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情绪保持在中间位置，这样当我在表演时，就有向上和向下的空间。如果我太高，就再也上不去了。”——梁朝伟
在当代影史最神秘的几个结尾镜头之一里，我们与梁朝伟（Tony Leung Chiu-wai）独处一室。这位演员的身影近乎超现实地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画幅，其余光线幽暗的画面则被家居杂物填满。梁朝伟饰演的无名角色坐在床边，头顶压着一方低矮的天花板，一边抽烟，一边锉指甲，头微微侧着，神情专注而出神。在夜间出门之前，他将自己小小世界里的种种器物——扑克牌、厚厚一沓钞票、叠得一丝不苟的手帕——塞进那仿佛永远装不满的口袋，然后对着镜子，仔细梳理他那头抹了发蜡的头发。这场戏构思为一个长达两分半钟的长镜头，是一幅关于私密夜间仪式的迷人肖像。然而尽管细节如此贴近，我们始终未曾听见这个男人开口，也从未真正看清他的脸。这个人物在影片结尾处的骤然现身没有任何解释，他的一生是我们无缘得知的秘密。
“当我看到自己在那场戏里的表现，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梁朝伟在五月初接受我采访时告诉我。我们坐在一个同样逼仄的空间里——曼哈顿一间繁忙的联合办公楼中的会议室。他回忆起自己在《阿飞正传》（1990）中的表演——那是他与导演王家卫数度合作的第一次——将其视为一次顿悟，那个他成为今日之自己的时刻。”我曾经尝试过像非职业演员那样表演，就像在《悲情城市》里，”他解释道，那是侯孝贤1989年关于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杰作，也是他演艺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影片之一。”但总感觉行不通。电影是团队合作，你不可能随心所欲。但在《阿飞正传》里，我意识到你不需要夸张。你不需要任何台词。你可以非常自然，而这不知为何就能吸引观众，让他们去猜测这个人接下来要做什么。”
梁朝伟此次来到纽约，是为了宣传一部新片——匈牙利导演伊尔蒂科·茵叶蒂（Ildikó Enyedi）的《寂静的朋友》（Silent Friend，2025）——并参加林肯中心电影协会为他举办的回顾展上的一场对谈。（本次展映的大部分影片，以及其他几部作品，目前已收录于标准收藏频道（Criterion Channel）的专题合集。）在那场一票难求的对谈开始前，我在街上看到一大群人守候着，等待他的座车抵达。这不过是近年来国际上接连为梁朝伟举办的系列致敬活动中最新的一次——其中包括2023年威尼斯电影节，他在那里破例泪眼盈眶地接受了终身成就奖。这位香港演员已是全球巨星数十年，但这一轮崇敬之声似乎与以往不同——它不只是对他表演才华的肯定，更是对他的个人气质如何在全世界产生共鸣的一次确认。梁朝伟在《阿飞正传》中展现的那种克制与不事张扬的存在感——这些品质贯穿于他许多最令人难忘的角色，也体现在他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之中——在这个全天候、社交媒体驱动的表演主义时代，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魅力。
当然，梁朝伟式的低调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我们时代过剩的某种解毒剂。他属于一个跨越时代与类型的特殊演员群体，这些表演者以最节制的表达手段暗示出深邃的内心世界——在我看来，这个群体涵盖了默片时代”石脸人”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到爵士乐人雪莉·霍恩（Shirley Horn）这样迥异的艺术家。当我看他出演陈英雄（Trần Anh Hùng）的《三轮车夫》（Cyclo，1995）——片中他饰演一个几乎不开口的连环烟瘾犯人——或者王家卫的《花样年华》（2000）——一部压抑情欲的情感戏，其中最为外露的情色动作不过是在出租车后座上的一次手触——我便觉得他正在与这些精神同类展开某种对话。当我听到梁朝伟在王家卫影片中的画外音旁白时，这种联想同样涌现——那是他表演中一个被低估的维度，以一种事务性的沉稳遮掩着黑色电影式的宿命感。
我也想到了中国美学中”留白”（广东话读作laubaak）这一概念，它强调构图中的负空间，制造出深度的幻觉，让观者得以凝视超越物质层面的现实。我告诉梁朝伟，他的表演风格长久以来在我看来正是这一理想的当代体现，他点头表示认同，并指出这正是《无间道》（2002）与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的好莱坞翻拍版《无间行者》（The Departed，2006）之间的区别所在——前者是一部以他最出人意料、也最令人心碎的表演之一为支柱的卖座犯罪惊悚片：后者”把一切都展示给你看，把每个细节都填满……我是斯科塞斯的忠实影迷，剧本也确实很好。但区别在于，我们给观众留下了想象和感受的空间。”
