一部影片，不构成审查，因为从定义上看，唯有政府才具备实施审查的能力。然而，这些关于言论自由的界定、冒犯性艺术是否本质上构成伤害、谁的感受有权决定哪些艺术作品可以公之于众等问题，此后将一再浮出水面。就在这封信引发广泛讨论后不久，曾任尼克松 (Nixon) 总裁撰稿人、后转型为专栏作家的终身文化战士帕特·布坎南 (Pat Buchanan) 以《好莱坞的亵渎》为题撰文回应。”问题的关键，”他写道，”不在于《最后诱惑》能否上映，而在于这样一部影片是否应当上映。”布坎南追问，如果有人拍摄一部题为《马丁·路德·金的秘密生活》的影片，将这位遇刺的民权领袖描绘成一个花花公子——而这一观点”比《最后诱惑》拥有更为充分的事实依据”——好莱坞的自由派将作何感想？他呼应波兰对基督徒受迫害的忧虑，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嘲弄黑人是禁忌、反犹太主义在政治上可令人万劫不复的时代，而贬损基督徒却成了一项流行的室内运动”。
环球决定提前公映，借势将争议转化为票房。尽管斯科塞斯和他长期合作的剪辑师塞尔玛·斯昆梅克 (Thelma Schoonmaker) 希望再有更多时间打磨，他们还是于8月3日交出了完成版。次日，制片公司宣布《基督的最后诱惑》将于一周后开始陆续登陆院线。基督教战争委员会感到腹背受敌，声称若无上帝指引则不会轻举妄动——然而上帝似乎迟迟未予示下。他们聚首祈祷，灵感终于降临：向MCA/环球的所有业务发起全面抵制。
此后，制片公司开始陆续收到威胁。一名高管在邮件中先后收到一具沾血的猪尸和他家海滨别墅的照片。有人将仿照卢·华斯曼和公司发言人萨利·范·斯莱克 (Sally Van Slyke) 面貌制作的玩偶，以受难姿势悬挂、身插刀具，丢弃在环球总部门前。为确保各场放映的安全，环球耗费了远超寻常的财力，承担潜在损失，为每一份影片拷贝配备护送警卫，并对放映影院进行炸弹排查。
环球还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公关策略：雇用政治竞选专家为影片”全程护航”，如同为政客站台助选，将每一次”亮相”都精心设计为看似浑然天成的事件。彼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刚刚落幕，迈克尔·杜卡基斯 (Michael Dukakis) 获提名成为总统候选人，大批竞选专家正处于休整期。他们秘密受雇于环球，为立场友善的宗教领袖安排放映，制定危机预案，筹划媒体策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刻意激化当地紧张态势，以吊起公众对影片的观影胃口。由于双方都希望掀起大规模抗议，《最后诱惑》所到之处无不迎来示威人群。抗议大多较为平和，但在纽约州伊萨卡 (Ithaca)，一名男子驾驶一辆改装校车径直撞入影院大堂。
一天夜里，保罗·施拉德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施拉德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笃信到曾在他童年时禁止他看电影。父子俩鲜少谈及他的职业，因此这次老父亲对影片如此热切的询问让施拉德颇感意外：进展如何？在哪里放映？上映了多少家影院？”我突然反应过来，”施拉德回忆道，”我说：’爸，你不会是参与了那个阻止这部电影的运动吧？'”
“是的，”父亲回答，”不过只是在本地。”
此后数月，随着影片在全国各地陆续公映，围绕《最后诱惑》的这场战争也从一座城市蔓延到另一座城市。但对阵双方最终打了个平手。斯科塞斯的声望与影片的名气保证了首映周末不俗的票房成绩。然而一旦观众弄清这场纷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人潮随即迅速消退，大多数评论也不过褒贬参半。
尽管”弟兄们”事后将影片的票房失利归功于自身，但实际上这部影片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环球小有盈利，辛普勒克斯·奥迪恩则略有亏损。就经济损失而言，最沉重的一击或许来自百视达录像 (Blockbuster Video) 拒绝出租该片录像带。斯科塞斯的导演事业则基本未受影响。两年后，他携《好家伙》(GoodFellas, 1990) 重返银幕，那部影片至今被广泛誉为他的巅峰之作。尽管环球对外宣称抗议对《最后诱惑》影响有限，但那场风波确实推高了影片的营销成本，影响了预算和后期剪辑进程，使其公映规模极为有限，也让几乎所有观众无法以平常心看待这部影片本身。
与此同时，宗教右翼却从这场交锋中捞得盆满钵满。杰里·法韦尔向信众出售每套三十美元的”抗争行动方案”，声称所得将用于围剿这部影片。”校园福音团契”以39.95美元的价格发售自制耶稣传记影片的录像带。那250万封募款信函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附上了捐款寄回。怀尔德蒙从这场纷争中满载而归：囊中充盈，邮件名单再添新丁，更从中得到了一个有力的印证——只要告诉人们，他们的基督徒身份正遭受威胁，便足以激励他们采取行动。事实证明，亵渎确实有利可图——只要你是以打击亵渎的名义。♦︎
｜本文节选自《完美时刻：上帝、性、艺术与美国文化战争的诞生》(The Perfect Moment: God, Sex, Art,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s Culture 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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