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首次扮演吸血鬼的角色，是在与两位各自拥有独特风格的女性艺术创作者合作的电影《血腥女伯爵》（The Blood Countess，2026）中实现的——该片于2026年在柏林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进行世界首映。
导演乌尔里克·奥廷格（Ulrike Ottinger）是德国最独树一帜、也最难被归类的电影作者之一：她既是导演，也是摄影师与视觉艺术家，她的创作横跨剧情片、实验电影与带有民族志方法的长纪录片。她的电影常常拒绝线性叙事，而是以场景、舞台式空间与影像符号作为主要的思维逻辑；她以夸张的服化道、风格化的美术氛围、姿态式的表演与剧场般的仪式化，拆解叙事电影的自然主义惯性，同时又以对空间的理解与变形，打造城市的怪诞寓言。在她的电影里，身体是边缘的，角色是戴着假面的，现实的叙事敌不过梦境影像的渗透。
剧本由导演与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共同写成；耶利内克的写作带着一种锋利的冷峻，外表优雅的西方社会在她的文字里袒露出结构性的不公、暴力与失控，直面由权力与欲望主宰的性别秩序、文化霸权与阶级想象。她的对白带着沉重的讽刺，滑稽之余也有令人脊背发凉的断裂与尖锐，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颠覆社会的伪善。
再加上伊莎贝尔·于佩尔的表演，这三位才华洋溢的女性携带着多年在世界中积累的经验、对文化圈名利场的精准理解，却仍旧身怀反骨、心存颠覆；她们的合作从骨子里透出一种看透世事却全无执着的轻盈与从容。这部关于吸血鬼的电影并不关心那位乘船而来的、由伊莎贝尔·于佩尔饰演的吸血鬼女伯爵巴托里从何出现、为何而来；这位十六世纪的匈牙利贵族兼连环杀手来得全无预警，走得突然又潇洒。影片仿佛在维也纳这座城市的大舞台上展开一场寓言与装置艺术：女伯爵与其助手穿梭于巷弄、图书馆与酒店之间，用年轻女性的鲜血维持青春永驻；她们礼貌的浅笑里带着一丝轻蔑，她们荒诞而冷静，她们是权力、欲望与永生的结晶体。这种剧场式的场面调度让角色从心理活动中抽离出来，以桥段式结构使她们的行动轨迹难以预料，也让角色成为符号、成为档案、成为装置——而城市本身亦是一件装置；杀戮荒诞得成为一部黑色喜剧，而欧洲的古老则化作被讽刺的幽灵。
卢森堡电影节颁发荣誉奖项给伊莎贝尔·于佩尔之际，我们一起聊了聊《血腥女伯爵》。
这是你职业生涯中第一次饰演吸血鬼吗？
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以下简称“IH”）：是的，我非常开心。
你有看过哪些吸血鬼电影吗？
IH：不太看。我不是那种会专门去看吸血鬼电影的观众。这样反而很好，因为我拍这部电影时可以说带着某种“天真”去接近它。但我能感觉到，在拍摄时、以及当我告诉别人我要拍这部片子时，人们会有点兴奋，也会被震到。我能看出来这确实会在很多人的脑海里搅动起一些东西。所以我从这里得到启发：从大家对我、或者说对我们要拍这部电影这件事的兴奋里得到启发。
你经常说舞台表演和镜头前表演没有那么不同，但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你的表演多了一层戏剧性，这份戏剧性是如何进入这个角色的呢？
IH：某种意义上，它带来了一种自由，因为它把你从那种最小化的感伤或心理化里带开，你不必去精确地处理“你是什么样的音乐”。它让演员变得非常自由，因为我觉得你不需要把一个角色太当回事，其实也没那么重要，这更像一个寓言。所以它带来巨大的自由，我是这样想的，这也是乌尔里克·奥廷格的想法和计划，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这部片子和《海德女士》（Madame Hyde，2017）也许是我仅有的两次饰演某种超自然角色的经历，某种意义上，是的，可以比较，因为我觉得……我有点混乱，因为我们也在卢森堡拍过《海德夫人》的一些部分；而且，我和塞尔日·博宗（Serge Bozon）拍过两部电影：《完美无缺》（Tip Top，2013）和《海德夫人》。可我喜欢这种比较，因为塞尔日·博宗的宇宙绝对不是现实主义的，也绝对非常有创造力，他把故事放在一种完全想象出来的现实里，这部电影也是如此。两种表演都非常快乐。
看起来你其实很享受扮演这种超现实的角色？
IH：嗯，我拍过很多电影；我的意思是，不是“很多”，但也相当不少了。只是没有太多像这部这样，因为这部真的非常特别，而且你也不希望你的任何一部电影看起来像前一部。所以这部就是它本来的样子，并不是所有电影都能拥有这么多想象力，但那就是乌尔里克·奥廷格。电影反映了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从来没有真的谈很多关于角色的事，在这种电影里，你并不需要去说“这个角色是谁、她是什么”。老实说，谁在乎呢？至少我不在乎。因为从一开始，尤其是在准备阶段，我就能感觉到我们要去哪里、要走向什么，它有一种完全超越时间的感觉。你不知道自己处于哪个年代，但你能确定的是：她确实会把人带到某个地方，光是通过她寻找那套魔法配方的方式，你就能明白：她可能是那个掌握某种答案的人——无论你心里有什么问题。你知道我在这部电影里最喜欢的是什么吗？我想是她消失的那一刻。我觉得那太精彩了，突然之间，她就不存在了。这不一定是一个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以角色驱动的电影。对话是由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参与贡献的。
你曾与她在另外两部电影中合作过，《马利纳》（Malina，1991）和《钢琴教师》（The Piano Teacher，2001），那两部电影都非常以人物为中心。你怎么看这种对比？至少就她在这部电影里的部分而言。你看到哪些不同？而且这部也更不依赖对白。
IH：嗯，我能看出来她是奥地利人，这一点很确定。我觉得这和某种奥地利式表达有关。那里有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也有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那样的人，那是一种在“非常尖硬”和“非常好笑”之间游走的东西，还有一种……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放肆。对，放肆，就是这种语气。它同样带来很大的自由，因为你可以和你说的话保持很大的距离；你可以很搞笑，但又很尖刻、很冷、也很荒诞。而这当然就是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和乌尔里克一起在剧本上工作时带来的东西，毫无疑问。