谈及梁朝伟时，强调这种”少即是多”的原则已近乎老生常谈——就像提及他那双忧郁的、探寻的眼睛一样，他将这双眼睛归因于一段充满经济困窘与父亲骤然离去的艰难童年。但梁朝伟并非一开始就带着完整的表演自觉登上舞台；事实上，他受的是一种更为商业化的表演训练。1982年，在好友周星驰的鼓励下，他进入了一家著名的”明星工厂”——周星驰后来也成为香港影坛的另一位巨匠。这家培训班由电视台TVB主办，曾是那个时代许多最具生命力的人才的职业输送管道，其中包括梁朝伟的妻子刘嘉玲，以及他日后的合作者刘德华和周润发。梁朝伟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主持一档以天文为主题的搞怪儿童节目，YouTube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他穿着金属质感的连体衣，与一群年轻舞者蹦蹦跳跳、旋转翻飞。
训练中习得的那种外放风格贯穿了梁朝伟最初十年的作品。它出现在他在尔冬升的《癫佬正传》（1986）中大肆咀嚼风景的表演里——这也是我问他是否有哪部被低估的自己作品时，他脱口而出的片名。只消看看刘镇伟那部疯狂的全明星武侠奇观《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1993）——王家卫史诗级武侠片《东邪西毒》（1994）的喜剧伴生版，梁朝伟同样在两片中现身——便能看出他为了博君一笑能走多远，尤其是在粤语无厘头喜剧（mo lei tau）的模式下：他饰演的那个小丑式人物长时间遭受拳打脚踢，并在吸入毒药后顶着一对夸张的肿唇度过了大半部影片。
我问梁朝伟，在TVB培训班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有很多课，”他说，”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从早九点上到下午五点：唱歌课、舞蹈课。有老师帮我们把台词说得准确、好听。我们还有编剧课和观影课，包括经典影片。”
他的童年大半浸泡在电影之中。”我母亲有七个兄弟姐妹，六十年代我们没有太多消遣，所以他们带我去看电影，而且每个人口味不同。在香港，我们有机会看到所有好莱坞电影，通常跟在美国公映的日期一样，还有日本电影和其他国家的电影。”
我好奇，他小时候是否曾意识到自己身上有某种魅力，可能在银幕上大放异彩。
“我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当演员。但我喜欢表演的原因，是因为我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这是一种治愈，一种平衡。”
表演也成为他某种永无止境的课堂。梁朝伟一再选择那些要求他掌握高难度技能的项目：他为《色，戒》（2007）提升了普通话水平，为《一代宗师》（2013，王家卫导演）进行了严格的武术训练，并为《风再起时》（2022，翁子光导演）练习钢琴。拍摄《寂静的朋友》时，梁朝伟以更大的热情延续了这一传统。他饰演一位名叫黄博士的神经科学家，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被困于德国马尔堡的一所大学。拍摄开始前，他花了六个月时间研读角色所在领域的相关文献，并与学者和研究人员进行深入交流。对梁朝伟而言，这些自主完成的速成课程，本身就是一种深切的乐趣——与站在镜头前同样重要，甚至就是目的本身。
我告诉他，另一类演员——比如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他曾出了名地嘲讽合作者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在《霹雳钻》（Marathon Man，1976）中那种煞费苦心的准备——可能会直接走上片场，念完台词，完事走人。梁朝伟是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和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Lewis）等方法派演员的热烈崇拜者，他摇了摇头。”这是我建立自信的方式，”他说，”而且这需要时间，不是吗？我准备每一个细节。我聘请了一位英国老师陪我走完这个过程。我想带上一点英国口音，因为这个角色来自香港，一个英国殖民地，也许去过牛津或剑桥。我必须每天学习六个月，洗脑一样说服自己。所以之后我打电话给伊尔蒂科说：好，我现在是一个神经科学家了。所有准备做完之后，我走上片场，没有包袱，没有压力。我只是享受；我与剧组交朋友，说：我们一起做点什么吧。让我们把心血都倒进去。”
