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中有一部菲利普·杰迪克（Philipp Jedicke）拍摄的传记体纪录片《闭嘴弹琴》（Shut Up and Play the Piano），纪录曾得过葛莱美大奖的加拿大音乐家、作曲家、钢琴演奏家和娱乐表演艺人Chilly Gonzales的传奇故事，电影不仅诙谐，也充满自我反思和自我嘲讽，不仅如实描绘这个以浮夸自大著称、行事另类而且时时寻求关注的艺术家，并同时对我们当代的媒体文化现象提出思索。
为还在世的人物纪录立传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当这个人物和Chilly Gonzales 一样多才多艺也变幻莫测。我觉得非常难得的是，《闭嘴弹琴》平衡了各种元素，一方面加入导演的电影美学视角，也真实呈现人物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交织不同层次的虚构性，提供强烈的娱乐效果，对待这位广泛启发影响其他当代音乐家（包括Feist、贾维斯·考科尔、Peaches、蠢朋克和德雷克）的传奇性人物可以说得上是公正持平的。这部纪录片从他当年在加拿大音乐界以“Gonzales”之名开启职业音乐家生涯追溯起，在柏林90年代后期地下朋克次文化场域大获成功，之后去了巴黎，一直拍摄到近期在科隆爱乐穿着浴袍和袜子的音乐会演出。一些从未发表过的影片像是Chilly Gonzales自己拍摄的视频，用一种嬉闹顽皮的方式和新拍摄的采访材料、音乐会的现场录像以及虚构的戏剧化场景混合剪接在一起。
我们一路看着他音乐风格的变化，从柏林时期的爵士、流行、朋克、rap、freestyle、电子音乐，转变为钢琴独奏和更加成熟的混搭，结合古典钢琴作曲和流行音乐脉动，兼顾音乐性与娱乐价值。他非常善于利用音乐创作中所有超脱音乐以外的元素来吸引观众和媒体的注意，替自己建立了一种另类的舞台性格，甚至在2003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还曾经大声宣布参选柏林地下音乐的总统职务。有一次他真的跳进一架平台型大钢琴“里面”，然后还要求一脸震惊而且看上去很严肃的爱乐观众举着他玩人群冲浪 。这部纪录片和Chilly Gonzales的各种行为艺术玩成了一片，不但一起上演了一场Chilly Gonzales寻找Chilly Gonzales的替身的选角秀，还让他与事先录制了以后放映在电视屏幕上的贾维斯·考科尔进行互动。我们自始至终无法得知纪录片何时结束，虚拟的戏剧世界何时开始，也不知道Chilly Gonzales何时以真实自我的身份出现，何时则以舞台上的Chilly Gonzales角色出现。所有的界线都故意模糊不清，所有的疆界也被有意地跨越了。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在柏林电影节看到好几部传记式电影（今年除了《闭嘴弹琴》之外，还有同在电影大观项目中著名歌手M.I.A.的传记式纪录片《玛琪，玛雅，米娅》），这种电影类型在中国并不流行，特别是当涉及音乐家的传记电影，或者传记式的纪录片。中国最为人所知的传记电影应该得算上陈凯歌的《梅兰芳》（2008），把纪录片式的真实生平和虚构戏剧故事交织在一起，描绘现代中国京剧艺术家中最著名的梅兰芳的艺术和爱情生活。另外，也许是因为她的传奇人生经历过伪满洲国、抗日战争和避难移居香港，作家萧红的人生故事已经登上两次大银幕，一次是霍建起2012年拍的《萧红》，另一次是许鞍华2014年拍摄的《黄金时代》，在当年的金马奖夺下最佳导演奖。至于传记体纪录片方面，王兵2007年的《和凤鸣》和2017年的《方绣英》都专注于为那些被边缘化和被遗忘的人发声，而贾樟柯的2006年的 《东》和2007年的《无用》则把焦点放在画家刘小东和时装设计师马可身上。
为什么中国电影中看到的传记体剧情片或纪录片相对较少？为什么与其他地方的电影制作相比，中国当代音乐人的传记故事很少被拍成纪录片？ 这都是一些一时之间难以回答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应该牵涉昂贵的音乐版权和与常常与被拍摄人物陷入法律争端等等棘手的制作问题，也因此拍摄孙中山先生、孔子和阮玲玉这样的历史人物会比较容易绕过这些难处。
传记式纪录片的导演视角和被拍摄人物产生冲突的例子很多，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8年圣丹斯电影节《玛琪，玛雅，米娅》（Matangi/Maya/M.I.A.）的首映会，这部纪录片自电影导演史蒂夫·洛夫里奇（Steve Loveridge）取得M.I.A.的自拍视频和未发表的影像片段以来已经过了十余个年头，电影主要纪录她作为音乐家、作为种族与社会议题活跃分子，以及作为一个人的种种历程。M.I.A.与全场观众一起在首映会上首次观看电影之后，公然抱怨导演洛夫里奇把她最酷的部分都剪掉了，她说如果自己拍摄的话就不会把电影拍成这样。与此同时，最近筹拍中的一部传记式电视剧想取材风靡中文和日语音乐世界的歌星邓丽君，制作方尝试取得她那些在70和80年代大受欢迎的48首歌曲的版权时看来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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