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从西伯利亚古拉格集中营逃跑出来的“罪犯”，一往南，徒步穿越西伯利亚、蒙古、西藏、喜马拉雅，在缺粮断水、经过雪山的严寒、沙漠的酷暑一路还要躲避苏德爪牙的险境中，最终到达英属印度。4500英里的险途只有一个目标：自由。
这部电影基于Sławomir Rawicz的畅销书《the long walk》改编，1956年出版的这本书是第一部披露古拉格真实状况的作品，比索尔仁尼琴的那本著名的《古拉格群岛》还要早。Rawicz声称这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书也是当作自传来写，但在几年前BBC做一档关于这个长征的广播节目时，发现Rawicz虽然曾被关在古拉格，但从未逃跑，而是在1942年一次大赦中被释放，返归波兰军队，并被派驻中东。随后，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印度加尔各答和澳大利亚陆续有人称自己才是从集中营里逃出的人，Rawicz偷了他们的故事。种种迹象都表明，Rawicz道听途说了其他古拉格生还者的事迹，并加上自己的古拉格经验，半真实半虚构的写出了这部书。但有一群人从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逃出，徒步到印度的故事是确凿无疑的.以《The Truman Show 》《Dead Poets Society 》为观众熟知的导演Peter Weir被这个故事迷住，于是便有了自他上一部Master and Commander: The Far Side of the World之后，7年来第一部电影：the way back.
其实无论电影或者原著小说有多少虚构的地方，这个逃跑的故事至少对中国观众来说应该有相当的说服力。电影开场，在苏德瓜分后的波兰，苏方监狱里，前波兰士兵Janusz被妻子指证为间谍。莫须有的罪名、亲人在威逼下的谎言与背叛都在监狱墙上斯大林画像冷峻的眼神下发生。
Janusz和另外几名士兵同伴被送到了西伯利亚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第一天，他们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的狗、哨所、枪、铁丝网不是你们的监狱，西伯利亚严酷的环境才是你们的监狱。古拉格缺少食物、卫生恶劣、冰天雪地中囚犯们要做伐木工和矿工，而且罪犯可以随意欺压政治犯，因为小偷、强盗这样的罪犯还算是“人民的朋友”，而政治犯是“人民的敌人”。每天都有在苦劳下消耗完所有生命力的人们在暗无天日的暴风雪与饥寒交迫里死去。所以有一群人选择宁愿死在逃亡的路上。在一场夜间暴风雪中，Janusz和几个人剪破铁丝网，逃过追捕，开始自由追寻之路。
逃出的人中有年老的美国工程师、患有夜盲症的神学生、画家，还有曾经欺压政治犯的暴徒。现实、理想、怜悯、艺术、暴力、勇气、智慧、信心……人性种种在这个小群体里各占一角、各司其职。
靠着太阳辨认识方向，他们一路往南去蒙古。神学生最早在黑暗和严寒中死去。不久后，有一个从集体农场逃出来的孤女加入了他们。当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蒙古边境才发现，界碑上刻了五角星，挂了斯大林的肖像，苏联和蒙古“握手”联合。暴徒不愿离开祖国，最终留在苏联境内，其他人决定冒险穿越西藏，翻过喜马拉雅雪山去印度。更多的人死在缺水的戈壁沙漠，美国工程师到达西藏后决定前往拉萨找那儿的美国人想办法回国。余下连同Janusz在内的三个人，终于走到了绿色茶园遍布的英属印度。
电影取景在摩洛哥、印度和保加利亚，季节巧妙随地理环境变换，雪山、森林、河滩、沙漠的转换中暗示了慢慢旅程所消耗的时间。虽然对话少而精简，始终都是“继续向前”单一目标驱动和支撑故事，但与不同野生动物、气候、地理状况的遭遇制造了张弛有度的节奏，让这个以“绝地生存”为绝对主体的影片毫不枯燥。
电影后半段，美国老人的故事和Janusz逃跑的动因逐渐揭示——一个是为了惩罚自己将儿子带到苏联，儿子却被苏俄枪杀，用苦旅折磨自己；一个深知妻子将会为做伪证自责痛苦一生，一定要回家告诉妻子他的宽恕——生存故事背后的含义由此被扩展和丰富。这条漫长的旅程通向的是身体自由与心灵的双重自由。
电影开头古拉格的故事拍得非常精彩，可惜意犹未尽之时，故事就开始转向。但对苏联统治的嘲讽和批判并没有止于逃亡之路。有两个情节最引发对那段历史的深思：一是那个不肯离开苏联的罪犯Valka胸前纹了斯大林和列宁的刺青，胳膊上还有镰刀锤子标志，当别人嘲笑他时，他愤而捍卫这两位大人物，说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一是当这群人来到蒙古边境一座佛教寺院，本以为僧人会收留他们过夜，却发现院内佛像倒地，一片狼藉。女孩问Janusz这儿发生了什么，Janusz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家乡的教堂。
结尾处是全片的点睛之笔，一双脚走着走着，出现黑白新闻片，“走过”二战结束，“走过”苏联入侵东欧，“走过”柏林墙的树立和坍塌，“走过” 波兰解放，一直走到电影里曾反复出现的Janusz的家门。从花坛下取出钥匙，打开房门，年老的Janusz和妻子相拥痛哭。历史走过残酷、背叛、谎言、折磨，求生求自由的意志一直走到了最后，到了人性回归和宽恕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