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导演不顺时给一把帮助”

每天晚上会有2400人登上红地毯,人的大脑最多只可能记住四五百人,你不可能认识所有人。这是一个很疲惫的职业,需要具备快速反应能力。这有点像导演,你必须快速做出决定。有时你会犯错,但是没关系,重要的是要下决定。时间就是金钱,不可以总是等。电影节也是一个道理。———吉尔·雅各布

戛纳国际电影节主席吉尔斯·雅各布始终处于焦虑之中,他站在红地毯上,一直担心的是电影节会否因为某个意外瞬间停止；首映典礼是否能够准时放映；某个明星会不会突然耍脾气；假如一部电影的拷贝不能如期到达；万一有个恐怖分子占据了电影节的放映室……刚刚结束的第64届戛纳电影节果然发生了意外:戛纳常客、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在新片《忧郁症》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他理解、同情希特勒,即使希特勒“做了点错事”；他甚至公开宣称,发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纳粹”,引起全球哗然。

1930年出生在巴黎的雅各布,其父亲是犹太籍,曾在炮兵团担任团长,战争中被捕押往德国监狱,雅各布自己为躲避纳粹也跟随母亲去了尼斯。

面对记者的采访,雅各布表示得知拉斯·冯·提尔的言论之后,自己首先是抛开了信仰,召集戛纳影展管理委员会成员,集体投票将拉斯·冯·提尔驱逐出戛纳,但保留了他的电影在戛纳参赛的权利,因为电影本身并没有错。

对雅各布的专访是第64届戛纳电影节结束后,在戛纳电影节的巴黎总部进行的。

雅各布正在办公桌前处理文件,他面前是几百封需要处理的信件,还不包括数量更为可观的电子邮件。雅各布说,凡是收到的信件必回无疑,这是起码的礼貌,也是为未来考虑:“如果一个电影人感到戛纳的敌意,或者有很多挫折感,未来可能就不愿再来,而转投其他的电影节,你就可能丢失一个潜在的供应商。”“做一个电影节领导者,永远不要头脑发胀,野心勃勃,应该始终懂得站在阴影里。”雅各布告诉记者,“对我来说,惟一值得重视的人,是各个领域的艺术家,刚刚在巴黎罗朗·卡洛斯赛场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网球运动员李娜获得了女单冠军,在我看来,她也是一个艺术家。”

“拉斯·冯·提尔真是太蠢了”

记者:今年戛纳电影节上,拉斯·冯·提尔因为失言被戛纳驱逐,当时是怎么决定的?

雅各布:今年拉斯·冯·提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辞,让不同类型和社会阶层的人感到震惊。这在戛纳是第一次有人为希特勒伸冤。我们可以接受幽默,可以开玩笑,但是有的内容却不可以。

我首先做了减法处理,去掉我个人的信仰经历,从戛纳电影节的总体利益来考虑利弊。当时存在两种分歧,一类人说这只是一个玩笑,他很愚蠢,不要把这当成一回事；有的人则认为应该将拉斯·冯·提尔和他的电影都除名。

我召集了戛纳影展管理委员会成员,第二天一早在我办公室紧急集合,然后讨论了一个半小时。正反两方争论异常激烈,最后以投票的方式表决。委员会成员一共28位,当时出席的有20位,已经很多了。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烈辩论,就有了后来的结论。

记者:面对危机,戛纳的处理原则是什么?

雅各布:我赞成对做错事的人处罚,但是不针对电影,电影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一部电影是几十上百人的辛苦结晶；艺术作品就是艺术作品,有许多名著的作者也很糟糕,就像作家赛利纳,他完全值得被驱逐或者坐监狱。

我想这次惩罚之后,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在戛纳出现了。

记者:此后拉斯·冯·提尔接受一家英文报纸采访,表示和电影节主席雅各布以及总监弗雷茂还是好朋友,这是否意味着,今后他还有机会来戛纳参赛?

雅各布:我们已经确立了立场,不针对作品惩罚。他已经发表宣言承认做错事表示道歉,并撤回所说。这虽然不够,但至少他拿出姿态承认自己做了蠢事。我们有过长时间的交谈,我把自己的想法和他说了。他是我一手挖掘的导演,所有影片都来过戛纳。这对我当然很难受,一个你一直以为非常了解的人,突然间却发现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我很失望,但我不想对他的意图深究。对我来说,一个艺术家不应该如此愚蠢。哪怕仅仅是对他的影片而言,也许他本可以拿到金棕榈。我们曾讨论过,影片完全值得,真的,他太愚蠢了。

“不能丢失一个潜在的供应商”

记者:一个真正合格的国际电影节应该具备哪些必要条件?

雅各布:首先是选片,应该有能力挑选出一年中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或者至少是影展开始前已存在的好片。有一个好的片单,好的评委团,好的获奖名单,还要有很好的参与率,这一点很重要。

记者:怎么定义一份好的“获奖名单”?