你在这部电影里说了几种语言语言，或者你的对手演员使用不同语言跟你交谈。对你而言，多语言的表演和工作环境是什么体验？
IH：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导演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回答了我们一开始可能会遇到的某种“阻碍”。因为我是法国人，而我周围主要是德语演员：比吉特·米尼希迈尔（Birgit Minichmayr）和拉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起初，在我们开拍之前，我问导演：电影的语言会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当你把不同国籍的人放在一起，最后会显得很假，你能感觉到那种合拍片的“拼接感”，你懂我意思吧。但后来她找到了办法——通过多语表演，甚至人们以为我会说很多语言。某种程度上是真的，但某种程度上也不完全是真的。因为如果你仔细看，我只说了几句德语。比吉特有时会说法语，拉尔斯也有时会说法语，但又恰到好处：足以模糊边界，足以让这种语言的多样性变得有意义，就像在模糊国界一样，这变得不再是问题。你不会说，“哦，这里有一个法国女演员，那里有一些德语演员”。不，它真的给电影带来一种很美的维度。因为我还说俄语，我甚至还有一句匈牙利语；匈牙利语很正常，因为伊丽莎白·巴托里（Erzsébet Báthory）原本就是匈牙利人。所以，是的，导演给这种语言的多样性提供了正确答案。
这个项目我记得是从1998年开始的，当时乌尔里克·奥廷格第一次构思它。我不知道你参与到什么程度，但我很好奇：这种长期项目如何在漫长的时间里激励你？你如何保持投入？
IH：我其实是很晚很晚才加入的。也许1998年是她真正开始构思这部电影的时间，但我大概是在十年前才加入的。一开始她想让我演女仆，后来又变成由我来演巴托里本人，这也很好;当然女仆也是个很棒的角色。
我不太记得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见面的。可能她把剧本寄给我了。但后来在蓬皮杜有一次她的作品回顾展，所以我更多是在那里认识她的,尤其是通过她的电影,因为她拍了大量作品，她拍了很多很多电影。她是一个“人物”,她不仅仅是电影导演，她是艺术家，她周围有一个完整的世界。
所以就会让人很想跟随她，在柏林的首映礼上就能感受到这一点。
IH：没错。因为那里有一种戏剧性——不管你怎么称呼它——一种非常戏剧化的东西。但同时，这部电影的语气也基本上给了我们所有人很大的自由，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我想对我们来说，另一个真正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拍摄的环境：那些布景、那些地点。维也纳的这些地方真的在某种意义上给了我们方向。
这部电影也非常由场域驱动的。
IH：是的，完全正确。还有服装，当然，还有发型。它会给你一种姿态。
我在哪里读到过：你是通过假发进入角色的。对这部电影来说也是这样吗？
IH：不，我不是美国女演员，她们会戴假发。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的头发。可能更多是“头发”的处理吧，因为发色不是我自己的颜色。但这取决于你拍的是哪种电影。
你在选择项目时，什么样的元素最让你兴奋？因为你既与非常资深的导演合作，也与刚开始拍长片的导演合作——你是怎么选择你想参演的项目的呢？
IH：嗯，当你决定拍一部电影时，“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什么都不代表。你可以是最有经验的导演，也可能不是，但我觉得归根结底，无论你以前拍过很多电影，还是一部都没拍过，在开机第一天，大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样的，因为一切都关乎当下，而经验并不真正重要，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前预判。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我觉得也必须一样，否则就意味着你会更信任更有经验的人，比如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或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而更不信任经验少的人。但事情的关键在于“信任”，所以无论你与第一次执导长片的导演合作，还是与经验丰富的导演合作，你都需要同样的信任。你需要那种完全的信任。那就像你和对方签下一个约定，不管他是谁。
我一直很惊讶，你和米娅·汉森-洛夫（Mia Hansen-Løve）后来竟然没有再合作。
IH：哦，我非常希望能再合作。她太可靠了，而且我很爱那部电影《将来的事》（Things to Come，2016）。她刚拍完一部电影，或者正准备拍一部关于玛丽·雪莱故事的电影，我想是这样。但与此同时，她还拍了另一部。我很想再和她合作，她非常有才华。尤其是那部电影，我觉得特别棒，太精彩了，我很高兴你提到它。
你接下来还有一部与阿贝尔·费拉拉合作的新片。有什么能谈的吗？不过现在可能有点早。
IH：我只能说，我非常非常享受和他合作，真的非常、非常棒。我很喜欢我的角色，我在片中是一个作家——以及作家这个身份所包含的一切。你知道的，一切都关于想象力，以及想象力的力量。这是一个很美的角色，我很喜欢和他合作，是的，我也很期待。我还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我非常好奇，希望你很快就能看到。在当下去“代表一部伊朗电影”将会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毫无疑问，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