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惊闻汤尼·雷恩斯（Tony Rayns）辞世，我深感悲痛。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国际电影文化中，他是最重要、最富洞见、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对我而言——一如对许多人——他不只是一位极受敬重的同行，更是一位朋友，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位引路人。
众所周知，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在增进西方对东亚电影的认知与理解上所起的关键作用。哪怕你从未读过他的一个字，从未看过或听过他为 DVD／蓝光录制的那些精彩导赏与评论音轨——只要你对中国、香港、韩国、台湾或泰国的电影稍有了解，那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汤尼对那片土地上的电影所倾注的热忱与深情。可若只把他归类为”亚洲电影的头号专家”，实在是委屈了他。他对电影的整体熟稔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何况他的兴趣远不止于电影——比如说，他还是法国连环画〔bandes dessinées〕与图像小说的行家）。也难怪，被定型为”亚洲通”，有时会让他略感无奈。
若记忆无误，我头一回在印刷品上注意到汤尼的名字，是在 1976 年底、我抵达伦敦几个月后：他为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塞巴斯蒂安》（Sebastiane）写的那篇 Time Out 影评文字之鲜活，当即说服我在首映周末就去看了那部看似相当”小众”的片子。彼时汤尼早已是卓有声望的影评人、记者与全能影痴：离开剑桥（他在那儿办过好几个电影社团）之后，他参与创办了短命的杂志《电影升起》（Cinema Rising，部分源于他对前卫与地下电影的兴趣），并定期为《视与听》（Sight & Sound）、《每月电影公报》（Monthly Film Bulletin）与 Time Out 撰稿。他甚至被视为新德国电影（New German Cinema）的权威（编过一本极精的 BFI 法斯宾德〔Fassbinder〕专著），也是日本电影的行家（可惜他那本沟口健二〔Mizoguchi〕的书始终未能问世）。而当我初识他其人——我在电光电影俱乐部（Electric Cinema Club）工作那些年，他偶尔会来；1980 年我头一回、也是唯一一回去爱丁堡电影节，还记得与他及其好友斯科特·米克（Scott Meek）有过几场极愉快的长谈——他显然十分乐意就形形色色的电影一吐胸臆。据我所见，这一点从未改变。他对电影的兴趣直到最后一刻都兼容并蓄、无所不包。（也正因如此，他才那样钟情于博洛尼亚的”重现电影”节〔Il Cinema Ritrovato〕——去世前不久，他还在那里。）*
然而 ，1980 年对汤尼来说是改写命运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他与米克合著的《电光幻影：中国电影四十五年》（Electric Shadows: 45 Years of Chinese Cinema）出版了。此书是为配合国家电影剧院（National Film Theatre）一场规模可观、开风气之先的展映——世界上第一次中国电影回顾展——而写；这场展映，是他俩前一年走访上海各制片厂之后亲手策划的。那次展映，无疑为汤尼的未来定了调。作为 ICA 电影院阿奇·泰特（Archie Tait）、西蒙·菲尔德（Simon Field）、大卫·辛（David Sin）等策展人的朋友与顾问，他起初便力促人们去关注开创性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尤以陈凯歌（《黄土地》）与田壮壮（《盗马贼》）为最。而这只是一桩大事的开端：随着时间推移，由于汤尼常年身在东方，又担任伦敦、鹿特丹、温哥华等地电影节的选片顾问，他得以看见——并支持——贾樟柯、徐克、许鞍华、吴宇森、王家卫、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洪常秀、李沧东、张善宇（汤尼曾为他拍过一部片子）、奉俊昊、陈英雄（Tran Anh Hung）、北野武、三池崇史、大友克洋、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这些人的早期之作。（名单几乎没有尽头，而我这份简短的列举，想必漏掉了不少重要的名字。）就我个人而言，我在主编 Time Out 电影版时能结识其中一些电影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汤尼与 ICA 诸君；更重要的是，英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受惠于汤尼那卓越的工作——作为影评人、访谈者、电影作者、策展人、字幕译者、翻译、探路人与倡导者——把这些以及其他电影人带到了我们眼前。能改变或拓宽观众观影习惯的影评人本就不多，而汤尼无疑是其中一位。