雅各布:戛纳每年有2000部左右电影报名,我们从中选出20部进入主竞赛单元,还有其他单元的选片,全部加起来50部左右。在这些主要影片中,会有五六部是精品中的精品。如果这几部可以在最后的获奖名单中找到位置,这就很好,如果几部最后没有得奖,那这份奖项名单就不算彻底成功。

记者:事先确定好“金棕榈”?

雅各布:我个人对金棕榈并不是格外看重,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五六部好片都在最后的获奖名单中,如果最后的奖单果真如此,就说明评委团发挥到了应有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工作就算不上很好。

但我们完全不会对评委表达我们的期待,因为操纵评委不是一件好事情。每年评委都会变动,这是一大优点。在法国的文学评选中,总是一成不变的评委,他们可能是作家,可能是出版商或出版社经理,彼此都很熟悉,容易建立同事朋友关系网,对最后评奖很不好。我们每年选择不同国家、不同职业和不同性别和年龄段的评委,来获得最佳评选效果。

记者:2011年的奖单中,这些精品都包含在内了吗?

雅各布:没有全部,比如南尼·莫莱蒂的《教皇诞生》,我觉得这个影片应该有奖的,或者至少是奖励米歇尔·皮寇里的精彩表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勒阿弗尔》也值得进入奖单中。也许换了别的评委就会给奖。

记者:在电影节前,你没有看过所有这些参赛作品?

雅各布:电影节前我没有都看过。我有一个总监可以帮我选片,这是一个我做了28年的工作。一年中从1月到5月,我们几乎只做这一件事,每天必须看5到6部影片,有时甚至更多。

我们有几个不同的选片委员会,因为有太多片子,我们干不过来了。现在出现了DVD,邮寄一部片子过来几乎花不了什么钱,所有的人都会把片子寄过来,即便他知道根本不可能在戛纳展出。我们却不得不每一部片子都看,自己没有时间就请别人帮着审查。

还有就是协商时间。那些导演、制片都想来戛纳,看完片子后,会询问意见,为什么你们不要这部影片,需要给出解释,打电话、来访、约见面,所有这些都占据许多时间。

记者:拒绝一部影片的时候需要给出理由吗?

雅各布:是的,或者解释,或者他们需要一些建议,这花费的时间难以想象。对被拒绝的电影给出解释,拒绝得越多,花在解释上的时间就越多。

因为你还要考虑未来,如果一个电影人感到戛纳的敌意,或者有很多挫折感,未来可能就不愿再来,而转投其他的电影节,你就可能丢失一个潜在的供应商。

“我从来不跟导演编造故事”

记者:四五十年来,戛纳电影节的办节方针和路线变化了吗,朝着什么方向?
雅各布:戛纳的办节路线改变了,早在我进入戛纳之前,电影节最初的人们还没有明白,电影节最重要的是导演。那时有人会说,这是一部费尔南多主演的大片、这是卡特琳娜·德娜芙主演的大片,等等。

1950、1960年代,出现新一代导演,他们很多都来自像《电影手册》这样的专业影评杂志,对电影精通,个个如同电影史学家。这时候大家开始明白,一部影片中真正的明星其实是导演。

这时候电影发展也开始倾向于作者电影,我个人也更着力发展这类电影,接纳一个导演的所有作品。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那些导演不顺时给一把帮助,在他们上升时关注他们。但每次都和导演们很好地解释清楚,以保持良好的关系。保持好关系极其重要,我从来没有给他们编造故事,总是坦率地说出真相,向他们展示,我喜欢电影,我对电影很了解。

不久前,我刚帮助了一个出现资金困难的导演,通过不同的演员来帮助他,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

记者:戛纳电影节预算资金的构成是怎样的?

雅各布:戛纳电影节的总预算在2000万欧元左右。50％由公共资金组成,包括戛纳市政府,普罗旺斯———蓝色海岸地区政府,当地省份,还有国家影视中心。之后还有各种私人性质的资金构成,我们向电视台售出戛纳电影节开闭幕式和其他一些活动的转播权,然后是经常和公众相连的赞助商。

记者:如今的戛纳一方面越来越热闹,一方面商业气息也越来越浓,戛纳是否正在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

雅各布:这些年戛纳得到无比巨大的发展,所有一切都紧随其后。以前从卡尔顿酒店到旧电影宫,也就80米的距离,明星们安静地步行就过来。但那时戛纳的游客也就四五百人,不像现在有四五万人。以前电影宫前可能也就几十个人,现在多时却可能上万,一个明星怎么还可能像以前那样散步街头?

但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不可能再吃回头草,该怎么办?就要接受已经确立成型的程序,红地毯、摄影秀,新闻发布会,官方电视采访,电影节记者采访,这些都是参加戛纳影展电影人的必须历程,之后记者作为接力棒传给观众。

【《南方周末》记者袁蕾对此文也有共享，感谢！】