《寂静的朋友》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之间跳跃，以马尔堡大学植物园里的一棵老银杏树为核心，是一部构思宏大、兼有深厚生态主题的史诗之作。与植物生命那些精美的微距摄影同样迷人的，是那些扎根于梁朝伟最初在《阿飞正传》中召唤出的安静强度的段落。我们被邀请像他的角色观察周遭环境那样专注地凝视他——也像植物世界凝视他那样锐利。镜头流连于黄博士收听新闻、刷牙、穿越校园行走、缝补他用于新生儿认知实验的毛绒玩具等种种时刻。
茵叶蒂捕捉到了一种梁朝伟式孤独的宁静变奏。演员的眼神在此温柔而充满探寻；尽管有疫情的阴影，那双眼里没有痛苦或恐惧。但导演也充分调动了梁朝伟唤起关系潜流的天赋，尤其是那些尚未被定义的新关系。以银幕上的浪漫情感著称，梁朝伟在诠释悬而未决的友谊时同样鲜活——如吴宇森的越战情节剧《喋血街头》（1990）中，梁朝伟与合演者张学友之间迸发出强烈的化学反应；以及王家卫的《春光乍泄》（1997）中，梁朝伟饰演的忧郁男同主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一名餐厅同事（张震饰）短暂却难以忘怀地相互依偎。与那些影片一样，《寂静的朋友》将梁朝伟塑造为一个身处陌生环境的异乡人，联结在那里是脆弱而难以建立的。他在没有常规情节或人物弧线的框架下工作，与蕾雅·赛杜（Léa Seydoux）——她饰演一位通过视频通话与黄博士沟通的植物生物学家——之间凝造出一种可感却难以言说的张力。
我告诉梁朝伟，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对服装造型非常敏感的演员。黄博士的外形选择——寸头、眼镜、围巾——与他在银幕上的举手投足浑然一体，毫无违和。”我不是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那样的伟大演员，”梁朝伟说，”我需要一些抓手。我一直相信服装是演员的第二层皮肤。有时候我会要求一个小东西，比如一撮胡子。在《2046》（2004）拍摄第一天，我和王家卫起了争执。他说，’不，我不想让你留这撮胡子，’我说，’不，没有它我没法演。我在努力成为另一个人，我需要让自己相信。’后来，在戛纳放映之后，他说，’是的，你是对的。'”
采访过程中，我笨拙地试图问梁朝伟他对于观众意味着什么。电影明星并不总能像巡演的流行歌手那样与公众建立直接的联结。（且不说梁朝伟其实有着一段不可小觑的歌唱生涯。）我想知道他是否意识到有那么多人在外面注视着他——但从他迟疑的回应来看，我感觉他宁可不去想这件事。我忍住了没有告诉他：作为一个在美国和马来西亚两地成长的华裔美国千禧一代，我感到庆幸，在青春的关键时刻遇见了他的电影。这是一种陈腐的”代表性很重要”式情感，但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更有说服力地呈现出一种世界主义的亚洲酷感——那是一种与我在美国吸收的刻板印象截然相反的气质。我尤其被梁朝伟塑造的粤式男性气质所吸引——它与我在父亲身上认出的那种对生活的热情一脉相承，却被一种我在任何华语明星身上都从未见过的脆弱与不张扬的性感所点亮。
“我非常擅长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的感情，”梁朝伟在采访早些时候曾说。我想回应：这或许是真的，但你表演的悖论在于，那种难以捉摸恰恰不妨碍我们感到自己触碰到了你内心世界中某种本质的东西。
我转而聊起另一个相关话题。我说，他在《花样年华》——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流传最广（也最不幸被表情包化）的艺术院线电影——中对痴情记者周慕云的标志性诠释之所以与人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呈现了一个心怀无缘之爱的悲恸、却依然挺立坚守的男人，甚至还能裂出一个心照不宣的半个微笑。周慕云既不否认他所渴望的对象，也不欺骗自己以为能够得到她或理应得到她。他清醒地知晓生命的局限——就像梁朝伟似乎也知晓一样。尽管梁朝伟同样擅长诠释疯癫与邪恶，正是这种历经艰难、轻盈承载的尊严，或许才是他独一无二的成就。
我问他，这种对自身道路的直觉式把握，是否受到他佛教信仰的影响。
“是的，”他说，”冥想有帮助。大约十年前我开始接触，我真的建议演员都去试试。”然后他对创作行为做出了一段描述，可以同时作为一种生命哲学：”我想把情绪保持在中间位置，这样当我在表演时，就有向上和向下的空间。如果我太高，就再也上不去了。这与宗教无关——这是关于放松，让你在做某件事时，是真的在做它。如果你在读一本书，你是真的在读它。你随时准备好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做出回应。你不是在假装。”
｜原文发表于Film Comment 2026年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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