尽管如此，一如我所说，汤尼的趣味远为宽广。**这一点，从他为电光电影院重映约瑟夫·H·刘易斯（Joseph H. Lewis）那部——诚然精彩的——1955 年黑色 B 级片《黑帮末日》（The Big Combo）所写、几近传奇的那篇 Time Out 影评便可窥见：影评开篇即断言”这几乎可以肯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结尾则道，”令人眩晕如亚硝酸戊酯，欲罢不能如踩死虫豸”。（汤尼后来坦承，写那篇时他大概有点醉意；可那又何妨——它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招来绕街排起的长队，也点燃了人们对刘易斯此前一直被忽视的作品的普遍好奇。）后来，我有幸也有幸约请并编辑汤尼的稿子，主要是为 Time Out，也为一本书、以及 BFI Southbank 的手册文字。他总是坚持交出”干净”的稿件——事实、拼写、标点、语法、句法一概无误——而它们又总是那样清澈、犀利、意蕴丰盈，且（只有编辑才懂这有多难得）字数恰如所需：一言以蔽之，凡编辑所能奢求的，他都给足了，而这样的作者，你极少遇上。有一阵子，我请汤尼负责 Time Out 的电视电影版；读他写劳莱与哈台（Laurel and Hardy）、经典西部片、老派歌舞片、英国情节剧——这些与东亚电影迥异的题材——实在是一种享受。而我也常觉得自己在从中受教。正是因为汤尼把它们列入了他的《视与听》十佳，我才发现了鲍沙其（Borzage）那部崇高的《战地春梦》（A Farewell to Arms）与约翰·法罗（John Farrow）惊心动魄的《五人归来》（Five Came Back）。也正是通过汤尼的文字，我才结识了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作品。我还记得在《每月电影公报》上读他谈莱昂内（Leone）的《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只觉那是我所见对该片最敏锐、最有洞察力的解读。读他的评论时，我通常都有这样的感受。
诚然，晚年的汤尼，待人接物有时会显得难处、迟钝或暴躁；这究竟与他持续的健康问题有关，还是缘于一生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四处寻活的那份不安全感，我无从知晓。所幸，我与他的关系始终十分融洽，只可惜疫情之后，我仅与他重聚过一次。但四十五年间那许多次的相遇，我都满怀深情地记着——也满怀感激，因为他分享起自己的热爱来，可以那样温暖而慷慨，也曾以种种方式支持、帮助过我。每当忆起汤尼，我眼前浮现的，总是他那张笑意盈盈的脸；午餐、晚宴、派对，他都是极好的伴儿；纵然这份事业需要何等辛勤的付出，他显然深爱着自己这一生浸在电影里的日子。
几个月前，我曾写到已故的彼得·豪登（Peter Howden）——多年前我在电光电影院的老板——如何塑造了我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在那些同样深刻影响过我的影评人当中——不只影响我对电影的趣味，也影响我关于写作的思考——我会把汤尼（连同同样伟大的汤姆·米尔恩〔Tom Milne〕）放在我个人心目中的最高一档。安息。
—
*＊ 汤尼对电影兴趣之广，从他为理查德·劳德（Richard Roud）那部百科全书式的两卷本《电影：批评辞典》（Cinema: A Critical Dictionary，1980）所撰词条便可见一斑——作为最年轻的撰稿人之一，他写了雪莉·克拉克（Shirley Clarke）、罗杰·科曼（Roger Corman）、菲利普·加瑞尔（Philippe Garrel）、默文·勒罗伊（Mervyn LeRoy）……以及香港电影。2001 年我邀他为《电影：影评人之选》（Film: The Critics’ Choice）撰写国际电影部分（美、英、欧洲除外），他选择写了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与菲律宾的电影，但也写了墨西哥、土耳其、马里、伊朗与印度。此外，从 1982 到 2022 年，他每十年为《视与听》影史评选投的票也很值得一看——每一次，都是不同的十部。*
*＊＊ 我清楚地记得，大约在 1990 年代末或 2000 年代初，我在国家电影剧院附近偶遇汤尼，告诉他我最近重看了几部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二十多年前正是他把我变成了影痴——的片子，此前我曾有二十来年把他斥为过于悲观、过于文艺而弃之不顾。”那是自然，”汤尼笑着附和，”伯格曼是伟大的。我也一样，离开一阵子之后，又像浪子回头般，重新扑回约翰·福特（John Ford）的电影里。”*
📝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I tools, then reviewed and edited for clarity, accuracy, and style by the Cinephilia editorial team. It is published by Cinephilia.net for non-profit educational purposes only. All rights belong to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the publication as mentioned below. If you are a rights holder and wish to request removal, please contact us at cinephilia@cinephilia.net
｜Copyright Notice： Ethical Use & Content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