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拍了一个高三，福建西南的一个县城，好象是武平一中，很模范的那种，老师巨敬业加和蔼，学生基本不打游戏。好一个标本。果然《高三》在北京放映的时候来了几个他们的校友，都是北大清华什么的，还有一个虽然离开了北大但依托这个母校办着个公务员的经济进修班，请教授们给各地官员讲课，属于现今发财三大门类之一：当官的、卖药的、办校的。很有点社会精英的意思。也是标准的邓小平时代提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针对的人群。
我也是此人群之一份子。诚惶诚恐，常担心富早了或富大了。不是担心再次革命，而是自认没什么福分，有点凑合过着就不错了，标准的封建意识，一直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主动进取这个精神层面上来。后来电视都不敢多看，看多了一想“更高更快更强”这样的口号都是冒着血汗的资本主义毛孔。而我既不想当螺丝钉，也不想当毛孔。并且自闭得很，发现周围谁是螺丝钉或毛孔，会主动避免接触。
所以我有点反感被周浩详细拍摄下来的武平一中。其实是反感高考这一套。反感之盛，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无可逃避。此一生，彼一世，无可逃者，唯死亡而已。现在比死亡多一位，守在成人仪式上。起码封建社会还是拿结婚生孩子这种不思进取但烟火气浓厚的事情当成人礼。仅此一条，我根本不打算认为社会在进步。
与周浩这作品相对照，人们比较容易想到的是美国怀斯曼的《高中HIGH SCHOOL》，香港张虹的《中学SECONDARY SCHOOL》。其实勉强还可以算上法国克莱尔 德尼的《课间休息》。张虹作品里学生都特别低眉顺眼，教/学双方感受到的压力同样建立在双方的善意基础上，而且与教学质量完全没有关系。她的作品完成后引起了香港中学教育制度的一点变化，周浩的作品不知道能不能有这样的效果，这是我个人对社会体制的灵活程度和善意的理想化揣测。按照以前一些比较真实、全面、深入的纪录片在央视播出的效果来看，体制如果对此有反应，也往往是负面的，只在里面看到收紧镣铐的必要性，比如当时康健宁等人的《当兵》引起的反应。
另一个可以比较的是故事片。多数在鼓励孩子好好读书。以前我有个学生写了个剧本叫《高四》，是他们当地对复读班的戏称。他说他们那里有读到高八的。他是河南安阳人。同为河南的，信阳人杨超，拍了个《旅程》，是两个青年人不断逃出来，躲避复读，到广大的社会中去享受普遍的不公正，并不断回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